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詩歌的政治作用的認識上，蘇舜欽與梅堯臣是一致的。他在《石曼卿詩集序》中說：“詩之于時，蓋亦大物。”所謂“大物”，即是指詩可以反映“風教之感，氣俗之變”，若統治者有“采詩”制度，就可以據以“弛張其務”，達到“長治久安”。因此，他批評“以藻麗為勝”的文學風氣，而大力贊揚穆修等人“任以古道”，石曼卿的詩能“警時鼓眾”。而且如前所言，他還提出過“文之生也害道德”的頗為極端的意見。其實蘇氏為人性格偏于豪放開張，并無道學家的氣息，他的這些主張與他在仕途上積極進取的欲望有重要的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