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匏安 (1896-1931) 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南屏鎮北山村(今屬珠海市)人。原名錦濤(燾)，筆名匏安。中共黨員。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代部長，中執委，中共中央委員。太陽社發起人。
早年留學日本。五四運動期間發表了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起歷任國民黨中央中國黨團書記、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代部長、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等職。參與領導省港大罷工，任罷工委員會顧問。1927年當選為中共第五屆中央監察委員。1929年在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參加編輯黨刊、黨報，并任農民部副部長。1931年7月被捕，8月被害于龍華。
出生于破落茶商家庭，早年喪父，靠母親以做手工維持生活。小學畢業后，考入兩廣高等學堂的附設中學，后因家境日艱，輟學回鄉。在本鄉擔任小學教員，曾因反抗學校腐敗，被誣陷入獄。出獄后游學日本，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各種流派的社會思潮。1917年回國。1918年，在廣州時敏中學任教，后又兼任《廣東中華新報》記者。“五四”運動爆發后，在廣州積極投入反帝愛國斗爭。1919年11月，在《廣東中華新報》副刊連載《馬克思主義》一文。這是華南地區最早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對當時廣東地區所盛行的無政府主義也是有力的抵制，為當時正在深入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提供了思想理論武器，為廣東共產黨組織的誕生，作了思想準備。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廣東最早的一批共產黨員之一。入黨后，積極參加革命斗爭，積極幫助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參加青年團的“社會主義討論會”等活動，指導學生運動。1922年夏，軍閥陳炯明背叛革命，青年團組織被迫轉入地下，曾一度代理青年團廣東區委書記的工作。不久，開始從事工人運動，和楊毅一起到廣州石井兵工廠，在工人中組織“十人團”，這是石井兵工廠共產黨支部的前身。通過“十人團”，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工人的階級覺悟。后來，擔任粵漢鐵路局廣州分局編輯主任，經常深入到廣三、廣九和粵漢鐵路工人之中，向工人宣傳革命道路，啟發他們組織起來，反對壓迫、剝削，爭取工人應有的自由和權利。從中培養、吸收了一批鐵路工人入黨，建立粵漢鐵路局黃沙地段黨支部，并被選為黨支部書記。1923年底，在廣州黃沙海傍街開辦“北江商運局”，承運韶關、清遠等地貨物，利用滇軍押運，以掩護黨在粵漢鐵路工人中的活動和為黨籌劃活動經費。1923年6月，根據中共“三大”決定，以共產黨身分加入國民黨，并擔任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黨團書記。1924年1月，被推舉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長。1925年6月，和鄧中夏、蘇兆征、楊殷等人先后到香港發動工人罷工回廣州，以支援上海“五卅”反帝愛國運動。7月1日被香港警探逮捕入獄50天，因無“罪證”，只得將他“驅逐出境”。同年9月初，被省港罷工委員會聘為顧問。1925年11月，在國民黨廣東省黨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省黨部三個常委之一兼組織部長。