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亨瀚(1894～1928)本名驥才(也作濟才)。生于益陽縣大栗港鎮五羊坪(今屬桃江縣)。幼入私塾，9歲進該縣龍洲書院(1906年改為益陽高等小學堂)讀書。
1909年(清宣統元年)考入長沙益陽駐省中學(后改名育才中學)，因同鄉關系結識湖南新軍四十九標營級軍官劉文錦和張德彌等，參與同盟會的秘密活動。武昌起義后，與各校學生組織剪辮隊，又參加學生援鄂敢死隊。南北議和后，敢死隊解散，又回益陽駐省中學，因受校方斥責，便轉入長郡中學。
“二次革命”期間，參加聲討袁世凱的斗爭，因受迫害，與劉文錦亡命日本，入東京神田法政學院。在校研究歐美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說。因生活困難于1915年(民國4年)2月提前歸國，任北京《真共和報》編輯。孫中山南下籌備護法戰爭之際，他因該報被封回湘，被護國軍第三路軍總司令周則范委任為秘書。1919年秋，因周則范被部屬廖湘蕓捕殺，熊亨瀚憤而辭職回益陽。在五四運動影響下，在家鄉與進步青年組織益陽公民自治會，出版《資江》雜志，宣傳新文化，抨擊封建勢力。
1921年(民國10年)下半年，應邀到育才中學任教務主任，同時在長郡中學兼課，帶領學生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很快成為長沙教育界的活動分子。1924年秋，他加入中國國民黨，并在次年5月國民黨湖南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同夏曦、李維漢、郭亮、何叔衡、謝覺哉等當選為省部執行委員。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后，他被湖南省會公法團體青滬慘案雪恥會推選為執行委員。在愛國運動中，和共產黨人何叔衡、夏曦等交往很多，又得到《觀察日報》蔣兆驤、龔飲冰等幫助，接受馬克思主義學說，逐步由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1926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以“革命為歸宿”的愿望。此后，他辭掉教務，成為一個職業革命者。擔任省會各團體反英討吳委員會的宣傳部主任、湖南臨時人民委員會委員。又和夏曦等多次赴衡陽，爭取已有“反北附南”趨向的唐生智早日參加北伐。唐生智宣布參力國民革命，成立湖南省臨時政府時，熊亨瀚被委任為電話總局避局長兼軍法處長。同年7月，為支援北伐軍，擔任湖南各界救護慰勞團團長。8月，在國民黨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會后。辭去電話總局局長和軍法處長職務，任湖南通俗教育館館長。為保持共產黨在國民黨湖南省黨部中的領導地們，當時中共湖南區委還特意公布了一個熊亨瀚與謝覺哉退出共產黨的通知。以后，他按照省委指示，在國民黨黨內進行艱苦曲折的工作，大量發行《湖南通俗日報》，并與謝覺哉主持《湖南民報》，進行宣傳工作。1927年春，他除繼續擔負原有的社會工作外，還擔任省民會議籌備委員會執行委員(后補選為黨務委員)，參與國民黨省、市黨部會同省政府及各公法團體制訂湖南行政大綱。又任湖南人民收回海關主權運動委員會委員和中國濟難會湖南分會執行委員兼交際部主任。
為了捍衛農民運動，他拒絕國民黨省黨部內以劉岳峙為首的“左社”分子的拉攏，旗幟鮮明地反擊他們對農民的攻擊。以《湖南通俗日報》為陣地，大量報導全省農運實況，劣紳、團防破壞農運的種種罪行外，還另編《民權周刊》，和《湖南民報》相配合，駁斥“左社”諸的讕言。他注意時局的變化和發展，為提高人們對新的軍閥勢力的警惕，在何鍵歡宴各方的宴會上明確指出：“軍事領袖必須受黨的指揮。如果黨的權威不能指揮軍事領袖，那就非常危險，就有造成新軍閥的可能。”1927年5月17日，武漢國民政府所轄獨立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叛變，他又投入反對國民黨新軍閥的斗爭。奉中共湖南省委派遺赴岳陽，聯絡北伐軍第入軍所屬第一師師長張國威，阻遏夏斗寅叛軍由鄂入湘。長沙“馬日事變”后，他由中共湖南臨時省委派去衡山縣傳達省委指示，組織衡山縣軍事委員會，擴大農民自衛軍。后來，10萬農軍反攻長沙的計劃失敗，他與夏曦、郭亮等遭到通緝，便潛回故鄉。不久去武漢，又值汪精衛叛變，得知南昌起義消息，決定前去江西。在聽到南昌起義部隊 轉移后，于1928年(民國17年)春，赴漢陽鸚鵡洲開展活動，由朋友出面開設一家“湘益隆”雜貨店，作為聯絡的據點;還物色武漢第七公安局兩個家鄉的青年警官作為內線掌握敵人動態，營救被捕同志。
在一年多時間里，他奔走湘、鄂、贛之間。同年9月，他在武漢的行止，被益陽縣清鄉督察員吳覲光偵悉。11月7日，在鸚鵡洲渡江處被捕27日被押回長沙。湖南清鄉督辦署軍法處連夜審訊，他只說了一句：“殺就殺，何必多說!”軍法處以無證據，不便問罪，報告何鍵。何鍵說：“熊亨瀚三個字，就是罪證，不必更問，槍決就是。”并決定立即行刑，邊馮玉祥將軍的營求電報也遲到了一小時。次日清晨，就義于長沙瀏陽門外識字嶺。
熊亨瀚擅長詩詞，作數十首革命詩篇，大部分已編入簫三主編的《革命烈士詩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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