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問對蒙古國的態(tài)度有一個矛盾變化的過程。他痛心于金國被蒙古滅亡,對金哀宗天興二年(1233年)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投降蒙古和出賣金朝后妃大臣極為痛恨,但對崔立開門投降,客觀上使汴京百萬生靈免遭一朝全部涂炭死亡之禍又并不完全否定。因此,他被脅迫參與了為崔立撰寫功德碑的重要政治事件,這也是他后來一直耿耿于心、別人對他指摘嘲諷的重要口實。在金元交替之際,元好問的思想十分痛苦和矛盾。他一方面痛心金朝的腐敗和混亂,希望有一個除舊布新局面的出現(xiàn),當他看到金朝被蒙古滅亡已成定局后,就把金朝那54位“天民之秀”推薦給蒙古國這個“維新之朝”。對于那些歸降蒙古國的金朝舊臣如耶律楚材、張桑、嚴實、趙天錫等,只要他們曾為減輕金國人民少遭屠戮之苦做過一些好事,他都能夠予以諒解。他在蒙古國生活了二十四五年,通過這么多年的觀察,他對蒙古國的看法逐漸發(fā)生變化。他對中原那些出仕蒙古國的漢族世侯如上述張柔、嚴實等能夠興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表示贊賞。尤其對蒙古賢王忽必烈重視儒學、大興學校,實行較利于發(fā)展經(jīng)濟文化的政策十分感激;對忽必烈擊滅云南地方勢力,取消它的半獨立狀態(tài)、恢復漢唐舊疆的赫赫功業(yè)特別欽佩,為其歌功頌德。從而他逐漸把蒙古國政府看作像漢唐那樣值得自己驕傲的合法正統(tǒng)的政府,在他的《劉時舉節(jié)制云南》七律詩中,他直接稱蒙古國為“漢家”:“云南山高去天尺,漢家弦聲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極”。漸漸地,元好問也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國的一個臣民,對立的情緒逐漸消失。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元憲宗二年(1252年)春夏之間,元好問雖已63歲高齡,卻還是與他的好友張德輝一起北去覲見忽必烈,請求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忽必烈非常高興地接受了。他倆又提出蠲免儒戶的兵賦,忽必烈也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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