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膽琴心譚嗣同
在瀏陽乃至中國的歷史上，維新志士譚嗣同都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偉丈夫，他為戊戌變法慷慨赴義的壯舉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譚嗣同從少年時代起，就有“劍膽琴心”的雅號。 在才常路的“譚烈士專祠”里，曾經有一幅譚嗣同攝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歲，外穿月白色長衫，內著玄色武士裝，左手叉腰，右手持劍，濃眉俊目，閃閃似電，有一種立如山岳、傲視死神的凜然正氣。譚嗣同短暫的一生中，兩劍三琴陪伴他度過了不少蒼茫歲月。
劍是英雄膽 1865年，譚嗣同出生在京城，當時其父譚繼洵在京城為官。譚嗣同自小心胸坦蕩，為人仗義，頗仰慕古代俠士，于是12歲時開始隨“通臂猿”胡七與“義俠”大刀王五學劍習武，當時與他形影不離的是一把“七星劍”。13歲時，譚嗣同第一次回到家鄉瀏陽，“大夫第”幽深的庭院里，他三更燈火讀書，聞雞起舞擊劍。市文化館潘信之老師在約百年后曾親眼見過那把“七星劍”，劍身較長，上面鑲嵌有７顆銅星，呈北斗七星狀布列。大約在20歲左右的10年間，譚嗣同游歷了黃河上下、大江南北。“七星劍”是他旅途的忠實伴侶，伴隨著他壯游祖國山河，行程8萬余里，足跡遍布13省，結交義士，拜訪名家，大開眼界。特別是有一次譚嗣同仗劍策馬射獵，7晝夜行程1700多里，雖遇“髀肉狼藉”，但他仍然“怡然自樂”。壯游期間，譚嗣同意外地從兩個極其偏遠的地方，得到了他平生最崇敬的人物文天祥的兩件舊物：“蕉雨琴”與“鳳矩劍”，對這兩件寶物他珍愛如命。從此，他將“七星劍”留在“大夫第”，將“鳳矩劍”隨身佩帶，寸步不離。
琴即英雄魄 中國古代文人修養講究“琴、棋、書、畫”四藝，更以琴列為其首，歷史上許多著名的思想家、藝術家，如孔子、蔡邕、嵇康都以彈琴名世。譚嗣同也不例外，寂寥天地里，他舞劍撫琴瀟灑一生。在“譚烈士專祠”展覽廳里還有譚嗣同用過的“崩霆琴”的照片，琴身烏黑锃亮，楷書“崩霆”清晰可見。據史料記載，某年盛夏，譚家宅院兩棵高約六丈的梧桐樹被雷霆劈倒其中一棵，譚嗣同以梧桐殘干，制成兩架七弦琴，命名為“殘雷”與“崩霆”，琴銘分別為“破天一聲揮大斧，干斷枝折皮骨腐。縱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嗚咽哀鳴莽終古！”“雷經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無益于桐。”而文天祥所留“蕉雨琴”的琴銘是“海沉沉，天寂寂，芭蕉雨，聲何急。孤臣淚，不敢泣！”1898年譚嗣同應詔赴京變法，時年34歲，和夫人李閏分別時，除了贈以《戊戌北上留別內子》一詩，據說他們夫婦在別離前夜，還對彈“崩霆琴”與“殘雷琴”依依惜別。北上時譚嗣同將“崩霆琴”與“殘雷琴”以及“鳳矩劍”帶在了身邊。多少年之后，不論是秋風颯颯還是春雨霏霏，在“大夫第”繞室徘徊，側耳傾聽，那屋宇棟梁間仿佛依然繚繞著他們那永不消逝的琴聲！
血見英雄色 譚嗣同攜帶一劍二琴，為拯救中華民族于亡國滅種之難，北上京城準備一展變法強國宏愿，只可惜舊勢力陰霾重重，“戊戌變法”百日而終。為喚起民眾覺醒，譚嗣同舍身赴難，慷慨就義。本來譚嗣同有機會逃生，但在大刀王五等人勸他出逃時，他選擇了流血，并將“鳳矩劍”贈給了大刀王五，一代名器終不辱主。 “殘雷琴”現藏于故宮博物館，而“崩霆琴”從此不知下落。“殘雷琴”長119.8cm，肩寬19.3cm，尾寬13cm，為落霞式，髹黑色光漆，背面軫池下方刻魏體書“殘雷”，其下刻琴銘，款題“譚嗣同作”，腹款刻“光緒十六年瀏陽譚嗣同復生甫監制”。光緒十六年為公元1890年，譚嗣同時年25歲（一說此琴制于譚嗣同16歲時）。不知何故此琴后來到了一個叫錢君宜的人手里，并由他于1952年將此琴捐獻故宮博物館。在譚嗣同的手下，七弦琴已不是一般文人雅士休閑遣興之玩物，而是愛國志士劍戟交鳴的生命之歌。恰好在“崩霆”琴上有他肝膽相照的摯友唐才常的挽聯句：“忍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臺，漫贏將去楚孤臣簫聲嗚咽；甘永拋四百兆為奴種長埋地獄，只留得扶桑三杰劍氣摩空。”譚嗣同在北京就義后，尚有“七星劍”、“蕉雨琴”等遺物留存其故居“大夫第”，被李閏悉心封存保管在閣樓之上。上世紀60年代，縣文化館對瀏陽古樂進行搶救性保護，在征集古樂器時了解到，“土改”時譚家曾將部分譚嗣同遺物交由佃戶譚某保管。當時在文化館工作的潘信之老師說，工作人員多方輾轉，終于找到了譚某，不但在那里找到了24根銅制鳳簫，還找到了“七星劍”，但令人十分遺憾的是，譚某出于擔心將譚嗣同遺物埋在了地下，“蕉雨琴”已經腐爛成為一堆木屑。“七星劍”由此被文化館收藏，潘信之老師于1965年調到外地工作，1981年重回文化館工作時卻再也見不到那把“七星劍”了。通過多方打聽，潘老師得知了“七星劍”遺失的過程:“文革”動蕩中，縣花鼓劇團造反派一頭目闖進文化館，拿走了“七星劍”，經常佩帶在身招搖過市，用“七星劍”進行“文攻武斗”，很多人都看見。但潘老師找此人詢問了幾次，此人始終不承認拿走了“七星劍”，在譚嗣同手中叱咤風云的“七星劍”竟然就此不知下落。