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又被選為中央委員兼常委。1927年4月初，他從廣州到達武漢，繼續參與國民黨中央的活動和全國濟難總會工作，并任該會常委。同年春，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參加黨的“八七”會議，后被黨組織派到上海工作，并去香港、澳門、新加坡等地開展革命活動。1929年，回到上海，一度被捕，因未暴露身分，經黨營救出獄，出獄后在黨中央機關工作。1931年7月，在上海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拘押在龍華監獄。他在獄中立場堅定，忠貞不屈，對蔣介石的電話勸降，置之不理。最后，蔣介石下令上海龍華偽警備司令部就地殺害。臨刑前夕，為了勉勵難友，堅持斗爭，保存氣節，寫下一首千古不朽的詩篇《死前一夕作示獄友》：“慷慨登車去，相期一節金。殘生無可戀，大敵正當前。知上窮張儉，遲行笑褚淵。從茲分手別，對視莫潸然。”這首詩充分表現出大義凜然，威武不屈的崇高革命氣節。
楊匏安，1896年11月出生于廣東省香山縣南屏鄉北山村(今屆珠海市)一個破落的茶商家庭。
楊匏安的父親富祥，以販賣茶葉、瓷器為生;母親陳智，出身于華僑官商家庭，精工針黹，秉性剛強，受過舊式教育，愛好詩詞書法。富祥在匏安童年時就病逝了，留下孤兒寡婦，靠陳智的手藝維持生活，雖然家境貧寒，她卻不愿受娘家嗟來之食。舊社會貧富懸隔的現象，在匏安幼小的心靈中播下了不滿世道的種子。
匏安從小就在他母親膝上跟著她誦讀詩詞古文，后來他自稱;“幼時頗有詩癖”。這大半是出自他母親的熏陶。
童年時代，楊匏安在本鄉恭都學堂上學。他最崇敬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飛、文天祥一類人物。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絕唱，常使楊匏安吟誦不已。他的學習成績優異，詩文寫作，早露才華，時常受到師友親朋的夸獎。后來他在《詩選自序》中說：少年時“謬以詩文詞見稱朋舊”。可見他少年時代，在學校鄰里間已頗有文名了。小學畢業后，家里賣了田地，托親戚帶他到廣州，考進兩廣高等學堂預科。兩廣高等學堂的前身，是清末洋務派首領兩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廣雅書院，是華南最有名的學府，辛亥革命后改名省立一中(即今廣雅中學);改名前后，由著名國學家吳道镕、詩人黃節相繼任校長，設有數、理、化、日文等課程。楊匏安在良師指引下，不但文史之學打下了深廣的基礎，而且廣泛接觸了張之洞洋務派，康、梁改良派和他的香山同鄉孫中山民主革命派、劉師復無政府主義派等各種社會思潮。
1911年辛女革命爆發，新兵起義，香山光復。但革命果實很快就被袁世凱所篡奪。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旋告失敗。袁世凱的走狗龍濟光占據了廣東，他的土匪隊伍“濟軍”進駐香山，開賭販煙，奸淫擄掠，無惡不作。辛亥革命時逃往港澳的反動豪紳，又紛紛跑回來，封建復辟的恐怖，一時彌漫香山城鄉。楊匏安目擊一幕幕政治風云的激變，想到數千年文明的祖國，水秀山媚的家鄉，依舊是豺狼當道，虎豹橫行，“霸氣已沉文物改，云流垂盡管弦凄”①。他不禁徘徊悵惘，思緒萬千，祖國的出路何在?年青一代的出路何在?要洗刷百數十年來外國侵略者強加在這古老民族頭上的恥辱和災難該怎么辦?他輾轉傍徨，卻找不到明確的答案。
在省立一中畢業后，楊匏安回到家鄉恭都小學任教，由于和同事揭發校長貪污，反遭誣害，被扣上“圖謀不軌”的罪名，關進監獄。出獄后，他更看透了社會的黑暗。就在這一年，他懷著
對未來光明的向往，與堂叔楊章甫等隨同華僑商人乘舟東渡，到了日本橫濱。原想靠一位同行的親戚介紹職業，不料那位洋行買辦，聽說他們是坐牢出來的，竟拒之門外。楊匏安只好寄居在橫濱市上一間小閣樓上，靠找些零活度日。日子久了，帶去的書籍也變賣完了，還足找不到固定的工作。他們又自編油印刊物《如此》，上街兜售，借此向華僑控訴家鄉軍閥豪紳統治的罪惡，和自己由于揭露貪污被誣害入獄的經過。楊匏安常常交不起房租，他曾用“避債怕聞梯得得”的詩句來描述自己的艱難處境;但他并沒有向困難低頭，餓著肚子也堅持自學。他的日文在國內已有基礎，到日本后，由于刻苦用功，很快就能從事翻譯了。他經常跑書店，鉆圖書館，如饑似渴地研讀有關西方各種流派新學說的日文書籍，為他日后回國發表大量的譯著，奠下了根基。
