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孔子世家》說，詩原來有三千多篇，經過孔子的刪選，成為后世所見的三百余篇的定本。這一記載遭到普遍的懷疑。一則先秦文獻所引用的詩句，大體都在現存《詩經》的范圍內，這以外的所謂“逸詩”，數量極少，如果孔子以前還有三千多首詩，照理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再則在《論語》中，孔子已經反復提到“《詩》三百”（《為政》、《子路》等篇），證明孔子所見到的《詩》，已經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現在見到的樣子差不多。要之，《詩經》的編定，當在孔子出生以前，約公元前六世紀左右。只是孔子確實也對《詩經》下過很大功夫。《論語》記孔子說：“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記》的文字，也說了同樣的意思。這表明，在孔子的時代，《詩經》的音樂已發生散失錯亂的現象，孔子對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樂的原狀。他還用《詩經》教育學生，經常同他們討論關于《詩經》的問題，并加以演奏歌舞（見《論語》和《墨子·非儒》）。這些，對《詩經》的流傳都起了重要作用。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在文學發展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但是，這部偉大的著作，由于年代久遠，缺乏可靠材料，至今在許多方面眾說紛紜，無法作出定論。孔子是否刪過《詩》就是一個懸案。
漢代時，司馬遷通過對《詩經》及孔子的研究，提出了孔子刪詩的觀點。主張這種說法的理由主要有下面三點：
第一，漢代距離春秋，戰國不遠，司馬遷所依據的材料自然比后人要多，也更加可靠。我們怎么能不相信漢代的司馬遷，而相信唐宋以后的說法呢？
第二，古代大小國家有一千八百多，一國獻一詩，也有一千八百多篇，而現存的《國風》，有的經歷十個，二十個國君才采錄一首，可見古詩本來是很多的，根本不止三千。孔子從前人已收錄的三千多篇詩中選取三百零五篇編為集子，作為教科書，是可能的。
第三，所謂刪詩并不一定全篇都刪掉，或者是刪掉篇中的某些章節，或者是刪掉章節中的某些句子，或者是刪掉句中的某些字。我們對照書傳中所引的，《詩經》中有全篇未錄的，也有錄而章句不用的，可見這種情況是與刪《詩》相吻合的。
詩經 （為后代課本）
持不同意見的人則針鋒相對地提出孔子沒有刪過《詩》的理由。其主要理由有：
第一，《左傳. 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公子季札到魯國觀周樂，演奏十五國風和雅頌各部分，其中的編排順序與今天的《詩經》大體相同。而據現存的資料看，孔子當時只有八歲，根本不可能刪《詩》，可見孔子之前就有和今天《詩經》的編次，篇目基本相同的集子。
第二，孔子自己只是說“正樂”，并沒有說刪《詩》。雖然當時的詩是配樂的，但詩，樂畢竟還是有區別的，詩主要指文字，而樂主要指樂曲。再說孔子返魯“正樂”時已經六十九歲，如果刪《詩》該在這個時候，為什么在這之前他一直說“《詩》三百”呢？
第三，《詩經》中有不少“淫詩”，這些不符合孔子禮樂仁政思想的詩，為什么沒有刪掉？
第四，先秦各種史籍所引的詩，大多數見于今天的《詩經》，不過五十首，這說明《詩》在當時只有三百篇。即使孔子刪過詩，由于他在當時只是諸子中的一家，影響不是很大，也不大可能影響到同時期的其他著作，更不可能影響到他以前的著作。
上述兩種觀點，唇槍舌劍，至今還爭論不休。從表面上看，似乎后者證據更有力一些，但我們研究古代文學不能硬扣一，二條死材料，而應該在尊重史料的基礎上，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作一些合理的推測。當然問題并不會如此簡單，還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搞清楚這個問題對研究《詩經》，尤其是研究孔子的思想都會有很大幫助的。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在文學發展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但是，這部偉大的著作，由于年代久遠，缺乏可靠材料，至今在許多方面眾說紛紜，無法作出定論。孔子是否刪過《詩》就是一個懸案。
漢代時，司馬遷通過對《詩經》及孔子的研究，提出了孔子刪詩的觀點。主張這種說法的理由主要有下面三點：
第一，漢代距離春秋，戰國不遠，司馬遷所依據的材料自然比后人要多，也更加可靠。我們怎么能不相信漢代的司馬遷，而相信唐宋以后的說法呢？
第二，古代大小國家有一千八百多，一國獻一詩，也有一千八百多篇，而現存的《國風》，有的經歷十個，二十個國君才采錄一首，可見古詩本來是很多的，根本不止三千。孔子從前人已收錄的三千多篇詩中選取三百零五篇編為集子，作為教科書，是可能的。
第三，所謂刪詩并不一定全篇都刪掉，或者是刪掉篇中的某些章節，或者是刪掉章節中的某些句子，或者是刪掉句中的某些字。我們對照書傳中所引的，《詩經》中有全篇未錄的，也有錄而章句不用的，可見這種情況是與刪《詩》相吻合的。
詩經 （為后代課本）
持不同意見的人則針鋒相對地提出孔子沒有刪過《詩》的理由。其主要理由有：
第一，《左傳. 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公子季札到魯國觀周樂，演奏十五國風和雅頌各部分，其中的編排順序與今天的《詩經》大體相同。而據現存的資料看，孔子當時只有八歲，根本不可能刪《詩》，可見孔子之前就有和今天《詩經》的編次，篇目基本相同的集子。
第二，孔子自己只是說“正樂”，并沒有說刪《詩》。雖然當時的詩是配樂的，但詩，樂畢竟還是有區別的，詩主要指文字，而樂主要指樂曲。再說孔子返魯“正樂”時已經六十九歲，如果刪《詩》該在這個時候，為什么在這之前他一直說“《詩》三百”呢？
第三，《詩經》中有不少“淫詩”，這些不符合孔子禮樂仁政思想的詩，為什么沒有刪掉？
第四，先秦各種史籍所引的詩，大多數見于今天的《詩經》，不過五十首，這說明《詩》在當時只有三百篇。即使孔子刪過詩，由于他在當時只是諸子中的一家，影響不是很大，也不大可能影響到同時期的其他著作，更不可能影響到他以前的著作。
上述兩種觀點，唇槍舌劍，至今還爭論不休。從表面上看，似乎后者證據更有力一些，但我們研究古代文學不能硬扣一，二條死材料，而應該在尊重史料的基礎上，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作一些合理的推測。當然問題并不會如此簡單，還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搞清楚這個問題對研究《詩經》，尤其是研究孔子的思想都會有很大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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