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石達開出生于廣西貴縣(今貴港市)北山里那邦村一個小康之家,漢族客家人,但有壯人血統(他的母親是壯族人)①,有兩妹一姊,沒有兄弟。石達開幼年喪父,八、九歲起獨撐門戶,務農經商之余,習武修文不輟,十三歲時處事已有成人風范,因俠義好施,常為人排難解紛,年未弱冠即被尊稱為“石相公”。
道光年間,官場腐敗,民生困苦,石達開十六歲那年,正在廣西以傳播基督教為名籌備反清起義的洪秀全、馮云山慕名來訪,邀其共圖大計,石達開慨然允諾,三年后毀家紓難,率四千余人參加金田起義,被封為左軍主將。1851年12月,太平天國在永安建制,石達開晉封“翼王五千歲”,意為“羽翼天朝”。
從1851年1月到1853年3月,石達開隨太平軍轉戰數省,戰功卓著,尤其是1852年西王蕭朝貴在湖南長沙陣亡后,太平軍在長沙城下陷入清軍反包圍,形勢萬分危急,石達開率部西渡湘江,開辟河西基地,緩解了太平軍的缺糧之危,又多次擊敗進犯之敵,取得“水陸洲大捷”,重挫清軍士氣,其后,為全軍先導,經河西安全撤軍,跳出反包圍圈,奪岳陽,占武漢,自武昌東下金陵,二十八天挺進一千二百里,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令清軍聞風喪膽,號之曰“石敢當”。
1853年3月,太平天國定都金陵,改號天京,石達開留京輔佐東王楊秀清處理政務。定都之后,諸王享樂主義抬頭,廣選美女,為修王府而毀民宅,據國庫財富為己有,唯石達開潔身自好,從不參與。
1853年秋,石達開奉命出鎮安慶,節制西征,他打破太平天國以往重視攻占城池、輕視根據地建設的傳統,采取穩扎穩打的策略,逐步擴大根據地范圍,親自指揮攻克清安徽臨時省會廬州(今合肥),迫使名將江忠源自盡。過去,太平天國沒有基層政府,地方行政一片空白,石達開到安徽后,組織各地人民登記戶口,選舉基層官吏,又開科舉試,招攬人材,建立起省、郡、縣三級地方行政體系,使太平天國真正具備了國家的規模;與此同時,整肅軍紀,恢復治安,賑濟貧困,慰問疾苦,使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并制定稅法,征收稅賦,為太平天國的政治、軍事活動提供所需物資。
1854年初,石達開在安徽人民的贊頌聲中離開安徽,回京述職,太平天國領導層對他的實踐給予充分肯定,從此放棄了絕對平均主義的空想,全面推行符合實情的經濟政策。
1854年夏秋,太平軍在西征戰場遭遇湘軍的兇狠反撲,節節敗退,失地千里。石達開看出兩軍最大差距在于水師,便命人仿照湘軍的船式造艦,加緊操練水師。在湘軍兵鋒直逼九江的危急時刻,石達開再度出任西征軍主帥,親赴前敵指揮,于1855年初在湖口、九江兩次大敗湘軍,湘軍水師潰不成軍,統帥曾國藩投水自盡,被部下救起,西線軍事步入全盛。同年秋天,石達開又揮師江西,四個月連下七府四十七縣,由于他軍紀嚴明,施政務實,愛護百姓,求賢若渴,江西人民爭相擁戴,許多原本對太平天國不友好的知識分子也轉而支持太平軍,隊伍很快從一萬多人擴充到十萬余眾,敵人哀嘆“民心全變,大勢已去”。
1856年3月,石達開在江西樟樹大敗湘軍,至此,湘軍統帥曾國藩所在的南昌城已經陷入太平軍的四面合圍,對外聯絡全被切斷,可惜石達開適于此時被調回天京參加解圍戰,雖然大破江南大營,解除了清軍對天京三年的包圍,卻令曾國藩免遭滅頂之災。
同年9月,“天京事變”爆發,東王楊秀清被殺,上萬東王部屬慘遭株連,石達開在前線聽到天京可能發生內訌的消息,急忙趕回阻止,但為時已晚。北王韋昌輝把石達開反對濫殺無辜的主張看成對東王的偏袒,意圖予以加害,石達開逃出天京,京中家人與部屬全部遇難。
石達開在安徽舉兵靖難,上書天王,請殺北王以平民憤,天王見全體軍民都支持石達開,遂下詔誅韋。11月,石達開奉詔回京,被軍民尊為“義王”,合朝同舉“提理政務”。他不計私怨,追擊屠殺責任時只懲首惡,不咎部屬,連北王親族都得到保護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來。在石達開的部署下,太平軍穩守要隘,伺機反攻,陳玉成、李秀成、楊輔清、石鎮吉等后起之秀開始走上一線,獨當一面,內訌造成的被動局面逐漸得到扭轉。但天王見石達開深得人心,心生疑忌,對石達開百般牽制,甚至意圖加害。為了避免再次爆發內訌,石達開不得已于1857年5月避禍離京,前往安慶。
1857年9月,天王迫于形勢的惡化遣使請石達開回京,石達開上奏天王,表示無意回京,但會調陳玉成、李秀成、韋俊等將領回援,并以“通軍主將”身份繼續為天國作戰。此后,石達開前往江西救援被困的臨江、吉安,擁戴他的安徽太平軍將領大都留守安徽。因沒有水師,無法渡過贛江,救援行動失敗,石達開又于次年進軍浙江,并聯合國宗楊輔清進軍福建,欲開辟浙閩根據地,與天京根據地連成一體。