楊匏安的隔鄰是個女私塾，主人潘雪箴，是康有為的堂弟婦，也是一位熱愛祖國、富有民族氣節的華僑老教師。她對楊匏安等人的遭遇深表同情，多次介紹學生買他們自編的刊物。楊匏安也常到康家談論詩詞文學和各種社會學說，彼此還常吟詩唱和。1916年秋天，潘雪箴老師生病，請楊匏安代課。一周后，這位愛國華僑老教師就遺下一予—女溘然長逝了。據潘老師的女兒康景昭后來回憶說：楊匏安初到橫濱時，常和國內無政府主義者通信，后來
楊匏安烈士的妻子吳佩琪女士。
自學了日文的馬克思主義譯著，思想就漸漸變了。
1916年的冬天，楊匏安從日本回鄉，與鄰村姑娘吳佩琪結婚，婚后到澳門任教。1918年初，舉家遷廣州，在私立時敏中學任教，兼任《廣東中華新報》記者，與楊章甫寄居司后街楊家祠。這時楊匏安已有個孩子，連獨身的姑母、父母雙亡的堂弟，一家七口，生活艱難。但楊匏安淡泊自甘，安貧樂道。警察局的同鄉官僚請他當秘書，對這樣的“肥缺”，許多人不勝垂涎，楊匏安卻視同敞屣，寧可清寒度日，不肯同流合污。
1918年春夏間，楊匏安在《廣東中華新報》上發表了十多篇散文筆記和一篇文言小說《王呆子》。小說寫的是一位綽號王呆子的少年，為其父姐復仇的故事。王呆子的父親和姐姐，為惡霸鄭某迫害致死，呆子卻自愿到惡霸家為傭，服侍主人唯恐不周，鄰里皆不齒其為人。惡霸也以呆子愚騃可欺，不加戒備。第二年清明節，呆子隨主人入山掃墓，乘主人拜祖之際，驟舉鋤頭將惡霸擊暈于地，徐取懷中利刃，剜出仇人心肝，拜祭父姐，然后入山為盜。楊匏安在小說結尾寫道：
論曰;豫讓吞炭，漸離擊筑，悲且壯矣!然茲二人，國士也，其為此，固宜。若王呆子者， 阘茸猥瑣，未嘗聞古人義，乃驅于天性，激于怨毒，忍死含垢，卒推刃仇家，其“愚”寧可及哉!鄭氏多行不義，喪身豎子之手，其貨財妾媵，后且皆不保。君子于此，竊有感焉!
在這篇小說中，楊匏安盡情抒發了他對被剝削被壓迫者的同情和對舊社會的積憤，把伸張正義的愿望，寄托在被迫害的年青一代貧苦農民的復仇行動上，象這樣充滿激情的以農村反封
建為題材的小說，在“五四”前期的中國文壇，是難能可貴的。
這年，潘雪箴老師的女兒潘景昭也由橫濱回到廣州，任道根女校校長。她邀請楊匏安到道根講授詩詞。楊匏安教學生寫作：“義取敦本務實，辭唯絕俗清高”;認為“詩文一道，首貴無俗氣……然欲詩文之無俗氣者，必其人先無俗氣，外欲其人之無俗氣者，則舉凡流俗所趨之事，非斥去不可”②。他把這些觀點寫成《詩選自序》，連同講義發給學生。
1919年，楊匏安在“五四”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思想起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他從俄、德等國的世界革命風暴和“五四”運動中，深切體會到勞動人民力量的偉大;另方面，他從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和俄國十月革命受到啟發，使他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思想境界，朝著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世界觀大步邁進。從i919年5月下旬起，至同年12月底止，在廣州“五四”愛國運動高潮期間，他奮筆疾書，為《廣東中華新報》寫了八九萬字介紹新文化思潮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廣東中華新報》是當時廣州一家規模較大的報紙。社長容伯挺，是李大釗、林伯渠的朋友，中國留日學生反袁世凱組織——神州學會的成員。在北方新文化運動和日本社會主義思潮
