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以后，由于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興起了金石學，小學家金石家大量涌現，影響到書法領域，更是書風為之一變，出現許多擅長寫碑風格的書家，如洪亮吉、孫星衍、桂馥、伊秉緩、何紹基、鄧石如、趙之謙、吳讓之等等。與此相呼應的是書學界則出現阮元的“北碑南帖說”，提倡學碑。再經包世臣的闡揚，蔚然成風。至清末康有為一出，尊碑抑帖之說臻于頂點。風氣使然，沈曾植也主攻北碑。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戊戍變法后，曾力勸康有為著《廣藝舟雙揖》。由于康有為的影響力和《廣藝舟雙揖》一書的煽動性，把當時康有為周圍的一些思想給淹沒了。
沈曾植自認為書學優于書功，遺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為那樣寫出較為系統的著述。現在所能見到的僅《海日樓題跋》、《寐叟題跋》及給一些友人的信札中的片言只語，多為有真知灼見的經驗之談。
沈曾植書學思想前后經歷了幾個階段的變化：早年受包世臣的影響，罵信黃小仲的“始艮終乾”和包氏的“中畫圓滿”之說，于用筆的方法用力甚多，對唐代的張懷瓘《藥石論》中的“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馀裕”最為心儀。中年由帖入碑，嗜張裕釗的書法，對《張猛龍碑》、《高湛墓志》、《敬使君碑》等碑非常推祟，于結體注意頗多。光緒壬寅以后，他漸漸地將精力轉到書畫上面。但那時他對帖有些生疏，在《舊拓圣教序跋》中自認為“性乃不近”，可推知其心緒了。晚年則碑帖相融，講究會通，沉
潛于古今媲變之理，持論精微，常發前人未發之論，如他在給門人謝鳳孫的信中提到“冬心開頑伯之先”；又如他在《菌閣瑣談》中提到“李斯亡篆以簡直，中郎亡隸以波發”；又如在《護德瓶齋涉筆》認為，“西漢未隸石刻間雜為正書”；又如稱金文中的楚人書，到《校官碑》。到王大今，“吳、會書自有一種風氣，略近中郎，而益暢上風。《谷朗》、《爨碑》，皆其遺韻”；又如他認“李懷琳之《絕交書》、孫虔禮《書譜》，皆寫書之變體，其源出于《屏風帖》。”等等。
沈曾植為學兼及漢宋，于書學既重考證及相關的歷史淵源關系，亦注重書法形質與情理的體會了解。他留下來的有關書法題跋大多屬于考證辨別碑帖源流的札記，從中還是能看到較為系統獨到的書學觀點。在重歷史淵源關系方面，于下面諸跋中可以看出：
上虞羅叔祖影拓□氏舊本，．此是真面目，筆意風氣，略與《劉玉》、《皇甫鱗》相近，溯其淵源，蓋《中岳北岳二靈廟碑》之苗裔。 一一《張黑女墓志跋》
昔嘗謂南朝碑竭罕傳，由北碑擬之，則《龍藏》近右軍，《清頌》近大令。蓋一則純和蕭遠，運用師中印，而全泯其跡，品格在《黃庭》、《樂毅》之間；一則頓宏激昂，鋒距出《梁鴿》，而益飾以文，構法于《洛神》不異也。 一一《張猛龍碑跋》
北碑楷法，當以《刁惠公志》、《張猛龍碑》及此銘為大宗。《刁志》近大王，《張碑》小王，此銘則由擫外拓，藏鋒抽穎，兼用而時出之，中有可證《蘭亭》者，可征《黃庭》者，可證淳化所刻山濤、庚亮諸人書者，有開歐法者，有開褚法者。蓋南北會通，隸楷裁制，古今嬗變，胥在于此。一一《敬使君碑跋》
在重書法形質與情理的體會了解方面，亦多具創見。如在《王珣貼跋》中認為“《伯遠帖》墨跡，隸筆分情，劇可與流沙簡書相證發，特南渡名家，韻度自異耳。”指出南北書法有相同之處，惟六朝江南名土尚韻風氣更甚些，此說頗合史實。又如在《松江急就章跋》中認為“松江《急就》決為唐臨不疑，有訛略之跡，而無訛略之情也。推跡以知情，是在善學者。”此說體現了他的疑古精神，“推跡以知情”即是他的持論方法。又如他在《多寶塔碑跋為謝復園題》中認為“魯公書源本出殷氏父子，后得筆訣，困法河南，所調厭家雞欣野資者耶?然如此砷結體，固不能與《裴鏡民碑》絕無瓜總也。此拓梢絕，于用筆勁媚處，點畫紫拂，綽綽可尋，絕非剜后禿木者可比。”此跋極精到，非有書法家之義本事、真眼光者，不能悟解。所謂真本事、真眼光者，即是能想象到古人的書寫狀況，處于同一境界，神與之游，發而為論則無隔閡。沈曾植在這方面要比康有為高明許多，宋代蘇東坡成自豪地說：“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此話若移作沈曾植的話，也是非常貼切的。