浙江是江浙皖清軍的主要餉源,為阻止石達開攻浙,清廷急調各路兵馬增援,最終不得不命丁憂在籍的曾國藩重任湘軍統帥,領兵入浙。太平軍在浙江取得許多勝利,但江西建昌、撫州失守后,入浙部隊失去了后方,協同作戰的楊輔清又在被天王封為“木天義”后從福建撤軍,為免四面受敵,石達開決定放棄攻浙,撤往福建,后又轉戰到江西。石達開建立浙閩根據地的努力雖因內外矛盾以失敗告終,卻牽制了大量清軍,為太平軍取得浦口大捷、二破江北大營、三河大捷等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
是冬,石達開經與部將會商,決定進攻湖南,取上游之勢,再下趨湖北,配合安徽太平軍作戰,并伺機分兵入川。1859年春,石達開自江西起兵入湘,發動 “寶慶會戰”。彼時湘軍正計劃分兵三路進攻安慶,聞石達開長驅直入湖南腹地,軍心全線動搖,只得將因勢利導,全力援湘。面對湘軍的重兵馳援,石達開孤軍作戰,未能攻克寶慶,被迫退入廣西休整。
1861年9月,石達開自桂南北上,于1862年初經湖北入川,自此,為北渡長江,奪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據地,石達開轉戰川黔滇三省,先后四進四川,終于1863年4月兵不血刃渡過金沙江,突破長江防線。5月,太平軍到達大渡河,對岸尚無清軍,石達開下令多備船筏,次日渡河,但當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漲,無法行船。三日后,清軍陸續趕到布防,太平軍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漲水所阻,多次搶渡不成,糧草用盡,陷入絕境。為求建立“生擒石達開”的奇功,四川總督駱秉章遣使勸降,石達開決心舍命以全三軍,經雙方談判,由太平軍自行遣散四千人,這些人大多得以逃生。剩余兩千人保留武器,隨石達開進入清營,石達開被押往成都后,清軍背信棄義,兩千將士全部戰死。
1863年6月27日,石達開在成都公堂受審,慷慨陳詞,令主審官崇實理屈詞窮,無言以對,而后從容就義,臨刑之際,神色怡然,身受凌遲酷刑,至死默然無聲,觀者無不動容,嘆為“奇男子”。
道光年間,官場腐敗,民生困苦,石達開十六歲那年,正在廣西以傳播基督教為名籌備反清起義的洪秀全、馮云山慕名來訪,邀其共圖大計,石達開慨然允諾,三年后毀家紓難,率四千余人參加金田起義,被封為左軍主將。1851年12月,太平天國在永安建制,石達開晉封“翼王五千歲”,意為“羽翼天朝”。
從1851年1月到1853年3月,石達開隨太平軍轉戰數省,戰功卓著,尤其是1852年西王蕭朝貴在湖南長沙陣亡后,太平軍在長沙城下陷入清軍反包圍,形勢萬分危急,石達開率部西渡湘江,開辟河西基地,緩解了太平軍的缺糧之危,又多次擊敗進犯之敵,取得“水陸洲大捷”,重挫清軍士氣,其后,為全軍先導,經河西安全撤軍,跳出反包圍圈,奪岳陽,占武漢,自武昌東下金陵,二十八天挺進一千二百里,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令清軍聞風喪膽,號之曰“石敢當”。
1853年3月,太平天國定都金陵,改號天京,石達開留京輔佐東王楊秀清處理政務。定都之后,諸王享樂主義抬頭,廣選美女,為修王府而毀民宅,據國庫財富為己有,唯石達開潔身自好,從不參與。
1853年秋,石達開奉命出鎮安慶,節制西征,他打破太平天國以往重視攻占城池、輕視根據地建設的傳統,采取穩扎穩打的策略,逐步擴大根據地范圍,親自指揮攻克清安徽臨時省會廬州(今合肥),迫使名將江忠源自盡。過去,太平天國沒有基層政府,地方行政一片空白,石達開到安徽后,組織各地人民登記戶口,選舉基層官吏,又開科舉試,招攬人材,建立起省、郡、縣三級地方行政體系,使太平天國真正具備了國家的規模;與此同時,整肅軍紀,恢復治安,賑濟貧困,慰問疾苦,使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并制定稅法,征收稅賦,為太平天國的政治、軍事活動提供所需物資。
1854年初,石達開在安徽人民的贊頌聲中離開安徽,回京述職,太平天國領導層對他的實踐給予充分肯定,從此放棄了絕對平均主義的空想,全面推行符合實情的經濟政策。