的影響下，這家報紙從1919年6月起，增設《通俗大學校》副刊，以介紹西方新思潮和科學知識為宗旨。楊匏安密切關注廣東學生運動的發展，從5月21日起，寫成《青年心理講話》，在該刊連續登載一個多月，意在引導學生，在愛國運動中健康成長。6月至8月，他又在該刊發襲近3萬字的《美學拾零》，介紹了柏拉圖、康德、費希特、黑格爾和哈特曼等十多位西方著名學者的美學思想，可說是我國最早系統地介紹西方美學思潮的文章。該文以近1/3的篇幅，介紹近代美學大家哈特曼的美學觀點，填補了我國西方美學史研究中的空白。
從7月12日起至同年底止，楊匏安又以《世界學說》為總題，在該刊發表了兩萬多字的文章，系統地介紹了西方各種流派的哲學觀點和社會學說;其中包括唯物論、唯心論、經驗論、感覺論、一元論、二元論、多元論、實證論、機械論、實用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集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講壇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社會改良主義等等，雖然其中有些論述未必盡皆精當，但在當時的文化學術領域，卻也大大開拓了人們助眼界，使讀者可以從中進行比較鑒別。
楊匏安在《社會主義》一文中，贊揚馬克思的《資本論，為“社會主義圣典”，同時公開指出，“現在之社會狀態，實勞動者奮起革命，以求改造之時期也。”可見這時楊匏安已開始把馬克思主義與改造中國社會的革命實踐直接聯系起來思考了。
楊匏安在《世界學說》各文中，篇幅最長，也是最重要的—文是《馬克思主義——一稱科學社會主義》。該文發表于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陸續登載了19天。與李大釗發表于《新青年》的名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下篇，差不多同時問世。這是華南地區最早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與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不失同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名著之一。文章開頭說：
自馬克思氏出，從來之社會主義，于理論及實際上，皆頓失其光輝。所著《資本論》一書，勞動者奉為經典;而德國社會民主黨，且去來查爾(編者按：即拉薩爾] 而歸于馬氏，在近世社會黨中，其為最有勢力者，無疑矣!馬氏以唯物的史觀為經，以革命思想為緯，加之
在英、法觀察經濟狀態之所得，遂構成一種以經濟的內容為主之世界觀，此其所以稱科學的社會主義者也。由發表《共產黨宣言》書之1848年，至刊行《資本論》第一卷之1867年，此二十年間，馬克思主義之潮流達于最高，其學說亦于此時大成。
在這里，楊匏安衷達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熱情贊揚和高度評價。關于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他闡述了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以及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必須相、適應的諸原理。
關于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楊匏安寫道：
馬克思謂階級競爭之所由起，因土地共有制度既壞之后，經濟的構造，皆建在階級對立之上。所謂階級，即經濟上利害相反之階級。其分別，則一方為有土地或資本等生產之手段者，一方則為無土地或資本等生產之手段者;一方肆其壓服掠奪，而一方則受壓服掠奪者也。
楊匏安還以1/3的篇幅介紹了馬克思的“余工余值”說(編者按：即剩余價值說)，揭露資本家掠奪工人剩余價值的種種方法及其罪惡;指出資本家的剝削越重，工人的反抗必愈烈“一旦群起而取得國家之權力，改—切生產工具為國有，脫去資本家之羈絆，恢復各人之經濟自由，此為解決社會經濟的矛盾之唯一方法，亦即近代社會經濟制度所必有之結果，是固循社會演進的程序而自然發生者也。”楊匏安最后斷言：
馬氏之言驗矣!今日歐美諸國已悟布爾塞維克之不能以武力掃除矣!
