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救時宰相，姚崇敢于面對現實，勇于沖破傳統觀念，堅忍不拔，政績可觀，是很值得稱道的；但在涉及到他的為人品德方面，就不那么始終如一、那么厚道了。所以史書批評他“權譎”，就是好弄權術，滑頭，耍小動作的意思。
開元元年(713年)，姚崇從同州到新豐見玄宗，玄宗打算任命他為宰相。現任宰相張說知道此事，出于嫉妒，指使別人對他進行彈劾，玄宗不聽。張說又指使人向玄宗建議，派姚崇去當河東總管，又被玄宗識破，提建議的人差一點丟掉腦袋。姚崇當上宰相，張說恐慌起來，想走玄宗的一個弟弟岐王的后門。姚崇要抓住這件事對張說進行報復，但又不直接加以揭發。一天，已經罷朝，朝臣們都已離去，姚崇獨自跛著腳作有病狀，玄宗叫住他，問他是怎么回事。他說：“我的腳壞了。”又問：“不很痛吧？”答道：“我心里有個憂慮，痛苦倒不是在腳上。”玄宗又問這是什么意思，他說道：“岐王是陛下的愛弟，張說是輔佐大臣，他們秘密乘車出其家門，恐怕要壞事啊!所以我很擔心。”張說宰相當不下去了，被貶為相州(治所在今河)匕臨漳縣西南)刺史。在姚崇的同時代人中；張說也是出類拔萃的人物，可是他們二人之間的關系始終是勾心斗角的。據傳說，姚崇臨死前，還告誡自己的兒子說：“張說與我嫌隙很深。我死之后，出于禮節，他必來吊喪，你們可將我平生所服用的珍寶器皿陳列出來，他最喜愛這類東西，如他看也不看，那你們就要作好準備，滅族之災就將來臨了；如他看這些東西，那就預示沒事了，你們就將這些東西送給他，并請他為我撰寫神道碑。得到他所撰碑文后，立即謄寫，報呈皇上，并準備好石頭，立即刊刻。他比我要遲鈍，數日之后，定要反悔；他如派人來索取碑文，就說已報請皇上批準，并將刊刻好了的碑拿給他看。”姚崇死后，張說前往吊喪，見到所陳服玩，看了又看。姚崇諸子如姚崇所囑辦理，得到了他所撰寫的碑文，并使他索回碑文的計謀落空。張說氣憤至極，說：“死姚崇猶能算計生張說。”
姚崇同另一些當代名人的關系也不甚協調。在貶張說為相州刺史時，—另一宰相劉幽求也被免職。劉幽求很是不服，有人告他的狀，說他“有怨望語”，就是說在背后說怪話，發牢騷。玄宗下詔追查-，姚崇等人以和解的姿態勸說玄宗道：“劉幽求他們都是功臣，乍任閑職，稍微表現沮喪，也是人之常情。他們功業既大，地位又高，一旦被送進監獄，恐怕要引起很大的震動啊!”結果劉幽求被調出京城，去做睦州(治所在今浙江淳安縣西南)刺史。姚崇等人的上述一席話，表面上是保護劉幽求，實際上是證明了他確有“怨望”之罪。史書說，姚崇對劉幽求是素懷嫉妒之心，看來是有根據的。魏知古也是當時的一個名人，其功勞、地位、身望與姚崇也不相上下。他原是姚崇所引薦，后來與姚崇并列相位，姚崇漸漸地瞧不起他，把他排擠到東都洛陽去專管那里的吏部事務。魏知古心懷不滿。姚崇有兩個兒子在東都做官，知道魏知古是自己父親提拔過的，就走魏知古的后門，謀取私利。魏知古到長安時，將他們的所作所為，都報告給了玄宗。有一天，玄宗與姚崇閑談，順便問道：“你的兒子才能與品德怎樣？現在做什么官？”姚崇十分機敏，一下子就猜透玄宗的話中有話，就采取主動，答道：“我有三個兒子，兩個在東都，為人貪欲而又不謹慎，必定會走魏知古的門路，不過我還沒有來得及問他們。”玄宗原以為姚崇要為兒子隱瞞，在聽了姚崇道出真情后，很是高興。玄宗又問姚崇，他是怎么知道的。姚崇說：“在魏知古社會地位很低時，我保護過他，提拔過他；我的兒子蠢得很，以為魏知古必定因為感激我而容忍他們為非作歹，故而去走他的門路。”玄宗聽了，認為姚崇為人高尚，而鄙薄魏知古，覺得他有負于姚崇，要罷他的官。姚崇又請求玄宗說：“我的兒子胡鬧，犯了法，陛下赦免他們的罪已是很萬幸了，若是因為這件事而罷魏知古的官，天下必定以為陛下出于對我的私人感情而這樣做，這就會連累到陛下的聲譽。”然而魏知古還是左遷為工部尚書。
大唐賢相姚崇
大唐穆宗長慶年間（821～824），與白居易齊名、號稱“元白”之一的大詩人元稹寫下了著名的長篇敘事詩《連昌宮詞》，詩中寫道：
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
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言見為君說。
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
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
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至公。
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
祿山宮里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
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記得楊與李。
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
詩中通過唐代皇帝在河南宜陽的行宮－－連昌宮的興廢，探究了唐代治亂的由因。詩中借一個老人的見聞經歷，熱情地歌頌了造就開元盛世的大唐名相姚崇、宋璟，無情地鞭韃了釀成天寶之亂的弄權奸相李林甫、楊國忠。表達了人民對清平盛世和政治家姚崇、宋璟的無比懷念！此時姚崇已逝世百年有余。