沈曾植對書法形質與情理的體會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重勢，如在《蔡氏分法即鐘氏隸法》中提到：““固非修短纖濃，波點相資，無以呈其意勢。”又如在《論行楷隸篆通變》中認為：“篆參隸勢而姿生，隸參楷勢而姿生，此通乎今以為變也。篆參籀勢而質古，隸參篆勢而質古，此通乎古以為變也。”這就是他獨到“異體同勢、古今雜形”觀，在清季碑學運動中屬于新理妙發。二是重形，如他認為“逸少學鐘書，最勝處可證得于勢巧形密。”又如他認為“《入山帖》瘦質處可證《化度》，可通草書《千文》。”又如他對衛恒《書勢》中“修短相副，異體同勢，……纖波濃點，錯落其間”這十六字相當推崇，其晚年書法風格正是如此。三是重筆，他對衛恒《書勢》中的“奮筆輕舉，離而不絕”一語非常認同，于用筆的提按起伏、藏鋒油穎體悟甚多。他多次提到李斯亡篆以簡直、蔡邕亡隸以波發，觀照他晚年作品中翻騰的用筆，約略可以推想。他還認為鐘繇用筆最曲，王獻之最直，王羲之曲直相宜。鐘繇的曲對他晚年書風的形成是至關重要的，這與他為學雅尚險奧，清言見骨相一致的。
1980年，沙孟海先生在《書譜》雜志上提出“碑跋的寫手與刻手問題”，引起書學界的廣泛討論。關于這個問題，清季書家大多未注意及之。梁 評唐《兗公頌》時，曾提出“字畫失度處緣刻手不精耳”。之后的包世臣、趙之謙、康有為都未看透北碑背后的刻手因素，但沈曾植法眼獨具，較早地注意到了碑版的刻手問題。如他在《王基碑跋》中提到“刻手精工，遂令使轉筆勢，突然畢露”：在北魏《燕州刺史元踢墓志跋》中提到：“逆鋒行筆頗可玩，惜刻工之拙也”；在北齊《使持節都督元賢墓志跋》中認為“刻手太粗”；在北魏《樂安王元緒墓志跋》中認為“刻工草草”；在《臨淮王元彧墓志跋》中認為“此書甚工，刻乃不稱”：在隋《楊厲墓志跋》中認為“書道至此，南北一家矣，惜刻工拙耳”。不儀如此，他對拓本的精確與否也十分關注，如他認為《國學本定武蘭亭》“極圓潤，而未免輕弱。然刻手極精，纖鋒華見”：認為《舊拓定本蘭亭》“刻工亦頗能傳之，殆非天水時代良工不辦山”：認為《式古堂法帖》“模刻不精，逐致略無神采”；認為《墨池玉屑本》“宛如手書，其墨色拓工俱絕。……鋒穎豐利，真能以刀代筆”；認為《豐存禮小楷普門晶》“書法謹嚴，刻尤精絕”等等。沈曾植晚年之所以碑帖于一爐，與他能敏銳地感覺到砷帖背后刻手問題有著大的關系。
晚清整個社會都在求變求新以自強。沈曾植書法以占為變．以古為新，翻覆盤轉，新意十足。歷史上，米芾、趙左頫是以古為新的成功實踐者。沈曾植在給門生謝鳳孫的信中曾指出：“吾嘗以閣下善學古人為不可及：今忽曰：以臨古為大病，此渙何耶?來屏有使轉而無點畫，即使轉辦單薄寡昧，如此便是自尋賤落矣，如何?米元章終身不離臨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謝安石，辦有擬法。鄙人臨紙，一字無來歷，便覺杌不安也。”但沈曾植的復古意識與米芾、趙孟頫、董其昌等人比較起來，還是很有特點。米、趙、董復古以正統自勉，非二王不學，以取晉藥為主，非“相雜文生”。所以，他們的書學思想中很難見到諸如沈曾植所主張的“異體同勢”、“古今條形”、“中畫圓滿”、“分畫中虛”這些內容。孫過庭所謂“古質而今研”，沈即是研了，更注重書法形式上的變化，注重參勢而姿生的結果。
沈曾植之所以能獨樹一幟，除了上述的種種鮮明的見解外，還具有一頸勇猛精進的心。他在書學上沒有像包世臣那樣鉆牛角尖，而是主張古今融合，南北相濟，以期相生相發的境界。在實踐上，他非常大膽地運用“抽鋒”、“臥筆”之類的手段，如果用正統的眼光來看，覺得有些偏勝；如果用新理異態的效果來看，恰到好處。 成就與吳昌碩相伯仲。融匯碑帖之學，博取厚積，開拓了行草書的發展道路，豐富了碑學的表現力，代表著碑學的發展高度。