《馬克思主義——一稱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文的發表，標志著楊匏安已從革命民主主義者開始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作為南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他的宣傳活動，不但為當時華南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而且為日后廣東共產黨組織的建立，作了思想準備。盡管他當時的文章難免還有不足，但作為“五四”時期南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宣傳者，他的業績，必將永垂史冊。
1921年春，廣東成立了共產黨組織，不久，楊匏安經譚平山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廣東早期黨員之一。楊匏安入黨后，他的住家楊家祠成了黨的活動據點，黨早期的許多會議都是在這里召開的。他和楊章甫還在楊家祠辦起了注音字母訓練班，為黨的活動作掩護。
這時，楊匏安已離開時敏中學。《廣東中華新報》也已被陳炯明封閉了。他由新聞界老友名律師陳大年的介紹，先后轉到南武中學和甲種工業學校任教。“南武”和“甲工”的學生運動十
分活躍，特別是“甲工”，“五四”以來一直是廣州學生運動的支柱。后來著名的革命烈士阮嘯仙、劉爾崧、周文雍等都出自這所學校。周文雍還是楊匏安教過的學生。
1922年2月26日，廣東青年團創辦《青年周刊》，由楊匏安撰寫創刊《宣言》，署名“夕ㄢ”。《宣言》公開向讀者宣告：“我們最服膺馬克思主義”，因為它“能把資本制度應當崩壞的純經濟的、純機械的歷程闡明”，“指示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的實際道路”。最難能可貴的是：這篇短短的“宣言”，已初步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國情聯系起來，明確地提出我國革命除了應注重勞工運動之外，“我們尤其注重的是農民運動”，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生產的大部分都是出自農民汗血”。同時號召學生、婦女和軍隊，同青年團員攜起手來，共同革命，號召中國軍人要學習蘇聯紅軍的榜樣。
同年三四月間，楊匏安在《青年周刊》第3至7期連續發表長文《馬克思主義淺說》，這是用白話文體通俗地、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文章，比1919年的那篇《馬克思主義——一稱科學的社會主義》寫得更加深入淺出，準確鮮明。這時，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已進行了改組，在團章中規定：“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廣東青年在黨團組織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推動下，學革命理論的熱情迅速高漲起來，他們以青年團員為基干，組織了“廣東社會主義討論會”，以“專討論馬克思主義及關于馬克思主義各種問題以至如何應用于中國為宗旨”。楊匏安的文章適應了廣大青年的學習需要，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這時，廣東軍閥陳炯明已公開背叛孫中山，迫害革命分子。黨團活動轉入地下，廣東區團委書記阮嘯仙被迫轉移外地，由楊匏安代理區團委書記。1923年5月，廣東區團委改選，楊匏安被選為候補執行委員。這期間，他由楊殷介紹任粵漢鐵路局廣州分局編輯主任。他利用這一合法身份，深入工人群眾中，開展黨的工作。他與楊殷等吸收了一批鐵路工人入黨。1922年底，他在黃沙開設了一間“北江商運局”，承運客貨，利用滇軍押運，以掩護黨在粵漢路工人中的活動并為黨籌措經費。經過楊匏安等人的努力工作，逐步建立了廣三、廣九、粵漢三鐵路的黨團支部，楊匏安、楊章甫等先后任支部書記。
1923年6月，中共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決定同國民黨合作。10月派譚平山等參加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會，其后又派譚平山、楊匏安為中共駐國民黨的黨團正副書記，以統一出席國民黨會議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的言論和行動。從此，楊匏安主要轉而從事黨的統一戰線工作。
國民黨改組從1923年10月開始，以廣州市黨部為改組試點。楊匏安、阮嘯仙等大批共產黨員積極投入了試點工作。改組后，楊匏安當選為第十區分部執行委員兼秘書。當時，國民黨的組織形式學習蘇俄，執行委員會不設固定主席;由秘書負責日常會務。