姚崇逝世360多年后，一部可與司馬遷的《史記》相媲美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鑒》于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問世了。一代歷史學家、文學家司馬光評論唐代宰相道：“姚（崇）宋（璟）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伇寬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賢相，前稱房（玄齡）杜（如晦），后稱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見《資治通鑒》卷二一一）肯定了姚崇為唐朝的四大賢相之一。
姚崇逝世1200多年以后，毛澤東在認真閱讀了《新唐書•姚崇傳》之后，這位好評說“千秋功罪”的偉人在傳記的天頭上批注道：“大政治家、唯物論者姚崇。”在讀到姚崇的“十事要說”時，批注贊揚道：“如此簡單明了的十條政治綱領，古今少見”。批注指出姚崇、宋璟“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批注還認為，中唐時期大文學家“韓愈《佛骨表》祖此”。毛澤東評論歷代帝王時說：“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朝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但對姚崇，評價可謂高矣！
千百年來，中國人民以各種方式懷念姚崇。唐代開元年間，老百姓甚至還把姚崇的畫像當作真神來供奉。許多地方還為他修蓋了廟宇，希望他能保佑人民，降臨福祉。至今，在臺灣省云林縣的虎尾鎮還保存有姚王爺廟，祭祀的就是唐代賢相姚崇。
故鄉的人民更是情有獨鐘。宋代元祐八年（1066）陜州知州游師雄仰慕姚崇為人，置姚公祠于其故居陜州東衛村社（今河南陜縣張茅鎮），在姚崇后裔散居他鄉的情況下，姚公祠被人們祭祀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不能不說是故鄉人民對其懷念之深。在原陜州（今河南三門峽市陜州風景區）的大南關的“二賢祠”，祭祀的則是陜州最有影響力的兩個歷史名人——唐代賢相梁國公姚崇和宋代著名詩人魏野。開元三年（715），姚崇為故鄉題寫的“藩籬”石匾珍寶，飽經歷代戰亂和當代文化大革命的洗劫，倍受人民群眾的珍藏保護，至今還完好地收藏于河南省三門峽市博物館，受到世人觀瞻！
為什么1300多年來姚崇倍受人民敬仰，倍受政治家、史學家推崇而經久不衰呢？通過以下幾個方面透析姚崇，進而知人論世，對這位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偉大人物，進行深入的研究，則可以得出必然的結論。
一、“為政以公”而“聳廉勤之節”的吏治思想。
姚崇生活在一個唐王朝上升階段的時代。作為封建社會的士大夫，長期受儒家一些進步思想的熏陶。剛剛過去的唐太宗以貞觀之治遺留下了治世的楷模。姚崇經歷過人所稱道的高宗永徽之治，又親身參與了武則天的文治武功，還體驗了中宗腐敗政治給國家帶來的巨大災難。他以儒家經世濟民思想為己任，以一個政治家的敏銳眼光，總結了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提出了他的吏治思想。這集中反映在姚崇于開元二年（714）撰寫的《持秤誡》、《彈琴誡》、《持鏡誡》、《辭金誡》、《冰壺誡》（合稱“五誡”）中。《五誡》主要內容有：（一）強調“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姚崇主張為政者要象持稱一樣，“志守公平，體兼正直”，“稱物平施，為政以公，毫厘不差，輕重必得。”“存信去詐，以公滅私。”只有這樣，才會“心茍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也就是我們今天所呼喚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公平、公正、誠信”原則。當然，姚崇提倡的“為政以公”有其特定的時代內容，同我們今天倡導的不盡完全相同。（二）倡導官員勤政。姚崇當時批評了“凡今之人，鮮務為德。紛綸諂媚，汩沒忠直”，即為官者無所作為，唯知巴結討好上司的不正之風。提出要學習“古之君子，策名委質，翼翼小心，乾乾終日”的精神，為官者“刑不可濫，政不可賊。”只有勤政為民，才能作到“如鏡之明，斷可以平；如鏡之潔，斷可以決。”這在今天提倡“以德治國”時頗有教育意義。（三）倡導“廉慎”作風。姚崇批評中宗以來“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害剝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的腐敗風氣，要求為官者要象盛冰的玉壺一樣，冰清玉潔；要象子罕（春秋時宋人）辭玉、楊震（東漢太尉）辭金一樣，潔身自好。諄諄告誡為官者，“爾以金玉為寶，吾以廉慎為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不欺。”只有自覺抵制“金玉”的誘惑，才能避免“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鉺，必曝其鱗”。因此“當官明白者”，“固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自覺地做到“請謁者咸息，苞苴者必辭”。（四）注重治國中的“教化”作用。提出當政者要象彈琴一樣，“君子撫之，以和人心”，“樂導至化，聲感人情”，達到“身不下堂，不言而理”的效果。還提出“善為國者如彈琴。宮君商臣，則治國之道。大急小緩，豈安人之心。”同時指出要根據實際“改張逾于立法”，即及時調整政策法令。（五）強調為政者要以身作則。姚崇說：“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師。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之所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提出做一個好的官員，要“凡所從政，當須正己。誡往修來，慎終如始。”（以上見《全唐文》卷二○六）