譚嗣同與佛教
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人被譽為“佛學彗星”，一個是東晉時期鳩摩羅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三十歲，但卻留下一部佛學經典之作《肇論》，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動的地位；另一位是晚清的譚嗣同，他活了三十三歲，但卻賦佛學予現代的精神，如果說僧肇是“理論佛學”，那么譚嗣同卻為現代人開拓了“應用佛學”的領域，將佛法精神貫注于現實社會，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鎖居的圍墻，重現其剛健雄猛的精神。佛教不是圍簇于一堵紅墻之內，不是一片讓心靈逃亡的凈土，而是一種責任，一種不僅對于自己的生命，同時也對于他人生命的責任，這就是佛教的大乘精神。還記得人間的佛陀嗎？當他逃離王室，放棄權力與富貴之時，包納他那顆心的，是對生命無限的悲憫與愛。這種對眾生的悲憫與愛，就是責任。但是長期以來，號稱尊大乘的中國佛教，其實千百年來，卻多落于空談卻使人難以體察其大乘的精神，大乘的救度眾生成為無可實現的一紙空言。譚嗣同即生于中華大地千百年來未嘗經歷之嚴峻時刻，外辱內亂，蹂躪著流離失所的黎民蒼生，而此間此刻，佛法的悲憫的關懷，體現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舉目所望，誠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種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體用于社會之改善，那么其鼓吹的平等無差別，勢必成為蒼白的字眼。譚嗣同正是于此種現狀下，揮舞佛學之劍，劈荊斬棘、勇往無前地開拓出一條指向社會人生的佛法之路。
譚嗣同的彗星之路，并不在于他短暫的三十三歲的生命，更令人驚嘆的是，他是直到生命的最后幾年進入佛學之殿堂。1896年，譚嗣同三十一歲，這年春于京城結識了吳雁舟、夏曾佑、吳季清等人，吳、夏諸人均為一代佛學名宿，譚嗣同由此而傾心于佛學；同年夏，在南京認識著名近代佛學家楊文會居士，從楊文會學佛。譚嗣同曾說道：“吳雁舟先生嘉瑞為余學佛第一導師，楊仁山先生為第二導師，乃大會于金陵，說甚深微妙之義，得未曾有。”譚嗣同雖學佛甚晚，然其為學根基極其厚實，早年所學駁雜博深，孔孟墨莊、理學心學、耶教科學等無所不窺，及至學佛，方才可以佛學統攝諸學問，漸漸以佛學為本，而引導其“仁學”之義理。譚嗣同學佛時間雖晚，然其以發宏愿，以精進心而后來居上，雖然從楊文會學佛，總計不會一年有余，而能遍覽三藏，尤其于法相、華嚴二宗最有心得。楊文會弟子，一代佛學宗師歐陽漸在回憶其師的文章中，列舉楊文會門下有大成就的佛學弟子，裒然首座者正是譚嗣同：“唯居士之規模弘廣，故門下多材。譚嗣同善華嚴，桂伯華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論，而唯識法相之學有章太炎、孫少侯、梅擷蕓、李證剛、蒯若木、歐陽漸等，亦云伙矣。”
佛學使譚嗣同學風丕然一變，然而早年所學，又使譚嗣同嘗試將佛學引導向社會之路，成為近代佛學變革的急先鋒。在學佛之前，譚嗣同以儒家為學，而以墨家為行；從年輕時代始，譚嗣同便崇尚重“行”的墨家，他在《仁學·自序》中寫道：“吾自少至壯……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在《與唐紱丞書》中又說：“自惟年來挾一摩頂放踵之志，抱持公理平等諸說，長號索偶，百計以求伸，至為墨翟、禽滑厘之徒之強聒不舍。”從墨子的“兼愛”到佛陀的“慈悲”、“眾生平等”，宗教與大哲們從來不是關起門來大談人生的終極之路，但歷史卻悄然使“慈悲”成為一句無關痛癢的空話，而不是一種事實上的行動，只是心靈上的安慰，而不是社會人生的大改造。譚嗣同決心來改變佛教在人心中出世、消極、與社會脫離的形象。
