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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崇禎年間，王夫之求學岳麓書院，師從吳道行，崇禎十一年（1638）肄業。在校期間，吳道行教以湖湘家學，傳授朱張之道，較早地影響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學統中的濟世救民的基本脈絡。明亡后,清順治五年（1648），王夫之在衡陽舉兵抗清，阻擊清軍南下，戰敗退肇慶，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對王化澄，幾陷大獄。至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沒，式耜殉難，乃決心隱遁。輾轉湘西以及郴、永、漣、邵間，竄身瑤洞，伏處深山，后回到家鄉衡陽潛心治學，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人稱“湘西草堂”，在此撰寫了許多重要的學術著作.王夫之三十三歲以后就開始“棲伏林谷，隨地托跡”，甚至變姓名為徭人以避世，直到他死去。刻苦研究，勤懇著述，垂四十年，得“完發以終”，始終未剃發。這是一個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稀有的人物。
　　王夫之學問淵博，對天文、歷法、數學、地理學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經學、史學、文學。哲學上總結并發展中國傳統的唯物主義。認為“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讀四書大全說》卷十），以為“氣”是物質實體，而“理”則為客觀規律。又以“絪蘊生化”來說明“氣”變化日新的辯證性質，認為“陰陽各成其象，則相為對，剛柔、寒溫、生殺，必相反而相為仇”。強調“天下惟器而已矣”，“無其器則無其道”（《周易外傳》卷五）。由“道器”關系建立其歷史進化論，反對保守退化思想。又認為“習成而性與成”，人性隨環境習俗而變化，所以“未成可成，已成可革”，而教育要“養其習于蒙童”。在知行關系上，強調行是知的基礎，反對陸王“以知為行”及禪學家“知有是事便休”觀點。政治上反對豪強大地主，認為“大賈富民”是“國之司命”，農工商業都能生產財富。文學方面，善詩文，工詞曲。所作《詩繹》、《夕堂永日緒論》，論詩多獨到見解。所著經后人編為《船山遺書》。其一生堅持愛國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戰斗精神，至死不渝。其中在哲學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讀四大全說》、《張子正蒙注》、《思錄內外篇》、《黃書》、《噩夢》等。墨跡傳世稀少。《大云山歌》書風神清氣舒，可謂難得珍品。明代的思想，是對歷代思想的一次大綜合。明代學者們對以往思想界，指摘弊病，有的很中肯。
　　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歷史觀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現在他的《讀通鑒論》和《宋論》兩部書里。《讀通鑒論》有三十卷，《宋論》有十五卷。據王夫之的兒子王敔在《姜齋公行述》的說法，王夫之－末年作《讀通鑒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以上下古今興亡得失之故，制作輕重之原。諸種卷帙繁重，皆楷書手錄。貧無書籍紙筆，多假之故人門生，書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與子孫言者，無幾焉。由此可看出這些書的寫作過程是非常艱苦的。
　　王夫之一生著書320卷，錄于《四庫》的有：《周易稗疏》、《考異》、《尚書稗疏》、《詩稗疏》、《春秋稗疏》等。岳麓書院建船山專祠，以紀念這位不朽的大師王夫之在康熙二十八年（1690）其自題墓石中說“有明遺臣行人王夫之……自為銘曰：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于茲丘，固銜恤以永世。’戊申紀元后三百年十有年月日男勒石”他特別告誡兒子說“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為之，止此不可增損一字。行狀原為請志銘而設，既有銘，不可贅作。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學，可不以譽我者毀我，數十年后，略紀以示后人可耳，勿庸問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 己巳九月朔書授攽”
　　王夫之在自己墓志銘中說的“戊申紀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元年，即明朝開國的時間。并且特別強調“墓石可不作”，如果作，則“不可增損一字”，“背此者自昧其心”。
　　王夫之的政治思想的主旨是“循天下之公”。在這個主旨下，他猛烈抨擊“孤秦”“陋宋”，深刻揭露了秦始皇及歷代帝王把天下當作私產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