姚崇的吏治思想影響了當時的皇帝和各級官員。唐玄宗和姚崇身體力行，開元之初基本上扭轉了中宗以來的不良風氣，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今天，當人們讀到姚崇的《五誡》時，還無不為他中的浩然正氣、高風亮節、博大胸懷、精辟見解所折服！
二、以天下為己任，為之奮斗而百折不撓的政治家。
姚崇少年時瀟灑豪爽，崇尚氣節。“自小及長，從微見著。唯以直道為業，非以曲路相通。”（見《全唐文》卷二○六）27歲中制舉。因才干出眾，遷夏官郎中。時契丹擾河北，兵機填委，姚崇“剖析如流，皆有條貫”，“則天甚奇之，超遷夏官侍郎，又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新唐書•姚崇傳》）姚崇做了宰相，想的只是為國事和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及抱負而努力，決不為貪圖高位而隨波逐流，更不會為此而諂媚權貴。為此，他三次遭貶，“三起三落”,然正氣永存，信念不移。一生宦途曲折，富有傳奇色彩。
武則天長安四年（704）冬，女皇臥病不起。“宰相不得見者累月，唯張易之、昌宗侍側。”“二張”借助女皇，很有權勢，王公大臣競相趨附。為永保富貴，張易之聽信術士之言，準備在家鄉定州私自建一佛寺，遷京城十名高僧主持。姚崇時任宰相兼春官尚書（禮部尚書），兼管國家典禮及僧尼之事，就以違反國家法令為由制止了這件事。張易之幾次找姚崇說情，都被姚崇拒之門外。“二張”惱羞成怒，就在女皇耳邊散布姚崇的壞話。這樣，姚崇被奪去宰相實權，在一個風雪交加的日子里，到邊關作靈武道安撫大使去了。這是姚崇第一次被貶。（見《資治通鑒》二○七）
神龍元年（705）正月，以張柬之為首的五大臣發動了政變，誅殺了“二張”及其集團的主要成員。唐中宗復位。姚崇因事先參預謀劃有功而受到了封賞，依然以宰相身份參與政事。但當他在上陽宮看到離位的武則天憔悴衰老時，競失聲痛哭。桓彥范、張柬之等好心勸他說：“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姚崇并不掩飾自己對武則天的同情，而公開表示出一個忠臣對舊主的應有之義！他說：“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奸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當日，姚崇即被貶為亳州刺史。這是他第二次遭貶。（《新唐書•姚崇傳》）
景云元年（710），睿宗即位，姚崇又被任命為宰相。和侍中宋璟，同心協力，改革弊政，朝政出現嶄新局面。睿宗之妹太平公主以擁立皇帝有功，“權傾人主”，睿宗特別聽信她的話，“宰相以下進退系其一言”。她代表舊勢力，反對改革，并企圖廢黜支持改革的太子李隆基，破壞朝廷穩定大局。如不搬去這塊絆腳石，改革事業就會夭折，一場新的動亂將代替目前的安定局面。但如果行動，就有罷職、貶官甚至殺頭的危險。姚崇、宋璟為國家的安危而不顧自身的安危，毅然向睿宗上“安儲三策”，“請出宋王及豳王皆為刺史，罷歧、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于東都安置。”睿宗雖然勉強接受并執行了這三條建議，但由于遷求太平公主，姚崇、宋璟還是被加上離間皇室關系的罪名，又一次被貶出京城，作了地方上的州刺史。（見《資治通鑒》卷二一○））
三、善應變成務而遇事果敢的改革家。
宋朝宋祁在撰寫《新唐書•姚崇傳》后評論說：“（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變，就是變革，就是改革。縱觀姚崇的一生，可以說他是一個以清除天下積弊為己任的改革家。
武則天時，為使女皇徹底廢除酷吏制度，姚崇以夏官侍郎之職，不顧官微言輕，冒著罷官、下獄甚至殺頭的危險，動情地向女皇進言，申述酷吏制造冤獄的真情，并大義凜然以自己官職、性命及一門百口，擔保朝中文武百官無人謀反。女皇深受感動，從而下決心廢除嚴刑峻法，穩定了武周政局。
睿宗時，時任中書令的姚崇和侍中宋璟，著力革除中宗吏治弊病：一是頂著壓力，罷免了幾千名中宗皇帝親自批準的、靠花錢買來的“斜封官”。二是“不畏強御，請托不行”，整頓了上萬名超編的吏部候補官員，通過考試，選拔了不足二千人錄用，“人服其公”。雖然后來姚崇遭貶，改革事業夭折。但他們的改革的魄力，至公之心，卻給朝野上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流傳過這樣的民謠：“姚、宋為相，邪不如政；太平用事，正不如邪。”