及從楊文會學佛，譚嗣同也正逐漸地構筑其理論的大廈。古今中外的種種學說真理，在其心中交匯奔騰激蕩，但如百溪歸大海，大海就是博大淵深的佛學，而貫注其中的，是悲天憫人的博大胸懷。從譚嗣同發心學佛始，他便有一種強烈的預感，感知自己生命所剩下的時日不多，雖然當時他正值盛年。這種念頭常縈繞于心頭，使得譚嗣同更加勇猛精進地學習。在寫給恩師歐陽中鵠的信中，譚嗣同寫道：“于是重發大愿，晝夜精持佛咒，不少間斷：一愿老親康健，家人平安；二愿師友平安；三知大劫將臨，愿眾生咸免殺戮死亡。”梁啟超在《仁學序》中記錄了譚嗣同為學上的勤奮：“每共居，則促膝對坐一榻中，往復上下，窮天人之奧，或徹夜廢寢食，論不休。每十日不相見，則論事論學之書盈一篋。”良師益友與自己深思精進，譚嗣同開始構思并寫作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仁學》。
譚嗣同寫作《仁學》，正是他學佛最精進的那段時間，此書粗看時，甚覺揉雜，好像成了中外思想大雜燴一樣，孔、孟、老、莊、墨，禮、易、春秋公羊，周、張、陸、王、船山、梨洲等，加上西方天文、地理、生理、心理諸科學，幾何算學還有基督教等等，一時間讓人眼花了亂，其實細看時，便知全書思想乃是以佛學貫穿起來。譚嗣同稱其學為“沖決網羅”之學：“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沖決利祿之網羅，次沖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沖決君主之網羅，次沖決倫常之網羅，次沖決天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將沖決佛法之網羅。然真能沖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沖決。”這是要對古今學術來一次價值的重估，其深邃的見識與雄渾的膽魄，使人不得不相信，如果不是譚嗣同英年早逝的話，那么他的學術成就，絕對不會在康有為與梁啟超之下。然而，即便只是這部《仁學》，譚嗣同亦足以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他才氣縱橫的一筆。更重要的是，《仁學》與譚嗣同之死交相輝映，構筑著一個偉大的人格象征，這，便是真正立足于中國大地的精神。
瀏陽河與譚嗣同
瀏陽河，一本古老的書，一幅滄桑的畫。風和日麗，鳥語花香，我們漫步瀏陽河畔的譚嗣同祠，聞著墨香，貼著文脈，用心靈感悟大自然的神奇造化，用腳步輕叩歷史先賢的名河之蹤，萬般情思隨波蕩漾。祠中梁啟超手書的“民國先覺”橫匾，令人肅然起敬。兩側乃康有為的挽聯，其間為譚嗣同照片，左手叉腰，右手持劍，濃眉峻目，閃閃似電，一派立山岳傲死神的凜然正氣。
瀏陽河帶著遠古精魂奔騰著。也許是它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釀就了譚嗣同變法維新的驚世之作。
河水奔流到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菜市口，譚嗣同面對萬人疾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大刀一閃，血光如炬，直沖九天，中國的歷史長空留下一道氣壯山河的彩虹。
瀏陽河水聲喋喋，如訴如歌。譚嗣同生命的意義，有如這萬古不息的河水。他出身官宦人家，本可倚紅偎翠，行樂市井，可有著瀏陽河“變革”基因的他，偏偏遇上了一個“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時代。面對山河破碎，譚嗣同矢志變法，救民于水火。1896年7月，譚嗣同深思精進撰成5萬字巨著《仁學》，構建了中國變法的全新理論體系。《仁學》博采《論語》《禮記》《莊子》《史記》等儒、佛、道、墨改革之長，廣納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等變革之道，提出“酌取西法，以補吾中國古法之亡”，被中國思想界譽為“駭俗之文”、“人權宣言”。
《仁學》之后，譚嗣同開始了變法的實踐活動。1897年，譚嗣同創辦時務學堂，興建瀏陽文廟算學館，出版《湘學新報》，廣傳維新思想。譚嗣同說：“民為本，君為末。如果君主驕淫縱欲，不能替天下辦事，老百姓就有權廢掉他。實行變法，就是要廢掉君主專制，還政于民，這才是救國的根本之道！”康有為從譚嗣同的“澄清天下之志”看到了湖湘文化的魅力，揮毫留下“復生奇男子，神劍吐光瑩”的詠譚絕唱。歐陽中鵠感慨萬分：中國有救了，自己的學生不就是一道民族復興的曙光嗎？
