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出身于東漢的上層官僚之家，曾祖王龔順帝時官至太尉，祖父王暢靈帝時官至司空，都曾位列三公。父親王謙是大將軍何進的長史。王粲是我國東漢末年著名的文學家和幕府名士。優越的家庭條件，加上本人的刻苦努力，終于使王粲成就了自己在文學上的不朽事業，寫下了著名的《登樓賦》和《七哀詩》等作品。當時，有七位創作成就很高的人被稱作“建安七子”，王粲不僅名列其中，而且是七子中成就較大的一個，與曹植并稱“曹王”。梁朝大文學評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中贊譽王粲為“七子之冠冕”。同時，由于王粲的特殊經歷和貢獻，也使他成了我國古代幕府中的一名佼佼者。
過目不忘之才
王粲少時即有才名，博聞強記，有過目不忘之才。《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說他“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作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用現在通俗的語言解釋，就是王粲的語文算術成績都好，是一個文理科俱佳的全才。《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記載的兩件小事，證明了王粲確實是一個記憶力超強的人。
有一天，王粲與幾個伙伴到郊外玩耍，走到半路上，發現路旁立著一塊石碑，上面刻滿了密密麻麻的碑文。勤奮好學的王粲見碑文寫得不錯，就大聲讀了起來。伙伴們早就聽說他有過目成誦的本領，就和他開玩笑說：
“王粲，你讀完這一遍，能背下來嗎？”
王粲謙虛地說：“試試看吧。”
于是，他把臉背過去，一句句地背誦起來。伙伴們一邊聽，一邊對照原文看，他們吃驚地發現，王粲竟然背得一字不差！大家不禁為他喝起彩來。
還有一次，王粲在旁邊看人下圍棋，一不小心把棋盤給碰翻了。下棋的人見是王粲，就故作生氣地說：“這可怎么辦啦！我們就要見分曉了，本可以贏他一盤，看，卻讓你給攪了！”
王粲說：“對不起，我給你們復盤成嗎？”說著他撿起棋子，按剛才的棋勢擺了起來。擺好之后，下棋的人和觀棋的人，都不信王粲擺的和原來是一樣的，就用東西把棋盤蓋起來，要王粲另外再擺一盤，看看兩盤擺的是不是完全一樣。王粲二話不說，就在旁邊重新擺過了一盤。擺好后，經過對照，一子兒不差。從此，王粲驚人的記憶力便遠近聞名了。
蔡邕是當時的文壇巨匠和領袖，此人才學過人，朝野聞名，人們對他無不敬仰，家里常常賓客盈門。有一天，王粲去拜訪他。蔡邕早已聽說王粲的大名，聽說王粲到來，慌忙出迎，連鞋子都穿反了。王粲進屋后，賓客門見他只是一個十來歲的孩子，而且身材短小瘦弱，容貌丑陋古怪，大為驚訝，弄不懂蔡邕為什么要如此看重王粲。蔡邕明白眾人的心思，就說：“這是王公的孫子，有特殊的才能，我是不如他的。我家的書籍文章，都應該送給他，才算物歸其主。”從此，兩人便成了忘年之交。
進入劉表幕府
由于王粲才高名重，十七歲那年，東漢朝廷便征召王粲為黃門侍郎，王粲卻以長安正處在一片混亂之中為由，不應征召。為躲避戰亂，他前往荊州投奔了劉表，進入劉表幕府工作，開始了他的幕府生涯。自此以后，王粲再沒有離開幕府工作，可以說是終身從幕。
建安前期的荊州，與曹操所處的鄴下相同，也是一個文人雅士聚集的地方。荊州刺史劉表是東漢宗室，據有今湖北湖南一帶，占地千里，帶甲兵十余萬。由于那時戰亂尚未殃及荊州，劉表又采取了“愛民養士，從容自保”的策略，所以中原百姓與文人俊杰為避戰亂多有遷徙歸附者。而王粲與劉表系同鄉，劉表又是王粲祖父王暢的學生，故王粲前來投奔劉表，便是情理之中的事。王粲出身于望族，又是名揚四海的才子，劉表原打算將他招為東床快婿，無奈王粲身材短小，長相丑陋，劉表又很看重外表，所以聯姻之事終究未成。這對王粲來說，當然是一件不小的憾事。更有甚者，劉表在政治上也不怎么重用他，只是將他的文學才能為己所用罷了。
在荊州十余年，王粲始終只是依附于劉表的一個普通幕僚，有一個安身之處，卻無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對王粲來說，一方面是漢室喪失權柄，各地軍閥割據，像他這樣有才華的文人，卻無法為朝廷出力；另一方面是他所依附的劉表才能庸劣，量小識淺，又不知道使用人才，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而前途渺茫，所以，是留是去，進退兩難。王粲本是一個熱中于仕途功名的人，其郁郁而不得志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而這種心情，也就很自然地流露在他那些述志抒懷的詩賦之中。寫于這一時期的名作《七哀詩》之二，通篇所表達的，就是王粲當時的政治苦悶和他寄居異地、懷念家鄉的寂寞憂傷之情：