真正算上大手筆的，要算是姚崇開元初年大刀闊斧的改革。先天二年（713），唐玄宗全面執政之后，求治心切，一心要復振貞觀之風。就在姚崇被任命為宰相時，姚崇向玄宗提出了十條政事改革建議：一是“垂拱以來，以竣法繩下；臣愿政先仁恕。”二是“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心；臣愿不幸邊功。”三是“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四是“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愿宦豎不與政。”五是“戚里貢獻以自媚上，公卿方鎮浸亦為之；臣愿租賦外一絕之。”六是“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七是“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愿陛下接自以禮。”八是“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九是“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貞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佛道營造。”十是“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愿推此鑒誡。”（見《新唐書•姚崇傳》）這十條建議涉及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宗教等大政方針，可謂切中時弊，史稱“十事要說”。“玄宗心益開，聽之孜孜忘倦”，視為救世良方，全盤接受。開元之初，姚崇勸玄宗“無任功臣以政”，“諸王外刺”，結束了中宗以來政局八年動蕩不安的歷史，贏得了近五十年的太平光景。精簡機構，裁減冗員；任用賢能，天下大理。禁營佛寺，沙汰僧侶。勸課農桑，賦役寬平。不貪邊功，中外和平。改革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所以，中唐詩人和評論家杜牧稱贊姚崇“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姚崇之后，繼任者宋璟、張嘉貞等“蕭規曹隨”，“守法持正”，不懈努力，終于出現了唐王朝最鼎盛的時代——“開元盛世”。
四、以人為本而實是求是的唯物論者
姚崇一生以天下為己任，作為政治家，他不是一個夸夸其談、坐而論道的空談家，而是一個從實際出發、腳踏實地的實干家。在實踐中，唯以國家興盛為重，以黎民冷暖為重，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應論”、還是佛教的“修福報應”之說，只要妨礙了人民的安危，統統不放在眼中。愈到后來，他對事物的認識愈接近唯物論者。
開元三年到四年（715～716），中原地區發生了嚴重的蝗災。老百姓受迷信思想影響，只是用在田旁設祭、焚香、膜拜的辦法來消災，而坐視蝗蟲食苗。消息傳到朝廷，百官眾口一辭，都說是朝政有失，老天降蝗災警示。今天看來，這本是漢儒董仲舒“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的“天人感應論”，純屬無稽之談。但那時朝廷上下把此論奉為圣經。諫議大夫韓思復甚至上書，要玄宗皇帝“悔過責躬”，“以答休咎”。紫微令姚崇清楚地知道，如果蝗災蔓延下去，人民將流離失所，國家將失去穩定。如果發動滅蝗，朝野上下，阻力甚大。就煞費苦心地在古代的籍典上找依據，以《詩經》上有關滅蝗的詩句和東漢光武帝滅蝗的詔書為憑據，并拿出用切實可行“焚瘞”之法，說服了玄宗。但朝廷爭議仍然很大。就連平時同心協力、百依百順的黃門監盧懷慎也勸他：蝗是天災，滅蝗有傷和氣。外議甚多，請公思之。姚崇以人為本，嚴肅批評他說：“今蝗蟲極盛，驅除可得。若其縱食，所在皆空。山東百姓，豈宜餓殺！……若救人殺蟲，因緣致禍，崇請獨受，義不仰關！”于是下公文、派驅蝗使督促各地滅蝗。但汴州刺史倪若水卻有令不行，還上書朝廷說“蝗是天災，自宜修德。”姚崇聞報大怒，就去牒文批評他：“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饑饉，將何自安？幸勿遲回，自招悔吝！”倪若水閱書后，不敢怠慢，督促百姓，“乃行焚瘞之法，獲蝗一十四萬擔。”（見《新唐書•姚崇傳》）二年來，滅蝗成效顯著，百姓不甚饑餓。
唐朝，佛教盛行。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一般百姓，無不崇信佛教。就連武則天登基，也托言“彌勒”轉世，普渡眾生。姚崇的母親也一個虔誠信教者。姚崇不可能不受佛教的影響。長安二年（702），他曾為母祈福造像。神龍三年（707）母親亡故后，姚崇兄弟姊妹還為母親造一功德窟。但是中宗以來，貴戚爭先營造佛寺，從中謀取利益，濫渡人為僧尼，逃避國家賦役，人們“抄經寫像，破業傾家，乃至施身，亦無所吝”。他是一個以人為本的現實主義者，反佛并非其根本目的，但當他看到佛教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時，就開始堅決反對佞佛。開元年間，在姚崇的建議下，朝廷沙汰僧人一萬二千多人，還頒布了禁造佛寺的法令。到后來姚崇越來越對佛教有了正確的認識。臨終前，他在《遺令誡子孫文》中寫道：“佛者覺也，在乎方寸。……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可見他僅把佛教看作一種宗教信仰。他又說：“夫釋迦之本法，為蒼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兒女子曹，終身不悟也。”這樣的認識，同唯物論有何區別？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姚崇不但是一個具有雄才大略并倡導“為政以公”的偉大政治家，還是一個不屈不撓、勇于犧牲的偉大實踐家；不但是一個善應變成務的偉大改革家，而且還是一個以人為本的唯物論者。他為國家、為人民作出的卓越貢獻，人民將世代銘記，永遠不會忘記！