然而，救亡圖存是一條血腥之路，就像故鄉的瀏陽河，要彎多少道灣？光緒二十四年六月，譚嗣同受光緒帝召進京推行新政，慈禧盛怒。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囚光緒帝于瀛臺，下令捕殺新黨。梁啟超力勸譚嗣同出走，譚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圣主。”京師大俠王五復勸譚嗣同改變初衷，譚擲地有聲：“各國變法無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二十四日，譚嗣同因袁世凱告密被捕，留下生命絕唱：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二十八日就義，由瀏陽會館長班李鳳池收留遺體。次年魂歸故里，葬于瀏陽牛石鄉翟水村，墓聯云：“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
謁譚嗣同墓
正是在青山綠水之間，臥著一個年輕的靈魂。
我來的時候，陽光燦爛，綠草如茵。我來的時候，一百年的歲月隔在我們之間，這個國度里，許多東西發生了變化，許多東西依然如故。我是來祭拜一位烈士，他的受難，賦予中國近代第一次偉大的變革以純潔的品格；我來探尋一方水土，這片土地，孕育出“掃蕩桎梏，沖決羅網”般的中國自己的人權宣言。
譚嗣同的墓在瀏陽郊區，一路上，陪同我的是譚嗣同的侄孫譚恒旭先生，譚先生告訴我，由于譚嗣同墓地偏遠，一般旅游者不會前來，所以反倒還讓主人擁有了一分寧靜。
半山坡上的烈士墓，造型不同于一般的墓地。上下兩段圓弧狀的石板組成眼睛狀的圍欄，拱衛著烈士的尸骨。墓的面積不大，其表面用指頭大小的卵石一顆顆地鑲嵌而成。百年風雨，卵石已經變成了黑土的顏色，遠遠看去，渾然一體，只有走到近處，才會發現個中奧秘。墓后是三塊相對獨立又合在一起的雪白的碑石。最右邊的輔碑寫著立碑的時間：“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夏”。中間的主碑寫著：“清故中憲大夫譚公復生之墓”。最左邊的輔碑則寫著立碑人的姓名：“兼祧子譚煒立”。譚恒旭先生詳細地向我解釋了三塊碑石的情況。關于立碑的時間，是在烈士遇難以后的第三年。其實，在譚嗣同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98年（光緒二十五年）譚氏家族就將他的尸骨收斂埋葬。但是，后黨勢力猖獗一時，對維新人士繼續采取高壓手段。為了避禍，譚家沒敢立碑。直到1901年義和團之亂以后，清廷被迫更弦易轍，出現改革動向，譚家這才公開為譚嗣同立碑。主碑上的“中憲大夫”，是譚嗣同生前的最高官職。雖然他在政變后被處死，但朝廷并沒有剝奪他的官位，所以在立碑的時候，族人依然使用。而譚嗣同生前并無子嗣，因此譚家決定讓他的侄子譚煒充當其“兼祧子”，為其繼承香火。墓地兩邊的石獸都有不同程度的損壞，這里的青草卻尤其繁密，是否草亦有靈，自愿來點綴烈士的墓地，來安慰烈士的孤寂？
譚嗣同就義的時候，據在現場親眼目睹的一個老家人描述，死狀極其慘烈。臨刑前，譚嗣同大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行刑手一連三刀都沒有將頭顱砍斷。監斬大臣剛毅驚惶失措，命令將譚嗣同直接按倒在地上，行刑手又連續剁了幾刀。那一年，譚嗣同剛剛三十四歲，正準備在維新變法中大展身手。下半夜，老管家花了十多兩銀子雇了幾個苦力，從刑場上將遺體抬回，放在瀏陽會館譚家后院的老槐樹下。當人們縫合頭頸的時候，發現肩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刀痕。
我在墓前的草地上向烈士深深三鞠躬，而譚恒旭先生在墓地右前側向我鞠躬回禮。禮畢，老先生老淚縱橫，情不能自已。率性為人，真情流露，真乃譚家人之遺風也。我與老先生談及我最看重的譚嗣同遺著《仁學》，老先生大喜，說這本巨著長期被忽視，其實它堪稱近代史上中國人自己的人權宣言。這部巨著“寫出數千年之禍象”，鮮明地指出：“天下為君主囊橐中之私產，不始今日，固數千年以來矣。”幾千年以來，中國傳統政治與倫理感情巧妙地攪和在一起，導致了血淋淋的殘暴被掩蓋在溫情脈脈的人倫關系的面紗背后。在許多讀書人的筆下，漫長的專制社會成了一曲怎么也唱不完的田園牧歌。繼李贄、黃宗羲、戴震之后，譚嗣同在《仁學》中對東方專制主義提出了最強有力的批判，這一批判遠遠超越了與他同時代的其他維新派思想家。他敏銳地觸摸到中國這個病入膏肓的病人的脈搏，認為大病應下猛藥，“救天下亟待之大病者，用天下猛峻之大藥也；拯天下垂絕之大危者，斥天下沉痼之大操也”。
王船山所說的“歷憂患而不窮，處生死而不亂”，是對人的胸襟和氣量的最高要求。自古以來，能夠做到這兩點的人有幾個呢？無疑，譚嗣同就是其中的一個。康有為曾經這樣贊揚譚嗣同：“挾高士之才，負萬夫之勇，學奧博而文雄奇，思深遠而仁質厚，以天下為己任，以救中國為事，氣猛志銳。”然而，我們的民族為什么偏偏容不下這樣的天才和英雄呢？譚嗣同必須以自己的被殺戮來證明自己的正義，這又是怎樣悲哀和荒謬的現實啊！這塊墓地，既是我們的光榮，難道不也是我們的恥辱嗎？
我們緩緩走下山坡，心口像堵了一大塊鐵。回首墓地，它已經隱沒在一戶農家的白墻青瓦之后。