1924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后推舉共產黨員譚平山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林伯渠為農民部長，楊匏安、彭湃分別任組織部、農民部秘書，中央組織部不僅要 選人員派往全國務大區、省、市，開展國民黨的改組工作，而且還掌管軍隊、機關、學校、企業、海外以及廣東各縣、市的黨務，工作十分繁忙。譚平山兼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后，中央組織部的日常工作實際上由楊匏安主持。
1924年秋，中共廣東區委會成立，楊匏安任監察委員，與陳延年、周恩來等一起工作，他們常在楊家柯開會。同年10月，孫中山為鎮壓廣州商團叛亂，組織革命委員會，特派廖仲愷，譚平山為全權委員，楊匏安也參加了革命委員會的工作。11月，譚平山因出席國際會議，離職數月，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以楊匏安代理中央組織部長。
楊匏安身居國民黨要職，難免有親朋上門求差，有的還帶了禮物來。楊匏安堅持用人唯賢的原則，廉潔奉公，從不徇私濫任，一律拒收禮物。周恩來對楊軸安“為官廉潔，家境清貧”十分贊賞，楊逝世多年后，還一再提及，用以教育同志。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楊匏安等在廣州以國民黨中央名義，召開了有1萬多國民黨黨員參加的追悼大會，會上宣布全國50萬黨員誓為繼承孫中山的革命遺志而奮斗到底。
兩月后，上海爆發了“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盤據廣州的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勾結香港帝國主義武裝叛亂。6月12日，革命政府東征軍回師廣州，擊潰楊、劉叛軍。楊匏安在發動鐵路工人罷工平叛后的第二天，即以革命政府財政部長兼國民黨中央農工部長廖仲愷的代表身份，同鄧中夏一起前往香港，會同蘇兆征、楊殷發動工人響應上海“五卅”罷工。
當時香港有130多個工會，派別很多，情況復雜，受中共影響的尚少，他們對罷工有重重顧慮。楊匏安以廖財政部長代表的身份，保證罷工工人回省后，由政府負責解決食宿交通等問題，有效地消除了工人們的顧慮，使各工會相繼發出罷工命令。
6月23日，廣州沙面英、法帝國主義水兵、巡捕，開槍掃射我愛國群眾游行隊伍，造成傷亡數百人的沙基慘案。由此更加激起香港工人的義憤，他們不顧香港政府軍警的戒嚴，冒著生命危險，突破重重封鎖，大批回到廣州。香港當局派出警探四處搜捕罷工“煽動者”。7月1日晚，楊匏安不幸被捕入獄，足足關了50天，香港帝國主義者無法找到他“煽動工潮”的證據，只得把他“驅逐出境”。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機關刊物《工人之路》特號，為此用三號大字加框，發布“歡迎楊匏安先生出獄”的特別新聞。8月25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在省教育會搭起鮮花牌樓，開大會歡迎蘇俄總工會代表團來華和楊匏安出獄。屆時楊匏安卻沒有到會，他認為隆重歡迎國際友人是應該的，至于他自己，為革命工作甚至犧牲，乃是共產黨人的本份，不應該接受這樣盛大的歡迎，何況廖仲愷剛被刺犧牲，真兇未獲，許多要務都等著他去辦呢!至同月27日，他才出席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800多工人代表一致起立向他鞠躬致敬。他發表講話，絕口不提被捕后獄中的苦難遭遇，只強調“今天不是空談的時候，我們唯有實行奮斗!”他坦率地批評了香港各工會在罷工過程中的缺點，懇切要求大家學習歐洲赤色職工會團結一致的優點，以提高工會的戰斗力，并對廖仲愷的遇害表示無比悲憤，要求工人們繼承廖先生遺志，反帝到底。9月，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聘請楊匏安為顧問;不久又聘請他兼任香港罷工工團宣傳學校名譽校長。這期間，革命政府為審查廖仲愷被刺真相和懲辦兇犯，成立了廖案特別委員會和特別法庭，由楊匏安、李章達等任審判員，執行審訊案犯工作。
1925年11月，國民黨廣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正式成立了廣東省黨部。楊匏安當選為三個常委之一兼組織部長。接著革命政府兩次東征和南征，統一了廣東全省。在楊匏
安的主持和建議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委派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兼任東江各屆(惠、潮、梅)黨務組織主任，同時在省黨部之下建立潮梅、南路、惠屆、瓊崖四個特別委員會，分別派彭湃、鄧穎超、潘兆鑾、蕭鵬魂等為特別委員。由于楊匏安等人的積極工作，國民黨廣東黨務獲得迅速發展。至1926年1月，黨員人數由1萬余激增至4.8萬多人。新黨員絕大多數是工、農和學生，從而改變了國民黨過去以海外華僑為支柱的社會基礎。