開元元年(713年)，姚崇從同州到新豐見玄宗，玄宗打算任命他為宰相。現任宰相張說知道此事，出于嫉妒，指使別人對他進行彈劾，玄宗不聽。張說又指使人向玄宗建議，派姚崇去當河東總管，又被玄宗識破，提建議的人差一點丟掉腦袋。姚崇當上宰相，張說恐慌起來，想走玄宗的一個弟弟岐王的后門。姚崇要抓住這件事對張說進行報復，但又不直接加以揭發。一天，已經罷朝，朝臣們都已離去，姚崇獨自跛著腳作有病狀，玄宗叫住他，問他是怎么回事。他說：“我的腳壞了。”又問：“不很痛吧？”答道：“我心里有個憂慮，痛苦倒不是在腳上。”玄宗又問這是什么意思，他說道：“岐王是陛下的愛弟，張說是輔佐大臣，他們秘密乘車出其家門，恐怕要壞事啊!所以我很擔心。”張說宰相當不下去了，被貶為相州(治所在今河)匕臨漳縣西南)刺史。在姚崇的同時代人中；張說也是出類拔萃的人物，可是他們二人之間的關系始終是勾心斗角的。據傳說，姚崇臨死前，還告誡自己的兒子說：“張說與我嫌隙很深。我死之后，出于禮節，他必來吊喪，你們可將我平生所服用的珍寶器皿陳列出來，他最喜愛這類東西，如他看也不看，那你們就要作好準備，滅族之災就將來臨了；如他看這些東西，那就預示沒事了，你們就將這些東西送給他，并請他為我撰寫神道碑。得到他所撰碑文后，立即謄寫，報呈皇上，并準備好石頭，立即刊刻。他比我要遲鈍，數日之后，定要反悔；他如派人來索取碑文，就說已報請皇上批準，并將刊刻好了的碑拿給他看。”姚崇死后，張說前往吊喪，見到所陳服玩，看了又看。姚崇諸子如姚崇所囑辦理，得到了他所撰寫的碑文，并使他索回碑文的計謀落空。張說氣憤至極，說：“死姚崇猶能算計生張說。”
姚崇同另一些當代名人的關系也不甚協調。在貶張說為相州刺史時，—另一宰相劉幽求也被免職。劉幽求很是不服，有人告他的狀，說他“有怨望語”，就是說在背后說怪話，發牢騷。玄宗下詔追查-，姚崇等人以和解的姿態勸說玄宗道：“劉幽求他們都是功臣，乍任閑職，稍微表現沮喪，也是人之常情。他們功業既大，地位又高，一旦被送進監獄，恐怕要引起很大的震動啊!”結果劉幽求被調出京城，去做睦州(治所在今浙江淳安縣西南)刺史。姚崇等人的上述一席話，表面上是保護劉幽求，實際上是證明了他確有“怨望”之罪。史書說，姚崇對劉幽求是素懷嫉妒之心，看來是有根據的。魏知古也是當時的一個名人，其功勞、地位、身望與姚崇也不相上下。他原是姚崇所引薦，后來與姚崇并列相位，姚崇漸漸地瞧不起他，把他排擠到東都洛陽去專管那里的吏部事務。魏知古心懷不滿。姚崇有兩個兒子在東都做官，知道魏知古是自己父親提拔過的，就走魏知古的后門，謀取私利。魏知古到長安時，將他們的所作所為，都報告給了玄宗。有一天，玄宗與姚崇閑談，順便問道：“你的兒子才能與品德怎樣？現在做什么官？”姚崇十分機敏，一下子就猜透玄宗的話中有話，就采取主動，答道：“我有三個兒子，兩個在東都，為人貪欲而又不謹慎，必定會走魏知古的門路，不過我還沒有來得及問他們。”玄宗原以為姚崇要為兒子隱瞞，在聽了姚崇道出真情后，很是高興。玄宗又問姚崇，他是怎么知道的。姚崇說：“在魏知古社會地位很低時，我保護過他，提拔過他；我的兒子蠢得很，以為魏知古必定因為感激我而容忍他們為非作歹，故而去走他的門路。”玄宗聽了，認為姚崇為人高尚，而鄙薄魏知古，覺得他有負于姚崇，要罷他的官。姚崇又請求玄宗說：“我的兒子胡鬧，犯了法，陛下赦免他們的罪已是很萬幸了，若是因為這件事而罷魏知古的官，天下必定以為陛下出于對我的私人感情而這樣做，這就會連累到陛下的聲譽。”然而魏知古還是左遷為工部尚書。
大唐賢相姚崇
大唐穆宗長慶年間（821～824），與白居易齊名、號稱“元白”之一的大詩人元稹寫下了著名的長篇敘事詩《連昌宮詞》，詩中寫道：
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
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言見為君說。
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
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
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至公。
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
祿山宮里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
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記得楊與李。
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
詩中通過唐代皇帝在河南宜陽的行宮－－連昌宮的興廢，探究了唐代治亂的由因。詩中借一個老人的見聞經歷，熱情地歌頌了造就開元盛世的大唐名相姚崇、宋璟，無情地鞭韃了釀成天寶之亂的弄權奸相李林甫、楊國忠。表達了人民對清平盛世和政治家姚崇、宋璟的無比懷念！此時姚崇已逝世百年有余。
姚崇逝世360多年后，一部可與司馬遷的《史記》相媲美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鑒》于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問世了。一代歷史學家、文學家司馬光評論唐代宰相道：“姚（崇）宋（璟）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伇寬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賢相，前稱房（玄齡）杜（如晦），后稱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見《資治通鑒》卷二一一）肯定了姚崇為唐朝的四大賢相之一。
