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綽
[晉](314——371)字興公，中都(今山西平遙)人。楚孫。為廷尉卿，領著作。少以文才稱，溫、王、郄、庾諸君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后刊石。尤工書法，張懷瓘書估列入第四等。卒年五十八。《晉書本傳、法書要錄》。曾任臨海章安令，在任時寫過著名的《天臺山賦》。其善書博學，是參加王羲之蘭亭修禊的詩人和書法家。
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遙西南)人，後遷居會稽(今浙江紹興)，是東晉士族中很有影響的名士。孫綽早年博學善文，放曠山水，曾著有《遂初賦》自述其志，并著有《天臺山賦》。與高陽許洵為「一時名流」。時人「或愛洵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洵」。沙門支遁曾試問孫綽∶「君何如許?」問他和許洵相比怎么樣。孫綽答道;「高情遠致，弟子早已服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自稱「情致」不及，文才有馀。(《晉書.孫楚傳附孫綽傳》)綽襲父爵為長樂侯，官拜太學博士(大學教授)、尚書郎(在皇帝左右處理政務)。哀帝時，遷散騎常侍(在皇帝左右規諫過失)、統領著作郎(負責撰擬文書的職務)。時執政桓溫上疏請遷都洛陽，并請自「永嘉之亂」南渡者全部北徙河南。當時朝臣懾于桓溫的威勢，不敢提出異議。孫綽上疏力爭，反對遷都。招致桓溫大怒，然因其理由充足又難以壓服，事果不行。(《晉書.孫楚傳附孫綽傳》)
孫綽信奉佛教，與名僧竺道潛、支遁都有交往。他寫了很多佛教方面的文章，如《名德沙門論目》、《道賢論》等。在《道賢論》中，他把兩晉時的七個名僧比作魏晉之間的「竹林七賢」∶以竺法護比山濤(巨源)，竺法乘比王戎(浚沖)，帛遠比稽康(叔夜)，竺道潛比劉伶(伯倫)，支遁比向秀(子期)，于法蘭比阮籍(嗣宗)，于道邃比阮咸(仲容)，認為他們都是高雅通達、超群絕倫的人物。
在他的著述中，影響最大的是《喻道論》。(載《弘明集》卷三)說文以問答的形式對佛和佛道、周孔之教與佛教的關系、出家是否違背孝道等問題進行了論證。是繼《牟子理惑論》之後又一部捍衛佛教立場的論著。關於何謂「佛」與「佛道」，孫綽說∶「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佛是「道」的體現者，這個「道」就是萬物變化發展的規律。他認為佛道是「無為而無不為」的，「無為」所以虛寂自然;「無不為」所以具有化導萬物的神秘莫測的作用。他認為佛道至為高深的，人們往往囿於傳統的儒家學說，看不到還有比它更博大精深的佛教教義。
關于周孔之教與佛教的關系，他提出了「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的觀點，在中國佛教史上第一次用如此明快的語言表達了儒佛一致論。有人設問∶「周孔之教何不去殺?」孫綽回答說，這是誤解了圣人。難道圣人有殺心嗎?圣人并無殺心，殺心實是下民的野心。圣人有見於人們相互爭斗，甚於豺虎，才轉而求其次(「不去殺」)，為的是「去一以存十」，知其輕重，則知圣人之用心也。他認為佛教著重於內心教化(「明其本」)，周孔主要是社會治理(「救極弊」)，兩家的出發點和目的都是一致的。
關於出家是否違反孝道的問題上，孫綽認為佛教徒出家修行正是走「立身行道，永光厥親」的道路，這正是最大的孝行。另外，《喻道論》中還論證了佛教因果報應等思想。從各個方面向人們說明了佛教的基本教義，同時說明了它們與儒家之教，同時說明了它們與儒家之教是一致的，相互補充的。
東晉偏安江左,清談之風更甚,反映在詩歌創作中是玄言詩盛行。梁代鐘嶸《詩品序》說:"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和許詢就是這種詩風的代表。《詩品》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孫綽的《答許詢》就是明顯的一例。其第三章中"遺榮榮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師，修德就閑"等句，實際上是用四言詩演繹道家哲理。但他也有一些較好的詩,如《秋日》中"疏林積涼風,虛岫結凝霄;湛露灑庭林，密葉辭榮條"等句，寫景生動。另外有《情人碧玉歌》二首，《玉臺新詠》題為孫綽作。但此二詩頗具民歌特色，或疑非孫綽所作。
孫綽的《游天臺山賦》，詞旨清新，在晉賦中較為有名。作者在序中把天臺山與蓬萊仙山相比，說它"窮山海之□富，盡人神之壯麗"。賦中雖流露出求仙思想，但對景物作了細致的描繪。如："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雙闕云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于林間，玉堂陰映于高隅"等句，文辭工整秀麗,頗有情韻。孫綽視此賦為平生得意之作,曾對范啟說："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世說新語·文學》)有《孫廷尉集》，原書今佚。張溥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有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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