“荊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岡有余映，巖阿增重陰。狐貍馳赴穴，飛鳥翔故林。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沾衣襟。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名篇《登樓賦》，也是王粲這一時期的作品，其主旨與此詩大體相同。賦中起句為“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一個“憂”字，可以說包含了這些年他在荊州的全部心境，也是全賦的情感底蘊。接著寫四周景色秀美，卻是“雖信美而非吾土兮”，透露出身在異鄉客地的愁懷。再接著是敘述自己的憂思之源，乃是社會動亂，只身飄零，進一步抒發了“人情同于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的故土之情，蘊含著要離開劉表，荊州非久留之地的意念。最后，賦文更深一層地點明了憂思的內涵，是希冀時世早日清平，以施展自己平生之才力，但此種期望又遲遲不見到來，今已感到所依非人而抱負難展，因而不由得要“氣交憤于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了！全賦情從景來，寫得悲涼慷慨，極富感染力，歷來與曹植的《洛神賦》并列，一起被譽為建安辭賦最高成就的代表。
在荊州的十五年里，王粲雖然未被重用，但對工作，他還是積極參與的，為劉表起草了不少公文，其中比較有名的有：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長沙太守張羨舉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之兵背叛劉表，劉表發兵討伐。為了宣傳這次軍事行動合乎大義，就由王粲執筆寫了一篇《三輔論》，以示師出有名。其中寫道：“長沙不軌，敢作亂違，我牧睹其然，乃赫爾發憤，且上征下戰，去暴舉順。”申明用兵乃是為了“去暴舉順”。此文被廣為張貼、散發，收到了極好的宣傳效果。
官渡之戰后，袁紹病死，他的兩個兒子袁譚、袁尚兄弟鬩墻。劉表為了勸和，要王粲起草了《為劉荊州諫袁譚書》和《為劉荊州與袁尚書》兩文。書中勸解袁氏兄弟毋作鬩墻之斗，應當聯合御侮，既曉之以理，又動之以情，寫得“詞章縱橫”（張溥：《王侍中集題辭》），甚有文彩。
被曹操委以重任
建安十三（公元208年）年七月，曹操起兵，攻打劉表。劉表死后，次子劉琮繼位。章陵太守蒯越、荊州府東曹椽傅巽和王粲等人力勸劉琮投降曹操。劉琮聽從了他們的勸告。九月，劉琮舉州降曹，王粲也來到曹操幕府工作。從此后，王粲仕途得意，官運亨通，不斷升遷，一直被曹操委以重任。王粲先是因勸劉琮歸降有功，被授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后又遷軍謀祭酒。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漢獻帝封曹操為魏公，加九錫。魏國既建，王粲官拜侍中。
如果說，此前的王粲一直是在失意中度日，那么，自從來到曹操幕府工作后，王粲卻如撥烏云見青天，命運有了實質性改變。在短短的三五年時間里，他連升數級，最后成了“建安七子”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是唯一的封侯者。這樣的結局，恐怕是他在劉表手下工作時想都不敢想的。有為之士遇到有為之主，王粲的工作積極性于是得到空前激發和調動。《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說：王粲“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馳，興造制度，粲恒典之”。也就是說，此后的王粲除了發揮自己的特長，積極參與謀議作用外，還傾注全力為曹魏新興政權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制訂了各項法律和法規，這實際上是為魏國的建立規劃藍圖，奠定基礎。秦朝有李斯定制，漢朝有蕭何制律，魏國則主要靠王粲“興制度”，作禮樂。此時的王粲，真可以用意氣風發、春風得意來形容，對此，他自己也是不隱瞞的，如在《仿連珠》一文中，他便隱然以管仲自比：“齊用管仲而霸功立，秦任孟明而晉恥雪”。并強調說：“帝王雖賢，非良臣無以濟天下”。
因王粲強記博聞，曹操每逢巡游外出或征伐，還總喜歡邀王粲同行。
