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凈(635—713)唐代高僧，著名佛經翻譯家。俗姓張，名文明，唐齊州(今山東省濟南地區)山莊人。
因慕法顯、玄奘之高風，于十四歲出家。及從慧智禪師受具足戒后，學習道宣、法礪兩家律部的文疏五年，前往洛陽學《對法》(《集論》)、《攝論》，又往長安學《俱舍》、《唯識》。唐高宗咸亨元年(670)，他在長安曾和同學處一、弘袆等相約西游;但處一未能成行，弘袆亦至江寧而中止。后來他途經丹陽，有玄逵同行。翌年(671)，他在揚州坐夏，遇著將赴龔州(今廣西僮族自治區平南縣)上任的州官馮孝詮，一同去廣州，得到馮氏的資助，這年十一月間，從廣州搭乘波斯商船泛海南行。這時只有他弟子善行相隨。他們海行二十天到達室利佛逝(今蘇門答臘)，停留了六個月，在此學習聲明。善行因病返國，他即孤身泛海前行，經末羅瑜(后改隸室利佛逝)、羯荼等國，于咸亨四年(673)二月到達東印耽摩梨底國，和另一住在那里多年的唐僧大乘燈相遇，停留一年，學習梵語。其后，他們一同隨著商侶前往中印，瞻禮各處圣跡。往來各地參學，經歷三十余國，留學那爛陀寺歷時十一載，親近過那爛陀寺寶師子等當時著名大德，研究過瑜伽、中觀、因明和俱舍，并和道琳法師屢入壇場，最后求得梵本三藏近四百部，合五十余萬頌，方才言旋。
武周垂拱三年(687)，他歸途重經室利佛逝，在那里停留兩年多，從事譯述。他為了求得紙墨和寫手，曾于永昌元年(689)隨商船回到廣州，獲貞固律師等的相助，仍于是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隨授隨譯，并抄補梵本。天授二年(691)，他遣大津回國，把自己在室利佛逝新譯的經論及所撰《南海寄歸傳》等送回。到了證圣元年(695)，他才偕貞固、道宏離開室利佛逝，歸抵洛陽，受到盛大的歡迎，住在佛授記寺。他先共于闐實叉難陀、大福先寺主復禮、西崇福寺主法藏等譯《華嚴經》。久視元年(700)以后，他才組織譯場，自主譯事。從此直到睿宗景云二年(711)止，譯抄經典并撰述共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貞元錄》「敕薦福寺翻經」下一百零七部，四百二十八卷)。他所譯述雖遍三藏，但力行專攻律部，譯事之暇，常細心地把日常重要律儀教授學徒，漉囊護生，凈瓶滌穢，嚴守規矩，樹立新范，學僧傳習，遍于京洛，為一時所稱嘆。玄宗先天二年(713)正月，卒于長安大薦福寺翻經院，享年七十九歲。
義凈西行求法，意在傳宏，在那爛陀寺參學時，即已試譯有《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及《一百五十贊佛頌》等，后在東印耽摩梨底及南海室利佛逝，續有翻譯。回國專主譯場以來，所譯各書，可分為三部分：最初，從武周久視元年到長安三年(700—703)，于洛陽福先寺及長安西明寺，譯出《金光明》等經，《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等律及《掌中論》共二十部，一百一十五卷。其次，唐中宗神龍元年到景龍四年(705—710)，在洛陽內道場、福先寺及長安大薦福寺翻經院，譯出《大孔雀咒王》等經、《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等律及《成唯識寶生》等論著二十四部，九十四卷。最后，于睿宗景云二年(711)，在長安大薦福寺翻經院，譯出《稱贊如來功德神咒》等經、《能斷金剛論頌》及《釋》等論共十二部，二十一卷。當時在譯場擔任證梵的有沙門北印何爾真那、吐火羅達摩末摩、中印拔駑、罽賓達摩難陀，及盤度、慧積等;擔任筆受的有沙門波侖、復禮等;擔任證義的有沙門法寶、法藏等;擔任證譯的有居士東印瞿曇金剛、迦濕彌羅國王子阿順;監護的有成均太學助教許觀、秘書監楊慎交等;參加潤文的有崔湜、盧粲、韋嗣立、張說等，皆一時名流，保證了譯籍的高質量。