在瀏陽乃至中國的歷史上，維新志士譚嗣同都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偉丈夫，他為戊戌變法慷慨赴義的壯舉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譚嗣同從少年時代起，就有“劍膽琴心”的雅號。 在才常路的“譚烈士專祠”里，曾經有一幅譚嗣同攝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歲，外穿月白色長衫，內著玄色武士裝，左手叉腰，右手持劍，濃眉俊目，閃閃似電，有一種立如山岳、傲視死神的凜然正氣。譚嗣同短暫的一生中，兩劍三琴陪伴他度過了不少蒼茫歲月。
劍是英雄膽 1865年，譚嗣同出生在京城，當時其父譚繼洵在京城為官。譚嗣同自小心胸坦蕩，為人仗義，頗仰慕古代俠士，于是12歲時開始隨“通臂猿”胡七與“義俠”大刀王五學劍習武，當時與他形影不離的是一把“七星劍”。13歲時，譚嗣同第一次回到家鄉瀏陽，“大夫第”幽深的庭院里，他三更燈火讀書，聞雞起舞擊劍。市文化館潘信之老師在約百年后曾親眼見過那把“七星劍”，劍身較長，上面鑲嵌有７顆銅星，呈北斗七星狀布列。大約在20歲左右的10年間，譚嗣同游歷了黃河上下、大江南北。“七星劍”是他旅途的忠實伴侶，伴隨著他壯游祖國山河，行程8萬余里，足跡遍布13省，結交義士，拜訪名家，大開眼界。特別是有一次譚嗣同仗劍策馬射獵，7晝夜行程1700多里，雖遇“髀肉狼藉”，但他仍然“怡然自樂”。壯游期間，譚嗣同意外地從兩個極其偏遠的地方，得到了他平生最崇敬的人物文天祥的兩件舊物：“蕉雨琴”與“鳳矩劍”，對這兩件寶物他珍愛如命。從此，他將“七星劍”留在“大夫第”，將“鳳矩劍”隨身佩帶，寸步不離。
琴即英雄魄 中國古代文人修養講究“琴、棋、書、畫”四藝，更以琴列為其首，歷史上許多著名的思想家、藝術家，如孔子、蔡邕、嵇康都以彈琴名世。譚嗣同也不例外，寂寥天地里，他舞劍撫琴瀟灑一生。在“譚烈士專祠”展覽廳里還有譚嗣同用過的“崩霆琴”的照片，琴身烏黑锃亮，楷書“崩霆”清晰可見。據史料記載，某年盛夏，譚家宅院兩棵高約六丈的梧桐樹被雷霆劈倒其中一棵，譚嗣同以梧桐殘干，制成兩架七弦琴，命名為“殘雷”與“崩霆”，琴銘分別為“破天一聲揮大斧，干斷枝折皮骨腐。縱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嗚咽哀鳴莽終古！”“雷經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無益于桐。”而文天祥所留“蕉雨琴”的琴銘是“海沉沉，天寂寂，芭蕉雨，聲何急。孤臣淚，不敢泣！”1898年譚嗣同應詔赴京變法，時年34歲，和夫人李閏分別時，除了贈以《戊戌北上留別內子》一詩，據說他們夫婦在別離前夜，還對彈“崩霆琴”與“殘雷琴”依依惜別。北上時譚嗣同將“崩霆琴”與“殘雷琴”以及“鳳矩劍”帶在了身邊。多少年之后，不論是秋風颯颯還是春雨霏霏，在“大夫第”繞室徘徊，側耳傾聽，那屋宇棟梁間仿佛依然繚繞著他們那永不消逝的琴聲！
血見英雄色 譚嗣同攜帶一劍二琴，為拯救中華民族于亡國滅種之難，北上京城準備一展變法強國宏愿，只可惜舊勢力陰霾重重，“戊戌變法”百日而終。為喚起民眾覺醒，譚嗣同舍身赴難，慷慨就義。本來譚嗣同有機會逃生，但在大刀王五等人勸他出逃時，他選擇了流血，并將“鳳矩劍”贈給了大刀王五，一代名器終不辱主。 “殘雷琴”現藏于故宮博物館，而“崩霆琴”從此不知下落。“殘雷琴”長119.8cm，肩寬19.3cm，尾寬13cm，為落霞式，髹黑色光漆，背面軫池下方刻魏體書“殘雷”，其下刻琴銘，款題“譚嗣同作”，腹款刻“光緒十六年瀏陽譚嗣同復生甫監制”。光緒十六年為公元1890年，譚嗣同時年25歲（一說此琴制于譚嗣同16歲時）。不知何故此琴后來到了一個叫錢君宜的人手里，并由他于1952年將此琴捐獻故宮博物館。在譚嗣同的手下，七弦琴已不是一般文人雅士休閑遣興之玩物，而是愛國志士劍戟交鳴的生命之歌。恰好在“崩霆”琴上有他肝膽相照的摯友唐才常的挽聯句：“忍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臺，漫贏將去楚孤臣簫聲嗚咽；甘永拋四百兆為奴種長埋地獄，只留得扶桑三杰劍氣摩空。”譚嗣同在北京就義后，尚有“七星劍”、“蕉雨琴”等遺物留存其故居“大夫第”，被李閏悉心封存保管在閣樓之上。上世紀60年代，縣文化館對瀏陽古樂進行搶救性保護，在征集古樂器時了解到，“土改”時譚家曾將部分譚嗣同遺物交由佃戶譚某保管。當時在文化館工作的潘信之老師說，工作人員多方輾轉，終于找到了譚某，不但在那里找到了24根銅制鳳簫，還找到了“七星劍”，但令人十分遺憾的是，譚某出于擔心將譚嗣同遺物埋在了地下，“蕉雨琴”已經腐爛成為一堆木屑。“七星劍”由此被文化館收藏，潘信之老師于1965年調到外地工作，1981年重回文化館工作時卻再也見不到那把“七星劍”了。通過多方打聽，潘老師得知了“七星劍”遺失的過程:“文革”動蕩中，縣花鼓劇團造反派一頭目闖進文化館，拿走了“七星劍”，經常佩帶在身招搖過市，用“七星劍”進行“文攻武斗”，很多人都看見。但潘老師找此人詢問了幾次，此人始終不承認拿走了“七星劍”，在譚嗣同手中叱咤風云的“七星劍”竟然就此不知下落。