同他的仕途遭遇相一致，王粲的文學活動，大體上也可以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劃分的界線就是建安十三年的歸附曹操。前期他主要在荊州過著流寓生活，親歷過戰亂災禍，又長期得不到施展抱負的機會，憂國憂民之情與懷才不遇之憤糾結在一道，使他的文學作品籠罩著一層悲凄憤悱的情調。后期他在曹操幕中，一方面受到北方廣大地區已經實現統一的形勢的鼓舞，一方面也因擔任重要官職而激發起建功立業的信心，所以他的創作基調又轉變為激奮昂揚。如分別寫于曹操西征關右和東征孫權的《從軍詩》五首，便對曹軍的征伐作了熱烈歌頌，同時也表達了作者從軍征戰、建功立業的激昂情緒。
在曹操幕府，王粲不但受到賞識和重用，而且他同曹丕、曹植的關系也相當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曹丕、曹植非常尊重王粲，他們之間經常有詩賦往還。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冬，王粲隨曹操征討孫吳，次年春，在返回鄴城途中病逝，時年四十一歲。曹丕親率眾文士為其送葬。為了寄托對王粲的眷戀之情，曹丕對王粲的生前好友們說：“仲宣平日最愛聽驢叫，讓我們學一次驢叫，為他送行吧！”頓時，王粲的墓地上響起了一片嘹亮的驢叫之聲。這驢叫聲響徹四野，并在文學史上留下了千古絕唱。葬禮之后，曹植又作《王仲宣誄》，其中說：“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可見其交情確實非同尋常。
王粲的作品，據《隋書·經籍四》記載，原有《王粲集》十一卷，但沒有保存下來。明代張溥輯有《王侍中集》一卷，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王粲死于壯年，其死因被記載在東漢名醫張仲景的傳記中。其中言道，張仲景憑自己多年的醫療經驗，漸漸發現這位僅有二十幾歲的作家王粲隱藏著可怕的“癘疾”的病源。有一天，他對王粲說：“你已經患病了，應該及早治療。如若不然，到了四十歲，眉毛就會脫落。眉毛脫落后半年，就會死去。現在服五石湯，還可挽救。”可是王粲聽了很不高興，自認文雅、高貴，身體又沒什么不舒服，便不聽他的話，更不吃藥。過了幾天，張仲景又見到王粲，就問他：“吃藥沒有？”王粲騙他說：“已經吃了。”張仲景認真觀察一下他的神色，搖搖頭，嚴肅而又深情地對王粲說：“你并沒有吃藥，你的神色跟往時一般。你為什么諱疾忌醫，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這樣輕呢？”王粲始終不信張仲景的話，二十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脫落，眉毛脫落后半年就死了。
過目不忘之才
王粲少時即有才名，博聞強記，有過目不忘之才。《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說他“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作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用現在通俗的語言解釋，就是王粲的語文算術成績都好，是一個文理科俱佳的全才。《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記載的兩件小事，證明了王粲確實是一個記憶力超強的人。
有一天，王粲與幾個伙伴到郊外玩耍，走到半路上，發現路旁立著一塊石碑，上面刻滿了密密麻麻的碑文。勤奮好學的王粲見碑文寫得不錯，就大聲讀了起來。伙伴們早就聽說他有過目成誦的本領，就和他開玩笑說：
“王粲，你讀完這一遍，能背下來嗎？”
王粲謙虛地說：“試試看吧。”
于是，他把臉背過去，一句句地背誦起來。伙伴們一邊聽，一邊對照原文看，他們吃驚地發現，王粲竟然背得一字不差！大家不禁為他喝起彩來。
還有一次，王粲在旁邊看人下圍棋，一不小心把棋盤給碰翻了。下棋的人見是王粲，就故作生氣地說：“這可怎么辦啦！我們就要見分曉了，本可以贏他一盤，看，卻讓你給攪了！”
王粲說：“對不起，我給你們復盤成嗎？”說著他撿起棋子，按剛才的棋勢擺了起來。擺好之后，下棋的人和觀棋的人，都不信王粲擺的和原來是一樣的，就用東西把棋盤蓋起來，要王粲另外再擺一盤，看看兩盤擺的是不是完全一樣。王粲二話不說，就在旁邊重新擺過了一盤。擺好后，經過對照，一子兒不差。從此，王粲驚人的記憶力便遠近聞名了。
蔡邕是當時的文壇巨匠和領袖，此人才學過人，朝野聞名，人們對他無不敬仰，家里常常賓客盈門。有一天，王粲去拜訪他。蔡邕早已聽說王粲的大名，聽說王粲到來，慌忙出迎，連鞋子都穿反了。王粲進屋后，賓客門見他只是一個十來歲的孩子，而且身材短小瘦弱，容貌丑陋古怪，大為驚訝，弄不懂蔡邕為什么要如此看重王粲。蔡邕明白眾人的心思，就說：“這是王公的孫子，有特殊的才能，我是不如他的。我家的書籍文章，都應該送給他，才算物歸其主。”從此，兩人便成了忘年之交。