在那些譯籍中，《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十七事》原已全部譯出，中經散失，后再搜列《藥事》等七事，共四十七卷，其余十事約十余卷(據西藏譯本分量估計)終于佚缺。他如《集量》、《法華》二論，比較重要，今亦失傳。綜觀義凈所譯，律籍最為完全，除上面已提到的幾部以外，還有《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戒經》一卷、《尼戒經》一卷、《雜事》四十卷、《尼陀那目得迦》十卷、《百一羯磨》十卷、《毗奈耶頌》五卷、《律攝》二十卷等。
義凈在那爛陀寺所學是一種綜合性而偏重瑜伽一系的學問，所以他在盡量譯出律部各書以外，還譯出瑜伽系方面的書好幾種，如無著、世親的《金剛般若論頌》和《釋》，陳那的《集量》、《觀總相論頌》等，護法的《成唯識寶生論》(釋《二十唯識論》)、《觀所緣論釋》等，現存本雖不完全，但可以見到陳那、護法學說的要點，都是玄奘翻譯所遺漏而有待補缺的。此外，他還適應當時崇尚密教的風氣，重譯了《金光明經》及一些陀羅尼經(在他所著《求法高僧傳》內，還附述明咒藏概略，保存了有關密宗源流的重要資料)。不過，他的譯著在文字方面偏于直譯，潤飾不足，因而時有生澀欠暢之處。只是他對于梵語音義的翻譯極其認真，常于譯文下加注以作分析說明，并著重訂正譯音、譯義，以及考核名物制度。譯音方面，除分別俗語、典語(如說明和尚是印度俗語，非是典語，梵本經律皆云鄔波陀耶，見《有部百一羯磨》卷一)及校補略音(如說明褒灑陀舊譯為布薩之訛，褒灑是長養義，陀是清凈洗滌義，有遮現在及懲未來之慢法二義，不可省略，見《有部百一羯磨》卷三)外，對于咒語中一些字的讀音多附注四聲或反切，分別發聲的長短輕重，彈舌音借字則加口旁(見《佛說大孔雀咒王經·前方便法》)，又對二三合音之字，選用適當字音，也能曲盡其妙。譯義方面，指出舊譯如理作意應正翻寂因作意(見《六門教授習定論》)，以及《金剛般若經》譯文保留陀羅音譯，以見梵文一詞含多義之例(見《金剛般若論釋》卷二)等。考核名物方面如《有部百一羯磨》卷二注釋尼用五衣，卷八注釋五種畜水羅等。在這些注文里，可見他對于譯事一絲不茍，有獨到之處，不愧為新譯時代之一大家。
義凈的撰述，關于律儀方面的有《別說罪要行法》、《受用三水要法》、《護命放生軌儀法》各一卷。另有《略明般若末后一頌贊述》一卷，述印度《金剛般若》譯的傳承及以九事解九喻的觀行要義。他歸途停留南海佛逝時，曾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二書各有專條)。此外，尚有《南海錄》(見《寄歸傳》序)、《西方十德傳》(見《寄歸傳》卷四)和《中方錄》(見《求法高僧傳》卷上末)，從前的經錄都未見著錄。
義凈在譯籍和撰述上介紹了印度當時的綜合學風，并表明他對于佛學的認識。他以為大乘無過中觀、瑜伽，二者同契涅盤，理無乖意，應該和合。并謂般若大宗實即含斯兩意(見《寄歸傳》序及《略明般若末后一頌贊述》序)。他對律部一宗則以其在印度專業的關系，獨尊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傳統。日常行儀特別注意，以為含生之類，衣食為先，受用失度，易招罪累，特致意慎護。他所撰《南海寄歸傳》，意欲據十七事重要節目，糾正中土僧徒實踐上失當之處。如當時持律者諸部互牽，混淆派別;律家章疏繁雜，不切踐行，他都表示不滿。可惜他的主張沒有發生多大影響，所傳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儀，隨著他的去世，就歸寂寥了。他的門人參加譯事的有智積等。他賞識的有崇慶、崇勖、元廓、玄秀、玄睿、慧神等。分布諸州的有法明、敬忠、慧福等;常侍左右的有崇俊、玄暉、曇杰、寶嚴等，事跡都不詳。后來德宗建中、貞元間(780—803)，有京兆律師道澄，以律范著稱。他不滿南山律學缺點，所至常以瓶杖自隨，護生為切，又不常住一寺，以為西方三時分房，防止貪著，觀門易立(見《宋僧傳》卷十六)。道澄的風范，似乎是受了義凈的影響，在當時四分律盛行的律學界是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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