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稷(649～713)中國唐代畫家，書法家。字嗣通，蒲州汾陰(今山西萬榮)人。曾任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后被賜死獄中。工書法，師承褚遂良，與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并列初唐四大書法家。善繪畫，長于人物、佛像、樹石、花鳥，尤精于畫鶴，能準確生動地表現出鶴的形貌神情。無作品傳世。
薛稷曾祖即隨代著名文學家薛道衡，官至內史侍郎。祖父薛收，仕唐為記室參軍，封汾陰縣男。從父薛元超，唐中書令兼左庶子，加金紫光祿大夫。薛稷出身官宦世家，本人亦仕途顯達，武則天朝舉進士，累遷禮部郎中、中書舍人。唐中宗景龍末年(709年)，任諫義大夫、昭文館學士。其時唐睿宗李旦尚未登基，與薛稷關系很好，將女兒仙源公主嫁給了薛稷之子薛伯陽，二人結成兒女親家，過從甚密。景云元年(710年)，李旦甫登帝位，即刻升遷薛稷為太常少卿，以后累遷中書侍郎，轉工部、禮部尚書，復以翊贊之功，封晉國公，賜實封三百戶，加贈太子少保。唐睿宗還經常召薛稷入宮參贊政事，一時恩遇，群臣莫與為比。可惜好景不長，唐玄宗即位后，因太平公主與竇懷貞等人密謀政變，事泄被殺。薛稷以知情不報，亦被賜死，卒年65歲。
薛稷為人好古博雅，辭章甚美。政事之余，專力于書畫藝術。當時虞世南、褚遂良二人書法妙絕，海內翕然宗法。薛稷外祖魏征為初唐名臣，家富收藏，其中虞、褚墨跡頗多，薛稷得以日久觀摩，進而“銳意模學，窮年忘倦”，最終學成，名動天下。竇泉《述書賦》中說：“(陸)柬之效虞.疏薄不逮;(薛)少保學褚，菁華卻倍。”給了他很高的評價。此外，薛稷還曾向精于草隸的舅父魏叔瑜學習草書，世稱“前有虞、褚，后有薛、魏”。后世于是把薛稷與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并列，稱之日“初唐四大書家”。薛稷的隸書、行書俱入能品，“章草書亦其亞也”。其書法特色是“結體遒麗”，“媚好膚肉”，被人形容為“風驚苑花，雪惹山柏”，充滿了詩情畫意。因為薛稷的書法能夠很好地繼承褚遂良的筆法和風格，“可謂河南公(褚遂良)之高足，甚為時所珍尚。”所以，當時就有“買褚得薛，不失其節”的說法。唐代李嗣真在《九品書人論》中更將薛稷的真書、行書列為第一。在學習繼承褚遂良書法風格的同時，薛稷又有所發展創造，由此形成了他個人融隸入楷，媚麗而不失氣勢，勁瘦中兼顧圓潤的書風，發展了初唐書法勁瘦媚麗而又圓腴挺拔的時代風格，并給后世以影響，贏得人們由衷的贊美。史載薛稷曾經為普贊寺題額，三個大字，各方徑三尺，筆畫雄健，結構勁挺。唐代大詩人杜甫寫詩贊道：“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郁郁三大字，蛟龍岌相纏。”他的書法作品還有《中岳碑》、《洛陽令鄭敞碑》、《信行禪師興教碑》、《升仙太子碑》、《佛石跡圖傳》等，其中頗不乏歷代公認的書法精品。
薛稷行、楷書，始見稱于開元中葉張懷瓘所撰之《書斷》，并入能品，且立傳稱：“書學褚公，尤尚綺麗媚好，膚肉得師之半，可謂河南公之高足，甚為時所珍尚。”杜甫曾見其普贊寺題額三大字，筆勢雄健，有《觀薛少保書畫壁》詩贊云：“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郁郁三大字，蛟龍岌相纏。”董逌《廣川書跋》承息唐人，視作褚氏嫡嗣，其卷七有評曰：“薛稷于書，得歐、虞、褚、陸(陸柬之)遺墨至備，故于法可據。然其師承血脈，則于褚為近。至于用筆纖瘦，結字疏通，又自別為一家。”“用筆纖瘦”，出于刻意，乃一時代作風，不特薛稷如是，他的堂兄弟薛曜則更少豐潤。稷之書法出自褚氏，雖時有新奇能別成風神，然終因“超石鼠之效能，愧隋珠之掩類”，未能盡脫褚氏規模而獨張一軍。名列“初唐四家”，實見遜色，其所以附驥歐、虞、褚者，斯蓋論書者為求得偶數矣!存世的《信行禪師碑》，越王貞撰，神龍二年(706)立在長安，是其代表作。
薛稷又具備很高的文字才能，“文章學術，名冠時流。”詩歌寫得很好，《全唐詩》中共收錄其作品14篇。
