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不是一個高談闊論的理論家，而是一個腳踏實地勇往直前的實干家。
唐朝佛教盛行，其次還有道教及其它宗教。上自皇帝、皇后、達官貴人，下至豪紳富戶，無不利用宗教撈取好處。因此，在宗教的旗幟下，不可避免地要產生許多社會流弊。對此，姚崇深為不滿。在武則天時，張易之要將京城有名望的佛教高僧十名，調往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縣)去私建新寺，高僧們不愿意去，向朝廷苦苦哀求。姚崇接受了他們的請求，同意他們不到定州去。張易之一再堅持要調他們走，姚崇始終不改變主意。結果，得罪了張易之，不久就被調出京城，去做靈武道大總管。中宗時，公主、外戚得到批準，可度民為僧、為尼；有的人還私造寺廟。這樣，一些富戶強丁，乃紛紛出家，因為當時制度，凡出家人，即免除賦役。姚崇在做了玄宗的宰相之后，就提出要改變這種狀況。他提出的理由是：對佛教的信仰，主要是在內心的虔誠，而不在于外表的形式；以往的一些信仰佛教的帝王權貴，都沒有得到好的結果；貞要心懷慈悲，做的事有利于人民，使人民得到安樂，就是符合于佛教的要旨，何必妄度壞人為僧尼，反而破壞了佛法呢？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見，下令有關部門，暗中進行調查，將一萬二千多冒充的和濫度的僧尼還俗為農。對于這種宗教流弊，姚崇直到死的時候，也還是持反對態度。他在遺囑里猛烈地抨擊了佛教，用正反對比的方法，戳穿了佛教僧徒所宣揚的一些預言；他堅持佛即是覺的觀點，信仰在乎內心，只要行善不行惡，就行了。他無情地揭露了那種將佛教僧侶的宣傳當作事實的無知行徑，那種抄經寫像、破業傾家、施舍自身、為死人造像追福等愚昧風俗，指出，這都是“損眾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余”；他嘲笑了那些所謂通才達識之士，也不免于流俗，成了上述種種怪現象的俘虜，；他認為佛教的宗教活動，乃是有害于蒼生的弊法，要他的子侄們警惕，不要上當，在辦他的喪事時，即使不能完全擺脫佛教陳規陋習的束縛，在齋祭、布施方面，也只能略事敷衍，不能鋪張浪費。他也順便提到了道教，指出道教的本旨是尚玄虛，不談趣競；只是由于受到佛教的影響而變了樣。這種著眼于實際的求實精神，對宗教所持的否定態度，離無神論已不太遠了。
開元四年(716年)，山東(泛指華山以東之黃河流域)蝗害成災，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縛，不敢捕殺，而在田旁設祭、焚香、膜拜，坐視莊稼被蝗蟲吞食。姚崇上奏，引《詩經》及漢光武詔書，證明蝗蟲是可以捕殺的；歷代以來，有時候所以捕殺不盡，那是由于人不努力，只要齊心協力，就可以除盡。他說：“蝗蟲怕人，故易驅逐；苗稼有主人，故救護者必定賣力；蝗蟲能飛，夜間見火，必定飛往；設火于田，火邊挖坑，邊焚邊埋，定可馀盡。”玄宗說：“蝗是天災，是由于德政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殺，這不是背道而馳嗎？”姚崇又說：“捕殺蝗蟲，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安農除害，是國家的大事，請陛下認真考慮?！毙诒徽f服。但當時朝廷內外，都說蝗蟲不能捕殺，玄宗說：“我同宰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誰再反對、，即行處死?！庇谑桥汕灿贩值蓝酱?，指揮老百姓焚埋蝗蟲。結果頗見成效，當年農業獲得了較好的收成。