1854年夏秋,太平軍在西征戰場遭遇湘軍的兇狠反撲,節節敗退,失地千里。石達開看出兩軍最大差距在于水師,便命人仿照湘軍的船式造艦,加緊操練水師。在湘軍兵鋒直逼九江的危急時刻,石達開再度出任西征軍主帥,親赴前敵指揮,于1855年初在湖口、九江兩次大敗湘軍,湘軍水師潰不成軍,統帥曾國藩投水自盡,被部下救起,西線軍事步入全盛。同年秋天,石達開又揮師江西,四個月連下七府四十七縣,由于他軍紀嚴明,施政務實,愛護百姓,求賢若渴,江西人民爭相擁戴,許多原本對太平天國不友好的知識分子也轉而支持太平軍,隊伍很快從一萬多人擴充到十萬余眾,敵人哀嘆“民心全變,大勢已去”。
1856年3月,石達開在江西樟樹大敗湘軍,至此,湘軍統帥曾國藩所在的南昌城已經陷入太平軍的四面合圍,對外聯絡全被切斷,可惜石達開適于此時被調回天京參加解圍戰,雖然大破江南大營,解除了清軍對天京三年的包圍,卻令曾國藩免遭滅頂之災。
同年9月,“天京事變”爆發,東王楊秀清被殺,上萬東王部屬慘遭株連,石達開在前線聽到天京可能發生內訌的消息,急忙趕回阻止,但為時已晚。北王韋昌輝把石達開反對濫殺無辜的主張看成對東王的偏袒,意圖予以加害,石達開逃出天京,京中家人與部屬全部遇難。
石達開在安徽舉兵靖難,上書天王,請殺北王以平民憤,天王見全體軍民都支持石達開,遂下詔誅韋。11月,石達開奉詔回京,被軍民尊為“義王”,合朝同舉“提理政務”。他不計私怨,追擊屠殺責任時只懲首惡,不咎部屬,連北王親族都得到保護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來。在石達開的部署下,太平軍穩守要隘,伺機反攻,陳玉成、李秀成、楊輔清、石鎮吉等后起之秀開始走上一線,獨當一面,內訌造成的被動局面逐漸得到扭轉。但天王見石達開深得人心,心生疑忌,對石達開百般牽制,甚至意圖加害。為了避免再次爆發內訌,石達開不得已于1857年5月避禍離京,前往安慶。
1857年9月,天王迫于形勢的惡化遣使請石達開回京,石達開上奏天王,表示無意回京,但會調陳玉成、李秀成、韋俊等將領回援,并以“通軍主將”身份繼續為天國作戰。此后,石達開前往江西救援被困的臨江、吉安,擁戴他的安徽太平軍將領大都留守安徽。因沒有水師,無法渡過贛江,救援行動失敗,石達開又于次年進軍浙江,并聯合國宗楊輔清進軍福建,欲開辟浙閩根據地,與天京根據地連成一體。
浙江是江浙皖清軍的主要餉源,為阻止石達開攻浙,清廷急調各路兵馬增援,最終不得不命丁憂在籍的曾國藩重任湘軍統帥,領兵入浙。太平軍在浙江取得許多勝利,但江西建昌、撫州失守后,入浙部隊失去了后方,協同作戰的楊輔清又在被天王封為“木天義”后從福建撤軍,為免四面受敵,石達開決定放棄攻浙,撤往福建,后又轉戰到江西。石達開建立浙閩根據地的努力雖因內外矛盾以失敗告終,卻牽制了大量清軍,為太平軍取得浦口大捷、二破江北大營、三河大捷等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
是冬,石達開經與部將會商,決定進攻湖南,取上游之勢,再下趨湖北,配合安徽太平軍作戰,并伺機分兵入川。1859年春,石達開自江西起兵入湘,發動 “寶慶會戰”。彼時湘軍正計劃分兵三路進攻安慶,聞石達開長驅直入湖南腹地,軍心全線動搖,只得將因勢利導,全力援湘。面對湘軍的重兵馳援,石達開孤軍作戰,未能攻克寶慶,被迫退入廣西休整。
1861年9月,石達開自桂南北上,于1862年初經湖北入川,自此,為北渡長江,奪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據地,石達開轉戰川黔滇三省,先后四進四川,終于1863年4月兵不血刃渡過金沙江,突破長江防線。5月,太平軍到達大渡河,對岸尚無清軍,石達開下令多備船筏,次日渡河,但當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漲,無法行船。三日后,清軍陸續趕到布防,太平軍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漲水所阻,多次搶渡不成,糧草用盡,陷入絕境。為求建立“生擒石達開”的奇功,四川總督駱秉章遣使勸降,石達開決心舍命以全三軍,經雙方談判,由太平軍自行遣散四千人,這些人大多得以逃生。剩余兩千人保留武器,隨石達開進入清營,石達開被押往成都后,清軍背信棄義,兩千將士全部戰死。
1863年6月27日,石達開在成都公堂受審,慷慨陳詞,令主審官崇實理屈詞窮,無言以對,而后從容就義,臨刑之際,神色怡然,身受凌遲酷刑,至死默然無聲,觀者無不動容,嘆為“奇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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