進入劉表幕府
由于王粲才高名重，十七歲那年，東漢朝廷便征召王粲為黃門侍郎，王粲卻以長安正處在一片混亂之中為由，不應征召。為躲避戰亂，他前往荊州投奔了劉表，進入劉表幕府工作，開始了他的幕府生涯。自此以后，王粲再沒有離開幕府工作，可以說是終身從幕。
建安前期的荊州，與曹操所處的鄴下相同，也是一個文人雅士聚集的地方。荊州刺史劉表是東漢宗室，據有今湖北湖南一帶，占地千里，帶甲兵十余萬。由于那時戰亂尚未殃及荊州，劉表又采取了“愛民養士，從容自保”的策略，所以中原百姓與文人俊杰為避戰亂多有遷徙歸附者。而王粲與劉表系同鄉，劉表又是王粲祖父王暢的學生，故王粲前來投奔劉表，便是情理之中的事。王粲出身于望族，又是名揚四海的才子，劉表原打算將他招為東床快婿，無奈王粲身材短小，長相丑陋，劉表又很看重外表，所以聯姻之事終究未成。這對王粲來說，當然是一件不小的憾事。更有甚者，劉表在政治上也不怎么重用他，只是將他的文學才能為己所用罷了。
在荊州十余年，王粲始終只是依附于劉表的一個普通幕僚，有一個安身之處，卻無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對王粲來說，一方面是漢室喪失權柄，各地軍閥割據，像他這樣有才華的文人，卻無法為朝廷出力；另一方面是他所依附的劉表才能庸劣，量小識淺，又不知道使用人才，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而前途渺茫，所以，是留是去，進退兩難。王粲本是一個熱中于仕途功名的人，其郁郁而不得志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而這種心情，也就很自然地流露在他那些述志抒懷的詩賦之中。寫于這一時期的名作《七哀詩》之二，通篇所表達的，就是王粲當時的政治苦悶和他寄居異地、懷念家鄉的寂寞憂傷之情：
“荊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岡有余映，巖阿增重陰。狐貍馳赴穴，飛鳥翔故林。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沾衣襟。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名篇《登樓賦》，也是王粲這一時期的作品，其主旨與此詩大體相同。賦中起句為“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一個“憂”字，可以說包含了這些年他在荊州的全部心境，也是全賦的情感底蘊。接著寫四周景色秀美，卻是“雖信美而非吾土兮”，透露出身在異鄉客地的愁懷。再接著是敘述自己的憂思之源，乃是社會動亂，只身飄零，進一步抒發了“人情同于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的故土之情，蘊含著要離開劉表，荊州非久留之地的意念。最后，賦文更深一層地點明了憂思的內涵，是希冀時世早日清平，以施展自己平生之才力，但此種期望又遲遲不見到來，今已感到所依非人而抱負難展，因而不由得要“氣交憤于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了！全賦情從景來，寫得悲涼慷慨，極富感染力，歷來與曹植的《洛神賦》并列，一起被譽為建安辭賦最高成就的代表。
在荊州的十五年里，王粲雖然未被重用，但對工作，他還是積極參與的，為劉表起草了不少公文，其中比較有名的有：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長沙太守張羨舉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之兵背叛劉表，劉表發兵討伐。為了宣傳這次軍事行動合乎大義，就由王粲執筆寫了一篇《三輔論》，以示師出有名。其中寫道：“長沙不軌，敢作亂違，我牧睹其然，乃赫爾發憤，且上征下戰，去暴舉順。”申明用兵乃是為了“去暴舉順”。此文被廣為張貼、散發，收到了極好的宣傳效果。
官渡之戰后，袁紹病死，他的兩個兒子袁譚、袁尚兄弟鬩墻。劉表為了勸和，要王粲起草了《為劉荊州諫袁譚書》和《為劉荊州與袁尚書》兩文。書中勸解袁氏兄弟毋作鬩墻之斗，應當聯合御侮，既曉之以理，又動之以情，寫得“詞章縱橫”（張溥：《王侍中集題辭》），甚有文彩。
被曹操委以重任
建安十三（公元208年）年七月，曹操起兵，攻打劉表。劉表死后，次子劉琮繼位。章陵太守蒯越、荊州府東曹椽傅巽和王粲等人力勸劉琮投降曹操。劉琮聽從了他們的勸告。九月，劉琮舉州降曹，王粲也來到曹操幕府工作。從此后，王粲仕途得意，官運亨通，不斷升遷，一直被曹操委以重任。王粲先是因勸劉琮歸降有功，被授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后又遷軍謀祭酒。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漢獻帝封曹操為魏公，加九錫。魏國既建，王粲官拜侍中。