第二年，山東又發生蝗災，姚崇按照老辦法，派人到各地督促捕殺。朝廷議論又起，多以為蝗蟲捕殺不得。玄宗也猶豫起來，又同姚崇進行商量。姚崇說：“這些庸儒們死摳書本，不懂得變通之道。凡事有時要違反經典而順乎潮流，有時要違反潮流而合權宜之計。”接著他列舉了歷史上一再出現的蝗災，后果都很可怕。又說：“今山東蝗蟲，孳生之處，遍地皆是，倘農田沒有收成，則人民就要流移，事關國家安危，不可拘守成規。即使除之不盡，也比養了成災好。陛下好生惡殺，此事不煩你下詔，請允許我下文處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又一次把玄宗說服了。
汴州(治所在今河南開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執行命令，并說：“蝗乃天災，應該修德，以感動上天?！币Τ绲弥?，勃然大怒，給他寫信說：“古時州郡有好太守，蝗蟲即不入境，要是修德可以免除蝗災，那么蝗災的出現，就是無德所造成的了!現在坐看蝗蟲吃食莊稼，怎能忍心不救!要是由此而造成饑荒，將何以自安？’幸勿遲疑猶豫，否則是要后悔的?！蹦呷羲坏靡?，只好執行命令，焚埋蝗蟲。他所捕殺的蝗蟲共達十四萬石，投入汴河不計其數。另一宰相盧懷慎也反對捕殺蝗蟲，他對姚崇說：“蝗蟲是天災，怎么可以用人力來制服呢？外面的議論，都認為捕殺蝗蟲不對。而且殺蟲太多，有傷和氣。現在停止，還來得及，請你考慮?！币Τ缌q其謬，他列舉古帝王及孔子為例，證明為了人的安全和不違禮制，殺生是可行的。又說：“現在蝗蟲極多，只有驅除，才可消滅：若放縱蝗蟲吃食禾苗，各處田地，都要空虛。山東百姓，如何能夠聽其饑餓而死呢？此事我已奏請皇上定奪，請你不要再說了。若是救人殺蟲，因而得禍，我愿獨自承受，與你無關。”并派人到各地去檢查，看誰捕蝗勤快，誰捕蝗不力，列名上報。又有一個既耿直又迂腐的人韓思復反對姚崇捕殺蝗蟲，他說，河南、河北蝗蟲，近更猖獗，所到之處，苗稼都損，且更向西漫延，到達洛陽；使者往來，不敢聲張，山東數州，甚為恐慌。接著，他又是那一套天災流行，土埋不容，只有悔過修德，以求上天保佑的陳詞濫調。最后，他請求停止捕蝗使的工作，以收攬人心。玄宗又被他的話弄糊涂了，便將他的奏章交給姚崇處理。姚崇請求派韓思復調查山東蝗蟲所造成的損失。韓思復上報了受災的實際情況。姚崇不相信，又派劉紹去調查。據說，劉紹看著宰相的臉色行事，鞭打百姓，修改舊狀，假報無災，因而山東遭災的數州，竟未減免租賦。這只能是局部的情況；總的情況是，由于姚崇力排眾議，堅持捕殺蝗蟲，故雖連年發生蝗災，仍未造成嚴重的饑荒。
由捕蝗而引起的軒然大波，至此尚未平息下來。姚崇的同時代人張鷲在其所著《朝野僉載》中又對姚崇進行攻擊，說什么蝗蟲“埋一石則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蓋地？；上天要是不靈，則不至生蝗，上天要是降災，蝗會越埋越多；對于蝗災，應該修德慎刑，以報答上蒼的懲罰，為什么不修福以免災，而要逞殺以消禍呢!這一通指責，也還是老生常談，沒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新意。沒有見到姚崇對這一批評的反駁，但在他以往批駁別人的言談中，已包含有反駁這種偏見的內容。在一個被腐朽的精神力量統治著的時代里，要想辦點事情也真是不容易!姚崇捕蝗的決心、勇氣、才干和堅持到底的精神，今天提起來，也有點令人肅然起敬。
姚崇在圍攻中取得了捕蝗的勝利，但既未立功，也未受賞，而是在不久之后就從宰相的寶座上跌了下來。事情是這樣發生的。姚崇的一個部屬犯了法，玄宗要懲辦，姚崇想保護他過關。恰好遇到京師大赦，玄宗特意把這個人排除在赦免之外。機智的姚崇發覺，玄宗此舉，目的已不在這個罪犯，而是在他本人了。于是就請求辭去宰相職務，并舉宋景以自代。