1926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楊匏安當選中央執行委員，并被選為九個中央常委之一。與常委譚平山、林伯渠共同組成秘書處，處理國民黨中央的日常事務。這時楊匏安仍兼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和廣東省黨部常委兼組織部長。
正當革命形勢深入發展的時候，蔣介石于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艦事件”，強迫共產黨員退出第一軍，接著又于5月15日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人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由于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對蔣介石的妥協退讓政策，譚平山、楊匏安被迫辭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和秘書的職務。
1926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后，楊匏安留在廣州主持國民黨廣東省黨部的工作。
隨著北伐的勝利進展，國民政府北遷武漢。廣州的國民黨當局于1927年初采用圈定辦法，改組廣東省黨部，使新右派占壓倒的優勢。
1927年3月底，楊麴安與譚平山及共產國際代麥羅易一起離開廣州，于4月初到達武漢。其時，武漢的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正在進行一場反對蔣介石妄圖遷都南昌、控制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斗爭。不久，蔣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同日，楊匏安與武漢等地的國民黨中央委員聯名在漢口《民國日報》上發表討蔣通電，指出蔣介石已公然背叛革命，號召全國人民“去此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蟊賊”。
同年4月，楊匏安出席了在漢口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一作中央委員)。隨后按國民黨中央決議，與江董琴(武漢公安局長)成立國民黨閩、粵、桂三省黨部駐漢辦事處，負責接待和聯系福建、兩廣因遭反動派壓迫而流亡至武漢的革命同志。在武漢期間，楊匏安還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的“被難同志救恤會”常委兼任中國濟難總會干事會委員，為濟難救恤被迫害同志做了許多工作。
正當革命緊急關頭，汪精衛在武漢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為了挽救革命，共產黨人領導了“八一”南昌起義。同日，楊匏安與宋慶齡等22人在南昌《民國日報》上發表聲討蔣、汪反革命罪行的叫《央委員會宣言》。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八七”緊急會議，楊匏安出席了這次著名的會議。
“八七”會議后，楊匏安回到南方，奔走于廣州、香港、澳門之間，向第四軍張發奎部做統戰工作，談判沒有成功。這年11月，犯“左”傾錯誤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實行懲辦主義。處分了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在內的大批同志，楊匏安被取消了中央監察委員的資格，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譚平山則因組織第三黨問題，被開除黨籍。此時外間訛傳譚平山在組織第三黨時，把楊匏安列為發起人之一。為了澄清事實，楊匏安于1928年2月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第十七期上發表《所謂第三黨》一文，表白傳聞的無稽。這篇文章高度體現了楊匏安在大革命失敗、他本人受到犯“左”傾錯誤的領導人的排斥、打擊之后，仍然對黨忠貞不渝的革命情操。他對譚平山組織第三黨的錯誤所作的分析和批判，既態度嚴肅，以理服人，又實事求是，與人為善，不象有些犯“左”傾錯誤者，把他們當作敵人看待。
廣州起義失敗后，楊匏安赴南洋從事黨的工作。他通過港澳鄉親的關系，搭船到了新加坡，轉往吉隆墳等地活動。在新加坡，他曾寄回兩首詩給他在上海的堂妹夫霍志鵬，原詩如下：
十一月既望治舟星架坡港
故鄉回首戰云深， 漏刃投荒萬里臨。
馀日可消行坐臥， 感懷休問去來今。
江南有夢迷蠻瘴， 海外何人辨雅音?