姚崇逝世1200多年以后，毛澤東在認真閱讀了《新唐書•姚崇傳》之后，這位好評說“千秋功罪”的偉人在傳記的天頭上批注道：“大政治家、唯物論者姚崇。”在讀到姚崇的“十事要說”時，批注贊揚道：“如此簡單明了的十條政治綱領，古今少見”。批注指出姚崇、宋璟“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批注還認為，中唐時期大文學家“韓愈《佛骨表》祖此”。毛澤東評論歷代帝王時說：“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朝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但對姚崇，評價可謂高矣！
千百年來，中國人民以各種方式懷念姚崇。唐代開元年間，老百姓甚至還把姚崇的畫像當作真神來供奉。許多地方還為他修蓋了廟宇，希望他能保佑人民，降臨福祉。至今，在臺灣省云林縣的虎尾鎮還保存有姚王爺廟，祭祀的就是唐代賢相姚崇。
故鄉的人民更是情有獨鐘。宋代元祐八年（1066）陜州知州游師雄仰慕姚崇為人，置姚公祠于其故居陜州東衛村社（今河南陜縣張茅鎮），在姚崇后裔散居他鄉的情況下，姚公祠被人們祭祀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不能不說是故鄉人民對其懷念之深。在原陜州（今河南三門峽市陜州風景區）的大南關的“二賢祠”，祭祀的則是陜州最有影響力的兩個歷史名人——唐代賢相梁國公姚崇和宋代著名詩人魏野。開元三年（715），姚崇為故鄉題寫的“藩籬”石匾珍寶，飽經歷代戰亂和當代文化大革命的洗劫，倍受人民群眾的珍藏保護，至今還完好地收藏于河南省三門峽市博物館，受到世人觀瞻！
為什么1300多年來姚崇倍受人民敬仰，倍受政治家、史學家推崇而經久不衰呢？通過以下幾個方面透析姚崇，進而知人論世，對這位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偉大人物，進行深入的研究，則可以得出必然的結論。
一、“為政以公”而“聳廉勤之節”的吏治思想。
姚崇生活在一個唐王朝上升階段的時代。作為封建社會的士大夫，長期受儒家一些進步思想的熏陶。剛剛過去的唐太宗以貞觀之治遺留下了治世的楷模。姚崇經歷過人所稱道的高宗永徽之治，又親身參與了武則天的文治武功，還體驗了中宗腐敗政治給國家帶來的巨大災難。他以儒家經世濟民思想為己任，以一個政治家的敏銳眼光，總結了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提出了他的吏治思想。這集中反映在姚崇于開元二年（714）撰寫的《持秤誡》、《彈琴誡》、《持鏡誡》、《辭金誡》、《冰壺誡》（合稱“五誡”）中。《五誡》主要內容有：（一）強調“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姚崇主張為政者要象持稱一樣，“志守公平，體兼正直”，“稱物平施，為政以公，毫厘不差，輕重必得。”“存信去詐，以公滅私。”只有這樣，才會“心茍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也就是我們今天所呼喚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公平、公正、誠信”原則。當然，姚崇提倡的“為政以公”有其特定的時代內容，同我們今天倡導的不盡完全相同。（二）倡導官員勤政。姚崇當時批評了“凡今之人，鮮務為德。紛綸諂媚，汩沒忠直”，即為官者無所作為，唯知巴結討好上司的不正之風。提出要學習“古之君子，策名委質，翼翼小心，乾乾終日”的精神，為官者“刑不可濫，政不可賊。”只有勤政為民，才能作到“如鏡之明，斷可以平；如鏡之潔，斷可以決。”這在今天提倡“以德治國”時頗有教育意義。（三）倡導“廉慎”作風。姚崇批評中宗以來“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害剝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的腐敗風氣，要求為官者要象盛冰的玉壺一樣，冰清玉潔；要象子罕（春秋時宋人）辭玉、楊震（東漢太尉）辭金一樣，潔身自好。諄諄告誡為官者，“爾以金玉為寶，吾以廉慎為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不欺。”只有自覺抵制“金玉”的誘惑，才能避免“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鉺，必曝其鱗”。因此“當官明白者”，“固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自覺地做到“請謁者咸息，苞苴者必辭”。（四）注重治國中的“教化”作用。提出當政者要象彈琴一樣，“君子撫之，以和人心”，“樂導至化，聲感人情”，達到“身不下堂，不言而理”的效果。還提出“善為國者如彈琴。宮君商臣，則治國之道。大急小緩，豈安人之心。”同時指出要根據實際“改張逾于立法”，即及時調整政策法令。（五）強調為政者要以身作則。姚崇說：“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師。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之所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提出做一個好的官員，要“凡所從政，當須正己。誡往修來，慎終如始。”（以上見《全唐文》卷二○六）