譚嗣同與佛教
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人被譽為“佛學彗星”，一個是東晉時期鳩摩羅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三十歲，但卻留下一部佛學經典之作《肇論》，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動的地位；另一位是晚清的譚嗣同，他活了三十三歲，但卻賦佛學予現代的精神，如果說僧肇是“理論佛學”，那么譚嗣同卻為現代人開拓了“應用佛學”的領域，將佛法精神貫注于現實社會，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鎖居的圍墻，重現其剛健雄猛的精神。佛教不是圍簇于一堵紅墻之內，不是一片讓心靈逃亡的凈土，而是一種責任，一種不僅對于自己的生命，同時也對于他人生命的責任，這就是佛教的大乘精神。還記得人間的佛陀嗎？當他逃離王室，放棄權力與富貴之時，包納他那顆心的，是對生命無限的悲憫與愛。這種對眾生的悲憫與愛，就是責任。但是長期以來，號稱尊大乘的中國佛教，其實千百年來，卻多落于空談卻使人難以體察其大乘的精神，大乘的救度眾生成為無可實現的一紙空言。譚嗣同即生于中華大地千百年來未嘗經歷之嚴峻時刻，外辱內亂，蹂躪著流離失所的黎民蒼生，而此間此刻，佛法的悲憫的關懷，體現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舉目所望，誠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種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體用于社會之改善，那么其鼓吹的平等無差別，勢必成為蒼白的字眼。譚嗣同正是于此種現狀下，揮舞佛學之劍，劈荊斬棘、勇往無前地開拓出一條指向社會人生的佛法之路。
譚嗣同的彗星之路，并不在于他短暫的三十三歲的生命，更令人驚嘆的是，他是直到生命的最后幾年進入佛學之殿堂。1896年，譚嗣同三十一歲，這年春于京城結識了吳雁舟、夏曾佑、吳季清等人，吳、夏諸人均為一代佛學名宿，譚嗣同由此而傾心于佛學；同年夏，在南京認識著名近代佛學家楊文會居士，從楊文會學佛。譚嗣同曾說道：“吳雁舟先生嘉瑞為余學佛第一導師，楊仁山先生為第二導師，乃大會于金陵，說甚深微妙之義，得未曾有。”譚嗣同雖學佛甚晚，然其為學根基極其厚實，早年所學駁雜博深，孔孟墨莊、理學心學、耶教科學等無所不窺，及至學佛，方才可以佛學統攝諸學問，漸漸以佛學為本，而引導其“仁學”之義理。譚嗣同學佛時間雖晚，然其以發宏愿，以精進心而后來居上，雖然從楊文會學佛，總計不會一年有余，而能遍覽三藏，尤其于法相、華嚴二宗最有心得。楊文會弟子，一代佛學宗師歐陽漸在回憶其師的文章中，列舉楊文會門下有大成就的佛學弟子，裒然首座者正是譚嗣同：“唯居士之規模弘廣，故門下多材。譚嗣同善華嚴，桂伯華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論，而唯識法相之學有章太炎、孫少侯、梅擷蕓、李證剛、蒯若木、歐陽漸等，亦云伙矣。”
佛學使譚嗣同學風丕然一變，然而早年所學，又使譚嗣同嘗試將佛學引導向社會之路，成為近代佛學變革的急先鋒。在學佛之前，譚嗣同以儒家為學，而以墨家為行；從年輕時代始，譚嗣同便崇尚重“行”的墨家，他在《仁學·自序》中寫道：“吾自少至壯……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在《與唐紱丞書》中又說：“自惟年來挾一摩頂放踵之志，抱持公理平等諸說，長號索偶，百計以求伸，至為墨翟、禽滑厘之徒之強聒不舍。”從墨子的“兼愛”到佛陀的“慈悲”、“眾生平等”，宗教與大哲們從來不是關起門來大談人生的終極之路，但歷史卻悄然使“慈悲”成為一句無關痛癢的空話，而不是一種事實上的行動，只是心靈上的安慰，而不是社會人生的大改造。譚嗣同決心來改變佛教在人心中出世、消極、與社會脫離的形象。
