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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里提到的“二十七，始發(fā)憤”的“蘇老泉”。蘇洵發(fā)憤雖晚，但用功甚勤。蘇軾晚年曾回憶幼年隨父讀書的狀況，感覺自己深受其父影響。當然，假若沒有蘇洵的發(fā)奮讀書，也就不可能使蘇軾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學通經史，屬文日數(shù)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學成就。
　　嘉祐元年（1056年），虛歲二十一的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翌年，他參加了禮部的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陰差陽錯地高中進士第二名。
　　嘉祐六年（1061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憂扶喪歸里。熙寧二年（1069年）服滿還朝，仍授本職。他入朝為官之時，正是北宋開始出現(xiàn)政治危機的時候，繁榮的背后隱藏著危機，此時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變法。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在新法的施行上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的，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平和世界”。
　　蘇軾因在返京的途中見到新法對普通老百姓的損害，很不同意參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認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書反對。這樣做的一個結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離京的師友一樣，不容于朝廷。于是蘇軾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
　　蘇軾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滿后，被調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績顯赫，深得民心。
　　這樣持續(xù)了大概十年，蘇軾遇到了生平第一禍事。當時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詩句扭曲，大做文章。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就因為作詩諷刺新法，“文字毀謗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獄，史稱“烏臺詩案”。
　　蘇軾坐牢103天，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在太祖趙匡胤年間即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
　　出獄以后，蘇軾被降職為黃州團練副使（相當于現(xiàn)代民間的自衛(wèi)隊副隊長）。這個職位相當?shù)臀ⅲo實權，而此時蘇軾經此一役已變得心灰意懶，于公余便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起的。
　　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于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準。當他準備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新黨勢力倒臺，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蘇軾于是年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個月后，升中書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為皇帝起草詔書的秘書）。
　　俗話說：“京官不好當。”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后，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
　　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黨，又不能見諒于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再次到闊別了十六年的杭州當太守。蘇軾在杭州修了一項重大的水利建設，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邊筑了一道堤壩，也就是著名的“蘇堤”。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外放潁州。 元祐八年（1093年）新黨再度執(zhí)政，再次被貶至惠陽（今廣東惠州市）。而后，蘇軾又被再貶至更遠的儋州（今海南）。據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后徽宗即位，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卒于常州，謚號文忠。享年六十五歲（因為其為12月19所生，所以年齡比實際大兩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