在藝術領域中，薛稷一生中取得最高成就的是繪畫。套用古人的句式，大約可以說他是“詩不如書，書不如畫”吧。薛稷的繪畫擅長花鳥、人物及雜畫，而尤以畫鶴最為精妙。鶴之作為繪畫題材，可以上溯到西漢時期，但畫跡寥寥，還談不上什么成熟的技法。直到唐代花鳥畫開始成為繪畫的專題之一，隨之出現了全力從事花鳥畫創作的畫家，薛稷就是其中較早而專以畫鶴知名的一位，開創了一代花鳥畫之先河。這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很有關系;上古時代，鶴已進入文學作品，現存的青銅器上，亦可見到鶴的形象。春秋戰國肘期，出現了馴養鶴的記載，衛懿公因養鶴而身死國滅，是著名的歷史故事。唐代文人更是養鶴玩鶴，蔚然成風，鶴在他們的生括中占據了一定地位。反映到文學創作上，出現了一批以鶴為題材的詩歌。當文字表述有所欠缺.使他們感到不滿時，則必然要求助于形象的藝術再現。于是，鶴畫在繪畫領域中也就順理成章。迅速廣泛地發展起來。然而，誠如《宣和畫譜》所言，“世之畫鶴者多矣。其飛鳴飲啄之態度，宜得之為詳。然畫鶴少有精者，凡頂之淺深，氅之黧淡，喙之長短，脛之細大，膝之高下，未嘗見有一一能寫生者也。又至于別其雄雌，辨其南北，尤其所難。雖名乎號為善畫，而畫鶴以托爪傅地，亦其失也。故(薛)稷之于此，頗極其妙，宜得名于古今焉。”“故言鶴必稱稷，以是得名。”這里提到一般的畫家連鶴的表面特征都不能準確地把握，遑論描繪出鶴的精神氣質了。獨有薛稷所畫的鶴，能夠極盡其妙，或啄苔剔羽，或闊步顧視，或昂立座隅，或上下回翔，無不栩栩如生，曲盡情狀，形神兼具。當時人甚至把薛稷畫鶴、秘書省內落星石(疑即隕石)、賀知章草書、郎余令畫鳳并稱為“四絕”。唐代兩位大詩人社甫、李白都曾為薛稷畫鶴題詩作贊，由此，可以反映出薛稷功力的不凡。
薛稷所畫之鶴。形神兼具.達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故李杜二人一說“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一說“鶴感至精以神變，可弄影而浮煙”。似乎壁上的鶴，只要注入生命，馬上就會破壁飛去，令人不禁聯想到“畫龍點睛”的傳說。而李杜二人更為之激賞不止的，乃是薛稷筆下所表現出來的鶴的那種超脫逸達、而又傲骨十足的氣質。即所謂“赤霄有真骨，恥飲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以及“昂昂佇眙，霍若驚矯，形留座隅，勢出天表”的清高標格。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封建文人隱士的象征，而與一般人之取意鶴的吉祥富貴，有著完全不同的兩種文化內涵。宋代大畫家米芾也將著眼點放在這里，他在《題薛稷二鶴》詩中說，“從容雅步在庭除，浩蕩閑心存萬里。”又說;“余平生嗜此老(指薛稷)矣，此外無足為者。”表達了他與薛稷之間隔越時代的強烈共鳴。
薛稷畫鶴成就很高，影響也很深遠。《歷代名畫記》載：“屏風六扇鶴樣，自(薛)稷始也。”“樣”，即畫圖的范本，薛稷能夠創“樣”并為社會所接受，說明了他在畫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后.“六鶴圖“成為一種定格.五代時黃荃曾繪六鶴于偏殿壁上，此殿遂改稱“六鶴殿”，直至一千余年后，清代宮廷中還繪有六鶴屏風。歷來學薛稷畫鶴的人很多，著名的如唐代蒯廉，能“深得其妙”。石代花烏畫家黃荃，“鶴師薛稷”，并且后來居上，有出藍之譽。
薛稷的鶴畫作品，計有《啄苔鶴圖》、《顧步鶴圖》各一幅，《瑞鶴圖》(一作《鶴圖》)五幅，及《二鶴圖》、《戲鶴圖》等，這些都是卷軸畫，另有鶴畫壁畫多處;如唐秘書省、尚書省考工員外郎廳、洛陽尚書坊岐王宅、成都府衙院兩廳、通泉縣署等，也都是吐所公認的杰作。
畫鶴之外，薛稷的人物畫和雜畫也達到了很高的造詣。前人贊譽他畫蹤如閻立本。李白曾持意請他為新安郡(治今安徽歙縣)西安寺畫西方佛壁畫一鋪，筆力瀟灑，風姿連秀。被《唐朝名畫錄》列為神品，認為可與曹不興、張僧繇相匹敵。薛稷又繪有西方凈土變壁畫一鋪，杜甫寫詩贊道：“又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填。”可知此畫不曾填涂顏色，屬于所謂“白畫”，但是仍然神采飛動，具有感人的藝術力量。并且，這種白畫正是后代由李公麟所創始的“白描人物”的先驅，由此也可以看出薛稷非凡的造型和線描能力。此外，成都靜德精舍有薛稷人物烏獸壁畫二鋪，“態狀生動，乃一時之尤者也。工部尚書廳有其樹石壁畫，成都府衙院有其青牛壁畫等，也都“并居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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