姚崇的吏治思想影響了當時的皇帝和各級官員。唐玄宗和姚崇身體力行，開元之初基本上扭轉了中宗以來的不良風氣，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今天，當人們讀到姚崇的《五誡》時，還無不為他中的浩然正氣、高風亮節、博大胸懷、精辟見解所折服！
二、以天下為己任，為之奮斗而百折不撓的政治家。
姚崇少年時瀟灑豪爽，崇尚氣節。“自小及長，從微見著。唯以直道為業，非以曲路相通。”（見《全唐文》卷二○六）27歲中制舉。因才干出眾，遷夏官郎中。時契丹擾河北，兵機填委，姚崇“剖析如流，皆有條貫”，“則天甚奇之，超遷夏官侍郎，又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新唐書•姚崇傳》）姚崇做了宰相，想的只是為國事和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及抱負而努力，決不為貪圖高位而隨波逐流，更不會為此而諂媚權貴。為此，他三次遭貶，“三起三落”,然正氣永存，信念不移。一生宦途曲折，富有傳奇色彩。
武則天長安四年（704）冬，女皇臥病不起。“宰相不得見者累月，唯張易之、昌宗侍側。”“二張”借助女皇，很有權勢，王公大臣競相趨附。為永保富貴，張易之聽信術士之言，準備在家鄉定州私自建一佛寺，遷京城十名高僧主持。姚崇時任宰相兼春官尚書（禮部尚書），兼管國家典禮及僧尼之事，就以違反國家法令為由制止了這件事。張易之幾次找姚崇說情，都被姚崇拒之門外。“二張”惱羞成怒，就在女皇耳邊散布姚崇的壞話。這樣，姚崇被奪去宰相實權，在一個風雪交加的日子里，到邊關作靈武道安撫大使去了。這是姚崇第一次被貶。（見《資治通鑒》二○七）
神龍元年（705）正月，以張柬之為首的五大臣發動了政變，誅殺了“二張”及其集團的主要成員。唐中宗復位。姚崇因事先參預謀劃有功而受到了封賞，依然以宰相身份參與政事。但當他在上陽宮看到離位的武則天憔悴衰老時，競失聲痛哭。桓彥范、張柬之等好心勸他說：“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姚崇并不掩飾自己對武則天的同情，而公開表示出一個忠臣對舊主的應有之義！他說：“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奸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當日，姚崇即被貶為亳州刺史。這是他第二次遭貶。（《新唐書•姚崇傳》）
景云元年（710），睿宗即位，姚崇又被任命為宰相。和侍中宋璟，同心協力，改革弊政，朝政出現嶄新局面。睿宗之妹太平公主以擁立皇帝有功，“權傾人主”，睿宗特別聽信她的話，“宰相以下進退系其一言”。她代表舊勢力，反對改革，并企圖廢黜支持改革的太子李隆基，破壞朝廷穩定大局。如不搬去這塊絆腳石，改革事業就會夭折，一場新的動亂將代替目前的安定局面。但如果行動，就有罷職、貶官甚至殺頭的危險。姚崇、宋璟為國家的安危而不顧自身的安危，毅然向睿宗上“安儲三策”，“請出宋王及豳王皆為刺史，罷歧、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于東都安置。”睿宗雖然勉強接受并執行了這三條建議，但由于遷求太平公主，姚崇、宋璟還是被加上離間皇室關系的罪名，又一次被貶出京城，作了地方上的州刺史。（見《資治通鑒》卷二一○））
三、善應變成務而遇事果敢的改革家。
宋朝宋祁在撰寫《新唐書•姚崇傳》后評論說：“（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變，就是變革，就是改革。縱觀姚崇的一生，可以說他是一個以清除天下積弊為己任的改革家。
武則天時，為使女皇徹底廢除酷吏制度，姚崇以夏官侍郎之職，不顧官微言輕，冒著罷官、下獄甚至殺頭的危險，動情地向女皇進言，申述酷吏制造冤獄的真情，并大義凜然以自己官職、性命及一門百口，擔保朝中文武百官無人謀反。女皇深受感動，從而下決心廢除嚴刑峻法，穩定了武周政局。
睿宗時，時任中書令的姚崇和侍中宋璟，著力革除中宗吏治弊病：一是頂著壓力，罷免了幾千名中宗皇帝親自批準的、靠花錢買來的“斜封官”。二是“不畏強御，請托不行”，整頓了上萬名超編的吏部候補官員，通過考試，選拔了不足二千人錄用，“人服其公”。雖然后來姚崇遭貶，改革事業夭折。但他們的改革的魄力，至公之心，卻給朝野上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流傳過這樣的民謠：“姚、宋為相，邪不如政；太平用事，正不如邪。”