如果說，此前的王粲一直是在失意中度日，那么，自從來到曹操幕府工作后，王粲卻如撥烏云見青天，命運有了實質性改變。在短短的三五年時間里，他連升數級，最后成了“建安七子”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是唯一的封侯者。這樣的結局，恐怕是他在劉表手下工作時想都不敢想的。有為之士遇到有為之主，王粲的工作積極性于是得到空前激發和調動。《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說：王粲“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馳，興造制度，粲恒典之”。也就是說，此后的王粲除了發揮自己的特長，積極參與謀議作用外，還傾注全力為曹魏新興政權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制訂了各項法律和法規，這實際上是為魏國的建立規劃藍圖，奠定基礎。秦朝有李斯定制，漢朝有蕭何制律，魏國則主要靠王粲“興制度”，作禮樂。此時的王粲，真可以用意氣風發、春風得意來形容，對此，他自己也是不隱瞞的，如在《仿連珠》一文中，他便隱然以管仲自比：“齊用管仲而霸功立，秦任孟明而晉恥雪”。并強調說：“帝王雖賢，非良臣無以濟天下”。
因王粲強記博聞，曹操每逢巡游外出或征伐，還總喜歡邀王粲同行。
同他的仕途遭遇相一致，王粲的文學活動，大體上也可以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劃分的界線就是建安十三年的歸附曹操。前期他主要在荊州過著流寓生活，親歷過戰亂災禍，又長期得不到施展抱負的機會，憂國憂民之情與懷才不遇之憤糾結在一道，使他的文學作品籠罩著一層悲凄憤悱的情調。后期他在曹操幕中，一方面受到北方廣大地區已經實現統一的形勢的鼓舞，一方面也因擔任重要官職而激發起建功立業的信心，所以他的創作基調又轉變為激奮昂揚。如分別寫于曹操西征關右和東征孫權的《從軍詩》五首，便對曹軍的征伐作了熱烈歌頌，同時也表達了作者從軍征戰、建功立業的激昂情緒。
在曹操幕府，王粲不但受到賞識和重用，而且他同曹丕、曹植的關系也相當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曹丕、曹植非常尊重王粲，他們之間經常有詩賦往還。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冬，王粲隨曹操征討孫吳，次年春，在返回鄴城途中病逝，時年四十一歲。曹丕親率眾文士為其送葬。為了寄托對王粲的眷戀之情，曹丕對王粲的生前好友們說：“仲宣平日最愛聽驢叫，讓我們學一次驢叫，為他送行吧！”頓時，王粲的墓地上響起了一片嘹亮的驢叫之聲。這驢叫聲響徹四野，并在文學史上留下了千古絕唱。葬禮之后，曹植又作《王仲宣誄》，其中說：“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可見其交情確實非同尋常。
王粲的作品，據《隋書·經籍四》記載，原有《王粲集》十一卷，但沒有保存下來。明代張溥輯有《王侍中集》一卷，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王粲死于壯年，其死因被記載在東漢名醫張仲景的傳記中。其中言道，張仲景憑自己多年的醫療經驗，漸漸發現這位僅有二十幾歲的作家王粲隱藏著可怕的“癘疾”的病源。有一天，他對王粲說：“你已經患病了，應該及早治療。如若不然，到了四十歲，眉毛就會脫落。眉毛脫落后半年，就會死去。現在服五石湯，還可挽救。”可是王粲聽了很不高興，自認文雅、高貴，身體又沒什么不舒服，便不聽他的話，更不吃藥。過了幾天，張仲景又見到王粲，就問他：“吃藥沒有？”王粲騙他說：“已經吃了。”張仲景認真觀察一下他的神色，搖搖頭，嚴肅而又深情地對王粲說：“你并沒有吃藥，你的神色跟往時一般。你為什么諱疾忌醫，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這樣輕呢？”王粲始終不信張仲景的話，二十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脫落，眉毛脫落后半年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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