自笑身閑心獨苦， 當頭皓月伴微 吟。
寄 小 梅
去國六千里， 心隨云水長。
逃生來絕域， 問禁入危邦。
歸意能無動? 公忠不可忘。
相思憑夢寄， 月色滿桄榔。
在“漏刃投荒”，流亡異國的時候，身受錯誤處分的楊匏安，仍然念念于“公忠不可忘”，充分表現了他對黨對人民、對祖國的無限忠誠。
1929年，楊匏安回到上海，留在黨中央機關，參與黨的報刊出版工作。他的一家，也由黨安排分散住在黨的印刷所或交通機關，掩護黨的活動。他于公余時間，積極從事編譯工作，他參考同志們從蘇聯帶回來的東方勞動大學和中山大學的講義，編譯成20余萬字的《西洋史要》，署名王純一，交由上海南強書店出版。這是我國最早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寫成的一部西洋史著作。它不僅系統地敘述了西歐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還對巴黎公社、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等作了專章的敘述。這是當時國內學習西洋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極為難得的讀物，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楊匏安犧牲后，至1936年，這本書還再版了五次。
1930年間，由于黨的印刷機關遭敵人破壞，楊匏安不幸被捕，在上海提籃橋監獄關了8個月。因沒有暴露身份，經黨營救獲釋。出獄后繼續留在黨中央工作。不久，調到中共中央農民
運動委員會任農委兼農民部副部長。這年6月，他翻譯了列寧和拉比杜斯著的《地租論》，交由南強書店出版，署名王純一，迭本六七萬字的小冊子，論述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蘇聯，在消滅封建地租和資本主義地租后，如何處理地租問題，對當時正在進行土地革命的各革命根據地，頗有參考作用。這年楊匏安還同阮嘯仙等在黨中央以中國互濟會名義舉辦的干部訓練班任課，從事培養黨的干部的工作。
在白色恐怖極為嚴重的上海，黨的經費十分困難。楊匏安一家人口眾多，生活異常艱苦，7個孩子中有兩個因病無錢醫治而夭折，他自己患肺病，妻子身體也很不好。為了彌補家用，他除了在晚問加緊寫作和翻譯外，還要幫家人推磨做米糍，讓他的母親和小孩第二天早晨上街叫賣。他的一家老者少少，經常為黨傳遞信息和放哨。
1931年夏，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人羅綺園，因生活作風問題，被叛徒向南京蔣介石告密，以致連累楊匏安等16人被捕。其時楊匏安一家住在上海公共租界東有恒路(今東余杭路)2048
號。7月25日凌晨，一批國民黨偵探和公共租界的巡捕，沖門進入楊家小閣樓上，把正患著肺病躺在床上的楊匏安拉走，先關押在匯山捕房，過兩天被引潑到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隊。由于楊匏安在國民黨內曾任中央常委，影響較大，蔣介石幾次派人勸降，都遭仙嚴詞斥責。敵人以死威脅，楊匏安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從參加革命起，早就置生死于度外，死可以，變節不行!”獄中難友無不為楊匏安的鐵骨丹心而深深感動，連一些看守的國民黨士兵，也贊嘆楊匏安是個“鐵人”。不久，楊匏安被解到淞滬警備司令部龍華看守所。他托人帶出一封信給家人，說他難免為革命犧牲，告誡家人不可接受任何不認識的人的任何資助，如果實在沒辦法生活，就回老家去，并特別囑咐：千萬別把縫紉機賣了，那是全家今后生活的依靠。
楊匏安在獄中，不僅自己對黨忠貞不渝，他還經常以革命者應有的氣節，教育獄中同志。他被捕后作的一首著名的“就義詩”，即是最好的寫照。這首詩是：
慷慨登車去， 相期一節全。
殘生無可戀， 大敵正當前。
知止窮張儉， 遲行笑褚淵。
從茲分手別， 對視莫潸然!
這首就義詩，充分發現了楊匏安雖身陷囹圄，仍大義凜然、威武不屈的崇高革命氣概，他還借用歷史的典故，教育一個革命者應學習受人們敬重的張儉，不能做被人唾罵的可恥叛徒褚淵。這首詩也成為楊匏安留給后人的一份寶貴的精神遺產。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在重慶曾多次用這首詩來勉勵同志，在革命斗爭艱難復雜的環境下，要象楊匏安那樣，對黨對人民忠貞不渝，為革命勇于獻身。
1931年8月的一天晚上，楊匏安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槍殺在淞滬警備司令部內的荒地上，時年35歲。他的革命業績和不朽的詩文，將永遠激勵著中國人民繼往開來，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宏偉事業而奮勇前進!
注釋：
① 《楊匏安文集;泛舟》。
⑧ 《楊匏安文集：詩選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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