開元五年(717年)正月，玄宗決定到東都洛陽去，這不完全是為了巡幸，而是因為關中收成不好，糧運要增加，’皇帝到了東都，就可以減輕這方面的負擔。正在這時，太廟的房屋倒塌，這在當時又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玄宗召見宰相宋景、蘇頤，問他們這是什么緣故。他們解釋說，太上皇死還不到一年，三年的喪服未滿，不應該行幸；大凡災異的發生，皆為上天的告誡，陛下應當遵守禮制，以答復上天，不要去東都了吧!玄宗聽了大約有點不以為然，又把告退的姚崇找來，問道：“我臨近從京都出發時，太廟無故崩塌，這是不是神靈告誡我不要去東都呢？”其實，太廟殿本是前秦苻堅時建造，隋文帝創建新都，將北周宇文氏殿移到這里，建造此廟，唐朝又利用了隋朝的舊殿，積年累月，朽蠹難支，故而倒塌。姚崇先向玄宗介紹了這一實際情況，接著又說：“高山含有朽土，尚且不免于崩塌，年久朽木，自應摧折。這次太廟倒塌恰好與陛下東幸的行期偶合，不是因為陛下要出行而太廟倒塌。而且皇帝以四海為家，東西兩京，相距不遠，關中收成不好，增加糧運，人民勞苦，故陛下出于對人民的愛護而行幸，并非無事籠絡人民。何況東都各部門已都作好準備，不去將失信于天下?！弊詈笏岢觯阂?、將神主移到太極殿；二、重新建造太廟；三、皇帝東行計劃不變。玄宗聽了，很是高興，說道：“你說的正合我意?！?br /> 開元九年(721年)，姚崇以七十二歲高齡死去。臨終前立下遺囑，告誡子侄們。說他自己知止、知足，從宰相高位退下來之后，優游于田園之間，甚感滿足；人總是要死的，他之死乃自然的歸宿。其次，他將田園事先分好，子侄們各得一分，為什么要這么做呢？他說，他所“見到的一些達官貴人，身死之后，子孫失去庇蔭，多至貧困，于是互相爭奪起來，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體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無論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別人的譏笑與譴責；莊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諉誰也不管，以致荒廢。所以仿效前人，將遺產預先分好，以絕后爭”。第三，要薄葬，他指出，厚葬非但無益，甚至是會招禍，“死者無知，自同糞土，何煩厚葬，使傷素業”。第四，是反對宗教迷信，這在前面已經作了介紹，要指出的是，他不但自己反對宗教迷信，他也要求自己的子侄們及子孫后代也走他這一條路，其用心可謂深遠。姚崇遺囑說的雖都是個人及家庭私事，但針對的卻是當時的社會風氣，所以實際上也是篇針砭時弊的檄文。
綜觀姚崇的一生，有一點是非常突出的，這就是著眼于現實，那些高居社會之上的什么儒家之經，佛教之經，道教之經，以及其它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傳統，在他眼里，都降居于次要地位。有一次，姚崇問他的僚屬：“我作為一個宰相，可以比得上歷史上什么人？”僚屬未答。姚崇自己說：“可否比得上管仲與樂毅？”僚屬說：“管、樂之政，雖然不能施行到后世，還可以保到他們自己死的時候；你的政令，隨時更改，似乎比不上他們。”姚崇又追問：“如此說來，究竟可以與誰相比呢？”僚屬說：“你可以算得上是個救時宰相。”對于這種評價，姚崇并不覺得是貶低了他，而是感到高興，他將拿在手中的筆投下道：“救時之相，難道容易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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