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詩大序》中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但是詩與樂舞終將會分離，因為進入文明時代之后，藝術必然趨向于細化，因此詩歌便從歌辭中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文體。《詩經》中的樂歌，原來的主要用途，一是作為各種典禮儀的一部分，二是娛樂，三是表達對于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看法。但到后來，《詩經》成了貴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學習《詩經》成了貴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養。這種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語言的作用，特別在外交場合，常常需要摘引《詩經》中的詩句，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意思。這叫“賦《詩》言志”，其具體情況在《左傳》中多有記載。《論語》記孔子的話說：“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可以看出學習《詩經》對于上層人士以及準備進入上層社會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詩經》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義。《禮記·經解》引用孔子的話說，經過“詩教”，可以導致人“溫柔敦厚”。《論語》記載孔子的話，也說學了《詩》可以“遠之事君，邇之事父”，即學到事奉君主和長輩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見（理應也是當時社會上層一般人的意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意思就是，《詩經》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總體上）是符合于當時社會公認道德原則的。否則不可能用以“教化”。 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論來推測當時人對《詩經》的看法，他們所定的“無邪”的范圍還是相當寬廣的。許多斥責統治黑暗、表現男女愛情的詩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認為是“無邪”即正當的感情流露。第二，盡管如此，《詩經》畢竟不是一部單純的詩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項文化積累，又是貴族日常誦習的對象。所以，雖然其中收錄了不少民間歌謠，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與社會公認的政治與道德原則相沖突的內容。
詩經中還出現了歌頌教師的篇目，極有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歌頌教師的詩歌。（《菁菁者莪》）其中的“君子”即是指教師。雖然今人多認為是愛情詩，但證據不足。比如說，《詩序》中就提到了“菁菁者莪，樂育人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從這里就很明顯能看出這首詩歌真正的方向。
《詩經》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十分豐富，它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經濟，祭祀典禮，戰爭徭役，定都建國，燕饗歡聚，狩獵耕耘，采摘漁牧，君王貴族，將軍大夫，君子淑女，農夫商賈，思婦棄婦，游子隱逸，初戀思慕，閨怨春情，幽期密會，洞房花燭，迎親送葬，懷人悼亡，草木魚蟲，飛禽走獸，鶯啼馬鳴，風蕭雨晦，波光山影，火山地震，祈禱祝愿，占卦圓夢等等，其信息量之大，文獻價值之高，令人驚嘆。可以說，一部《詩經》立體地再現了生存環境、事態人情，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多方位、多角度的反映，其內容在世界古代詩歌作品中是獨一無二的，遠比印度的《吠陀》與基督教《圣經》中的詩篇要廣泛得多。它的主題已不限于宗教性的，或僅僅表達一種虔誠的感情，它也不像荷馬史詩只談論戰爭與冒險，它歌唱的是人的生活，人的感情，用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的詩說：“卑俗的山歌俚曲，/現今日常熟悉的事情，/天然的悲苦和傷逝，/過去有過，以后還會有。”（選自《孤獨的割麥女》）在如此自然，如此樸素，如此親切地表現普通人民的心聲和感情方面，很少有別的詩集堪與《詩經》相提并論。
詩經中還出現了歌頌教師的篇目，極有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歌頌教師的詩歌。（《菁菁者莪》）其中的“君子”即是指教師。雖然今人多認為是愛情詩，但證據不足。比如說，《詩序》中就提到了“菁菁者莪，樂育人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從這里就很明顯能看出這首詩歌真正的方向。
《詩經》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十分豐富，它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經濟，祭祀典禮，戰爭徭役，定都建國，燕饗歡聚，狩獵耕耘，采摘漁牧，君王貴族，將軍大夫，君子淑女，農夫商賈，思婦棄婦，游子隱逸，初戀思慕，閨怨春情，幽期密會，洞房花燭，迎親送葬，懷人悼亡，草木魚蟲，飛禽走獸，鶯啼馬鳴，風蕭雨晦，波光山影，火山地震，祈禱祝愿，占卦圓夢等等，其信息量之大，文獻價值之高，令人驚嘆。可以說，一部《詩經》立體地再現了生存環境、事態人情，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多方位、多角度的反映，其內容在世界古代詩歌作品中是獨一無二的，遠比印度的《吠陀》與基督教《圣經》中的詩篇要廣泛得多。它的主題已不限于宗教性的，或僅僅表達一種虔誠的感情，它也不像荷馬史詩只談論戰爭與冒險，它歌唱的是人的生活，人的感情，用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的詩說：“卑俗的山歌俚曲，/現今日常熟悉的事情，/天然的悲苦和傷逝，/過去有過，以后還會有。”（選自《孤獨的割麥女》）在如此自然，如此樸素，如此親切地表現普通人民的心聲和感情方面，很少有別的詩集堪與《詩經》相提并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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