及從楊文會學佛，譚嗣同也正逐漸地構筑其理論的大廈。古今中外的種種學說真理，在其心中交匯奔騰激蕩，但如百溪歸大海，大海就是博大淵深的佛學，而貫注其中的，是悲天憫人的博大胸懷。從譚嗣同發心學佛始，他便有一種強烈的預感，感知自己生命所剩下的時日不多，雖然當時他正值盛年。這種念頭常縈繞于心頭，使得譚嗣同更加勇猛精進地學習。在寫給恩師歐陽中鵠的信中，譚嗣同寫道：“于是重發大愿，晝夜精持佛咒，不少間斷：一愿老親康健，家人平安；二愿師友平安；三知大劫將臨，愿眾生咸免殺戮死亡。”梁啟超在《仁學序》中記錄了譚嗣同為學上的勤奮：“每共居，則促膝對坐一榻中，往復上下，窮天人之奧，或徹夜廢寢食，論不休。每十日不相見，則論事論學之書盈一篋。”良師益友與自己深思精進，譚嗣同開始構思并寫作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仁學》。
譚嗣同寫作《仁學》，正是他學佛最精進的那段時間，此書粗看時，甚覺揉雜，好像成了中外思想大雜燴一樣，孔、孟、老、莊、墨，禮、易、春秋公羊，周、張、陸、王、船山、梨洲等，加上西方天文、地理、生理、心理諸科學，幾何算學還有基督教等等，一時間讓人眼花了亂，其實細看時，便知全書思想乃是以佛學貫穿起來。譚嗣同稱其學為“沖決網羅”之學：“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沖決利祿之網羅，次沖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沖決君主之網羅，次沖決倫常之網羅，次沖決天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將沖決佛法之網羅。然真能沖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沖決。”這是要對古今學術來一次價值的重估，其深邃的見識與雄渾的膽魄，使人不得不相信，如果不是譚嗣同英年早逝的話，那么他的學術成就，絕對不會在康有為與梁啟超之下。然而，即便只是這部《仁學》，譚嗣同亦足以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他才氣縱橫的一筆。更重要的是，《仁學》與譚嗣同之死交相輝映，構筑著一個偉大的人格象征，這，便是真正立足于中國大地的精神。
瀏陽河與譚嗣同
瀏陽河，一本古老的書，一幅滄桑的畫。風和日麗，鳥語花香，我們漫步瀏陽河畔的譚嗣同祠，聞著墨香，貼著文脈，用心靈感悟大自然的神奇造化，用腳步輕叩歷史先賢的名河之蹤，萬般情思隨波蕩漾。祠中梁啟超手書的“民國先覺”橫匾，令人肅然起敬。兩側乃康有為的挽聯，其間為譚嗣同照片，左手叉腰，右手持劍，濃眉峻目，閃閃似電，一派立山岳傲死神的凜然正氣。
瀏陽河帶著遠古精魂奔騰著。也許是它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釀就了譚嗣同變法維新的驚世之作。
河水奔流到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菜市口，譚嗣同面對萬人疾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大刀一閃，血光如炬，直沖九天，中國的歷史長空留下一道氣壯山河的彩虹。
瀏陽河水聲喋喋，如訴如歌。譚嗣同生命的意義，有如這萬古不息的河水。他出身官宦人家，本可倚紅偎翠，行樂市井，可有著瀏陽河“變革”基因的他，偏偏遇上了一個“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時代。面對山河破碎，譚嗣同矢志變法，救民于水火。1896年7月，譚嗣同深思精進撰成5萬字巨著《仁學》，構建了中國變法的全新理論體系。《仁學》博采《論語》《禮記》《莊子》《史記》等儒、佛、道、墨改革之長，廣納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等變革之道，提出“酌取西法，以補吾中國古法之亡”，被中國思想界譽為“駭俗之文”、“人權宣言”。
《仁學》之后，譚嗣同開始了變法的實踐活動。1897年，譚嗣同創辦時務學堂，興建瀏陽文廟算學館，出版《湘學新報》，廣傳維新思想。譚嗣同說：“民為本，君為末。如果君主驕淫縱欲，不能替天下辦事，老百姓就有權廢掉他。實行變法，就是要廢掉君主專制，還政于民，這才是救國的根本之道！”康有為從譚嗣同的“澄清天下之志”看到了湖湘文化的魅力，揮毫留下“復生奇男子，神劍吐光瑩”的詠譚絕唱。歐陽中鵠感慨萬分：中國有救了，自己的學生不就是一道民族復興的曙光嗎？
然而，救亡圖存是一條血腥之路，就像故鄉的瀏陽河，要彎多少道灣？光緒二十四年六月，譚嗣同受光緒帝召進京推行新政，慈禧盛怒。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囚光緒帝于瀛臺，下令捕殺新黨。梁啟超力勸譚嗣同出走，譚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圣主。”京師大俠王五復勸譚嗣同改變初衷，譚擲地有聲：“各國變法無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二十四日，譚嗣同因袁世凱告密被捕，留下生命絕唱：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二十八日就義，由瀏陽會館長班李鳳池收留遺體。次年魂歸故里，葬于瀏陽牛石鄉翟水村，墓聯云：“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