真正算上大手筆的，要算是姚崇開元初年大刀闊斧的改革。先天二年（713），唐玄宗全面執政之后，求治心切，一心要復振貞觀之風。就在姚崇被任命為宰相時，姚崇向玄宗提出了十條政事改革建議：一是“垂拱以來，以竣法繩下；臣愿政先仁恕。”二是“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心；臣愿不幸邊功。”三是“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四是“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愿宦豎不與政。”五是“戚里貢獻以自媚上，公卿方鎮浸亦為之；臣愿租賦外一絕之。”六是“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七是“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愿陛下接自以禮。”八是“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九是“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貞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佛道營造。”十是“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愿推此鑒誡。”（見《新唐書•姚崇傳》）這十條建議涉及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宗教等大政方針，可謂切中時弊，史稱“十事要說”。“玄宗心益開，聽之孜孜忘倦”，視為救世良方，全盤接受。開元之初，姚崇勸玄宗“無任功臣以政”，“諸王外刺”，結束了中宗以來政局八年動蕩不安的歷史，贏得了近五十年的太平光景。精簡機構，裁減冗員；任用賢能，天下大理。禁營佛寺，沙汰僧侶。勸課農桑，賦役寬平。不貪邊功，中外和平。改革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所以，中唐詩人和評論家杜牧稱贊姚崇“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姚崇之后，繼任者宋璟、張嘉貞等“蕭規曹隨”，“守法持正”，不懈努力，終于出現了唐王朝最鼎盛的時代——“開元盛世”。
四、以人為本而實是求是的唯物論者
姚崇一生以天下為己任，作為政治家，他不是一個夸夸其談、坐而論道的空談家，而是一個從實際出發、腳踏實地的實干家。在實踐中，唯以國家興盛為重，以黎民冷暖為重，不管是儒家的“天人感應論”、還是佛教的“修福報應”之說，只要妨礙了人民的安危，統統不放在眼中。愈到后來，他對事物的認識愈接近唯物論者。
開元三年到四年（715～716），中原地區發生了嚴重的蝗災。老百姓受迷信思想影響，只是用在田旁設祭、焚香、膜拜的辦法來消災，而坐視蝗蟲食苗。消息傳到朝廷，百官眾口一辭，都說是朝政有失，老天降蝗災警示。今天看來，這本是漢儒董仲舒“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的“天人感應論”，純屬無稽之談。但那時朝廷上下把此論奉為圣經。諫議大夫韓思復甚至上書，要玄宗皇帝“悔過責躬”，“以答休咎”。紫微令姚崇清楚地知道，如果蝗災蔓延下去，人民將流離失所，國家將失去穩定。如果發動滅蝗，朝野上下，阻力甚大。就煞費苦心地在古代的籍典上找依據，以《詩經》上有關滅蝗的詩句和東漢光武帝滅蝗的詔書為憑據，并拿出用切實可行“焚瘞”之法，說服了玄宗。但朝廷爭議仍然很大。就連平時同心協力、百依百順的黃門監盧懷慎也勸他：蝗是天災，滅蝗有傷和氣。外議甚多，請公思之。姚崇以人為本，嚴肅批評他說：“今蝗蟲極盛，驅除可得。若其縱食，所在皆空。山東百姓，豈宜餓殺！……若救人殺蟲，因緣致禍，崇請獨受，義不仰關！”于是下公文、派驅蝗使督促各地滅蝗。但汴州刺史倪若水卻有令不行，還上書朝廷說“蝗是天災，自宜修德。”姚崇聞報大怒，就去牒文批評他：“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饑饉，將何自安？幸勿遲回，自招悔吝！”倪若水閱書后，不敢怠慢，督促百姓，“乃行焚瘞之法，獲蝗一十四萬擔。”（見《新唐書•姚崇傳》）二年來，滅蝗成效顯著，百姓不甚饑餓。
唐朝，佛教盛行。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一般百姓，無不崇信佛教。就連武則天登基，也托言“彌勒”轉世，普渡眾生。姚崇的母親也一個虔誠信教者。姚崇不可能不受佛教的影響。長安二年（702），他曾為母祈福造像。神龍三年（707）母親亡故后，姚崇兄弟姊妹還為母親造一功德窟。但是中宗以來，貴戚爭先營造佛寺，從中謀取利益，濫渡人為僧尼，逃避國家賦役，人們“抄經寫像，破業傾家，乃至施身，亦無所吝”。他是一個以人為本的現實主義者，反佛并非其根本目的，但當他看到佛教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時，就開始堅決反對佞佛。開元年間，在姚崇的建議下，朝廷沙汰僧人一萬二千多人，還頒布了禁造佛寺的法令。到后來姚崇越來越對佛教有了正確的認識。臨終前，他在《遺令誡子孫文》中寫道：“佛者覺也，在乎方寸。……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可見他僅把佛教看作一種宗教信仰。他又說：“夫釋迦之本法，為蒼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兒女子曹，終身不悟也。”這樣的認識，同唯物論有何區別？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姚崇不但是一個具有雄才大略并倡導“為政以公”的偉大政治家，還是一個不屈不撓、勇于犧牲的偉大實踐家；不但是一個善應變成務的偉大改革家，而且還是一個以人為本的唯物論者。他為國家、為人民作出的卓越貢獻，人民將世代銘記，永遠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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