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復，字幾道，漢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響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是中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
嚴復出生在一個醫生家庭里。1866年，嚴復考入了家鄉的福州船政學堂，學習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五年后以優等成績畢業。1877年到1879年，嚴復等被公派到英國留學，先入普茨茅斯大學，后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留學期間，嚴復對英國的社會政治發生興趣，涉獵了大量資產階級政治學術理論，并且尤為贊賞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
1879年畢業回國，到福州船廠船政學任教習，次年調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教務長），后升為總辦（校長）。嚴復還曾擔任過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上海復旦公學校長、安慶高等師范學堂校長，清朝學部名辭館總編輯等職。
回國后，嚴復從海軍界轉入思想界，積極倡導西學的啟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論》的翻譯工作。他的譯著既區別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賓塞的普遍進化觀。在《天演論》中，嚴復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理論闡發其救亡圖存的觀點，提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自強自立、號召救亡圖存。譯文簡練，首倡“信、達、雅”的譯文標準。主辦《國聞報》。“與天交勝”在當時的知識界廣為流傳。他的著名譯著還有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經濟學、政治學理論以及自然科學和哲學理論較為系統地引入中國，啟蒙與教育了一代國人。
辛亥革命后，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1912年嚴復受袁世凱命擔任北大校長之職，這也說明嚴復在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令人信服的顯赫地位。此時嚴復的中西文化比較觀走向成熟，開始進入自身反省階段，趨向對傳統文化的復歸。他擔憂中國喪失本民族的“國種特性”會“如魚之離水而處空，如蹩跛者之挾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鴉片為發越，此謂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這樣一種對中華民族前途與命運的更深一層的憂慮，嚴復曾經試圖將北京大學的文科與經學合而為一，完全用來治舊學，“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圣圣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于不墜。”
1921年10月27日去世，終年68歲。著作有《嚴幾道詩文鈔》等。著譯編為《侯官嚴氏叢刑》、《嚴譯名著叢刊》。
目前嚴復的故居，就在天津古文化街宮南西側114-1喬香閣
嚴復出生在一個醫生家庭里。1866年，嚴復考入了家鄉的福州船政學堂，學習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五年后以優等成績畢業。1877年到1879年，嚴復等被公派到英國留學，先入普茨茅斯大學，后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留學期間，嚴復對英國的社會政治發生興趣，涉獵了大量資產階級政治學術理論，并且尤為贊賞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
1879年畢業回國，到福州船廠船政學任教習，次年調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教務長），后升為總辦（校長）。嚴復還曾擔任過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上海復旦公學校長、安慶高等師范學堂校長，清朝學部名辭館總編輯等職。
回國后，嚴復從海軍界轉入思想界，積極倡導西學的啟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論》的翻譯工作。他的譯著既區別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賓塞的普遍進化觀。在《天演論》中，嚴復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理論闡發其救亡圖存的觀點，提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自強自立、號召救亡圖存。譯文簡練，首倡“信、達、雅”的譯文標準。主辦《國聞報》。“與天交勝”在當時的知識界廣為流傳。他的著名譯著還有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經濟學、政治學理論以及自然科學和哲學理論較為系統地引入中國，啟蒙與教育了一代國人。
辛亥革命后，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1912年嚴復受袁世凱命擔任北大校長之職，這也說明嚴復在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令人信服的顯赫地位。此時嚴復的中西文化比較觀走向成熟，開始進入自身反省階段，趨向對傳統文化的復歸。他擔憂中國喪失本民族的“國種特性”會“如魚之離水而處空，如蹩跛者之挾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鴉片為發越，此謂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這樣一種對中華民族前途與命運的更深一層的憂慮，嚴復曾經試圖將北京大學的文科與經學合而為一，完全用來治舊學，“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圣圣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于不墜。”
1921年10月27日去世，終年68歲。著作有《嚴幾道詩文鈔》等。著譯編為《侯官嚴氏叢刑》、《嚴譯名著叢刊》。
目前嚴復的故居，就在天津古文化街宮南西側114-1喬香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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