謁譚嗣同墓
正是在青山綠水之間，臥著一個年輕的靈魂。
我來的時候，陽光燦爛，綠草如茵。我來的時候，一百年的歲月隔在我們之間，這個國度里，許多東西發生了變化，許多東西依然如故。我是來祭拜一位烈士，他的受難，賦予中國近代第一次偉大的變革以純潔的品格；我來探尋一方水土，這片土地，孕育出“掃蕩桎梏，沖決羅網”般的中國自己的人權宣言。
譚嗣同的墓在瀏陽郊區，一路上，陪同我的是譚嗣同的侄孫譚恒旭先生，譚先生告訴我，由于譚嗣同墓地偏遠，一般旅游者不會前來，所以反倒還讓主人擁有了一分寧靜。
半山坡上的烈士墓，造型不同于一般的墓地。上下兩段圓弧狀的石板組成眼睛狀的圍欄，拱衛著烈士的尸骨。墓的面積不大，其表面用指頭大小的卵石一顆顆地鑲嵌而成。百年風雨，卵石已經變成了黑土的顏色，遠遠看去，渾然一體，只有走到近處，才會發現個中奧秘。墓后是三塊相對獨立又合在一起的雪白的碑石。最右邊的輔碑寫著立碑的時間：“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夏”。中間的主碑寫著：“清故中憲大夫譚公復生之墓”。最左邊的輔碑則寫著立碑人的姓名：“兼祧子譚煒立”。譚恒旭先生詳細地向我解釋了三塊碑石的情況。關于立碑的時間，是在烈士遇難以后的第三年。其實，在譚嗣同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98年（光緒二十五年）譚氏家族就將他的尸骨收斂埋葬。但是，后黨勢力猖獗一時，對維新人士繼續采取高壓手段。為了避禍，譚家沒敢立碑。直到1901年義和團之亂以后，清廷被迫更弦易轍，出現改革動向，譚家這才公開為譚嗣同立碑。主碑上的“中憲大夫”，是譚嗣同生前的最高官職。雖然他在政變后被處死，但朝廷并沒有剝奪他的官位，所以在立碑的時候，族人依然使用。而譚嗣同生前并無子嗣，因此譚家決定讓他的侄子譚煒充當其“兼祧子”，為其繼承香火。墓地兩邊的石獸都有不同程度的損壞，這里的青草卻尤其繁密，是否草亦有靈，自愿來點綴烈士的墓地，來安慰烈士的孤寂？
譚嗣同就義的時候，據在現場親眼目睹的一個老家人描述，死狀極其慘烈。臨刑前，譚嗣同大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行刑手一連三刀都沒有將頭顱砍斷。監斬大臣剛毅驚惶失措，命令將譚嗣同直接按倒在地上，行刑手又連續剁了幾刀。那一年，譚嗣同剛剛三十四歲，正準備在維新變法中大展身手。下半夜，老管家花了十多兩銀子雇了幾個苦力，從刑場上將遺體抬回，放在瀏陽會館譚家后院的老槐樹下。當人們縫合頭頸的時候，發現肩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刀痕。
我在墓前的草地上向烈士深深三鞠躬，而譚恒旭先生在墓地右前側向我鞠躬回禮。禮畢，老先生老淚縱橫，情不能自已。率性為人，真情流露，真乃譚家人之遺風也。我與老先生談及我最看重的譚嗣同遺著《仁學》，老先生大喜，說這本巨著長期被忽視，其實它堪稱近代史上中國人自己的人權宣言。這部巨著“寫出數千年之禍象”，鮮明地指出：“天下為君主囊橐中之私產，不始今日，固數千年以來矣。”幾千年以來，中國傳統政治與倫理感情巧妙地攪和在一起，導致了血淋淋的殘暴被掩蓋在溫情脈脈的人倫關系的面紗背后。在許多讀書人的筆下，漫長的專制社會成了一曲怎么也唱不完的田園牧歌。繼李贄、黃宗羲、戴震之后，譚嗣同在《仁學》中對東方專制主義提出了最強有力的批判，這一批判遠遠超越了與他同時代的其他維新派思想家。他敏銳地觸摸到中國這個病入膏肓的病人的脈搏，認為大病應下猛藥，“救天下亟待之大病者，用天下猛峻之大藥也；拯天下垂絕之大危者，斥天下沉痼之大操也”。
王船山所說的“歷憂患而不窮，處生死而不亂”，是對人的胸襟和氣量的最高要求。自古以來，能夠做到這兩點的人有幾個呢？無疑，譚嗣同就是其中的一個。康有為曾經這樣贊揚譚嗣同：“挾高士之才，負萬夫之勇，學奧博而文雄奇，思深遠而仁質厚，以天下為己任，以救中國為事，氣猛志銳。”然而，我們的民族為什么偏偏容不下這樣的天才和英雄呢？譚嗣同必須以自己的被殺戮來證明自己的正義，這又是怎樣悲哀和荒謬的現實啊！這塊墓地，既是我們的光榮，難道不也是我們的恥辱嗎？
我們緩緩走下山坡，心口像堵了一大塊鐵。回首墓地，它已經隱沒在一戶農家的白墻青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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