在郁達夫散文中，其強烈的傷感情緒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頹廢，一是憎恨。既然生活是無味的，自然是死板的，自我也是廢物——既不能事業有成，又不能擺脫苦悶，郁達夫就干脆自我放縱，手中有幾個錢就大嚼一番，喝個亂醉；情感與性欲無法得到正常滿足，就偷看女人，尋妓女，聽土娼與客人調情，想上妓院（見《還鄉記》、《感傷的行旅》、《歸航》）。拼命地發泄一個人的本能，竭力要在病態中滿足自我。這種情感和行為顯然具有消極性，這是郁達夫散文中不健康的內容，但卻絕不是反動的內容，絕不是與時代思潮格格不入的情調。郁達夫主要是以這種病態來發泄一個從封建禮教羈絆中覺醒了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苦悶。這種不健康的色彩下面仍有著五四“人的發現”所寄寓的積極的意味。
與之相比，郁達夫由感傷所發生的憎恨情緒其積極意義就更為鮮明了。他恨什么呢？首先是恨社會，在《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中，郁達夫以憤世嫉俗的筆調，在幾分玩世不恭，幾分無奈，幾分感慨中將社會的黑暗，下層人的不幸，來了個痛快的揭露，將自己對社會的憎恨作了十二分的強烈的表現。
由這種對社會的恨，郁達夫又自然地慨嘆自己生不逢時，對自己所處的時代表示了不滿。在郁達夫的筆下，他所處的這個軍閥混戰的時代，是最黑暗、最糟糕、最不人道、最無趣味，最無價值的時代，也當然就是最可憎惡的時代。在這里，這位被傷感折磨得無處解脫的人，將他的所有不幸，所有煩惱，所有悲苦，一齊傾向這個黑暗的時代，向一個不人道的制度發出了一個哀鳴著的青年的控訴，表現了顯而易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傾向，這種傾向雖不能說很深刻，但鮮明的態度、強烈的情緒卻也給這種傾向涂上了積極戰斗的色彩。
與之相比，郁達夫由感傷所發生的憎恨情緒其積極意義就更為鮮明了。他恨什么呢？首先是恨社會，在《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中，郁達夫以憤世嫉俗的筆調，在幾分玩世不恭，幾分無奈，幾分感慨中將社會的黑暗，下層人的不幸，來了個痛快的揭露，將自己對社會的憎恨作了十二分的強烈的表現。
由這種對社會的恨，郁達夫又自然地慨嘆自己生不逢時，對自己所處的時代表示了不滿。在郁達夫的筆下，他所處的這個軍閥混戰的時代，是最黑暗、最糟糕、最不人道、最無趣味，最無價值的時代，也當然就是最可憎惡的時代。在這里，這位被傷感折磨得無處解脫的人，將他的所有不幸，所有煩惱，所有悲苦，一齊傾向這個黑暗的時代，向一個不人道的制度發出了一個哀鳴著的青年的控訴，表現了顯而易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傾向，這種傾向雖不能說很深刻，但鮮明的態度、強烈的情緒卻也給這種傾向涂上了積極戰斗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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