學識淹博，精研西北史地。書法融合漢隸、北碑、章草為一爐，自成面目。談中國五十年來書法者，巍然為一代宗師。間作山水小幅，淡雅有韻致，惟不多作。卒年七十一。著海日樓詩。
自古以來，歷代皆有人龍翹楚，為一時風習之始作傭，或為人文盛事推波瀾，領袖群倫，沾溉四方。晚清之沈子培，即此等人物。其所交游，陳散原、王國維、余肇康、羅叔言、張元濟、鄭孝涉、章一山、馬一浮、諸貞壯、胡樸安等，皆一時碩學；其所友，曾農髯、翁同覦、播祖蔭、吳昌碩、李瑞清；其所啟者，便有風云人物康有為；其所教，便有滬上王蘧常等四十余子。不只中國前清遺老尊崇有加，便東瀛學人亦曾稱譽其為“中國大儒”。
沈曾植自認為書學優于書功，遺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為那樣寫出較為系統的著述。現在所能見到的僅《海日樓題跋》、《寐叟題跋》及給一些友人的信札中的片言只語，多為有真知灼見的經驗之談。
沈曾植書學思想前后經歷了幾個階段的變化：早年受包世臣的影響，罵信黃小仲的“始艮終乾”和包氏的“中畫圓滿”之說，于用筆的方法用力甚多，對唐代的張懷瓘《藥石論》中的“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馀裕”最為心儀。中年由帖入碑，嗜張裕釗的書法，對《張猛龍碑》、《高湛墓志》、《敬使君碑》等碑非常推祟，于結體注意頗多。光緒壬寅以后，他漸漸地將精力轉到書畫上面。但那時他對帖有些生疏，在《舊拓圣教序跋》中自認為“性乃不近”，可推知其心緒了。晚年則碑帖相融，講究會通，沉
潛于古今媲變之理，持論精微，常發前人未發之論，如他在給門人謝鳳孫的信中提到“冬心開頑伯之先”；又如他在《菌閣瑣談》中提到“李斯亡篆以簡直，中郎亡隸以波發”；又如在《護德瓶齋涉筆》認為，“西漢未隸石刻間雜為正書”；又如稱金文中的楚人書，到《校官碑》。到王大今，“吳、會書自有一種風氣，略近中郎，而益暢上風。《谷朗》、《爨碑》，皆其遺韻”；又如他認“李懷琳之《絕交書》、孫虔禮《書譜》，皆寫書之變體，其源出于《屏風帖》。”等等。
沈曾植為學兼及漢宋，于書學既重考證及相關的歷史淵源關系，亦注重書法形質與情理的體會了解。他留下來的有關書法題跋大多屬于考證辨別碑帖源流的札記，從中還是能看到較為系統獨到的書學觀點。在重歷史淵源關系方面，于下面諸跋中可以看出：
上虞羅叔祖影拓□氏舊本，．此是真面目，筆意風氣，略與《劉玉》、《皇甫鱗》相近，溯其淵源，蓋《中岳北岳二靈廟碑》之苗裔。 一一《張黑女墓志跋》
昔嘗謂南朝碑竭罕傳，由北碑擬之，則《龍藏》近右軍，《清頌》近大令。蓋一則純和蕭遠，運用師中印，而全泯其跡，品格在《黃庭》、《樂毅》之間；一則頓宏激昂，鋒距出《梁鴿》，而益飾以文，構法于《洛神》不異也。 一一《張猛龍碑跋》
北碑楷法，當以《刁惠公志》、《張猛龍碑》及此銘為大宗。《刁志》近大王，《張碑》小王，此銘則由擫外拓，藏鋒抽穎，兼用而時出之，中有可證《蘭亭》者，可征《黃庭》者，可證淳化所刻山濤、庚亮諸人書者，有開歐法者，有開褚法者。蓋南北會通，隸楷裁制，古今嬗變，胥在于此。一一《敬使君碑跋》
在重書法形質與情理的體會了解方面，亦多具創見。如在《王珣貼跋》中認為“《伯遠帖》墨跡，隸筆分情，劇可與流沙簡書相證發，特南渡名家，韻度自異耳。”指出南北書法有相同之處，惟六朝江南名土尚韻風氣更甚些，此說頗合史實。又如在《松江急就章跋》中認為“松江《急就》決為唐臨不疑，有訛略之跡，而無訛略之情也。推跡以知情，是在善學者。”此說體現了他的疑古精神，“推跡以知情”即是他的持論方法。又如他在《多寶塔碑跋為謝復園題》中認為“魯公書源本出殷氏父子，后得筆訣，困法河南，所調厭家雞欣野資者耶?然如此砷結體，固不能與《裴鏡民碑》絕無瓜總也。此拓梢絕，于用筆勁媚處，點畫紫拂，綽綽可尋，絕非剜后禿木者可比。”此跋極精到，非有書法家之義本事、真眼光者，不能悟解。所謂真本事、真眼光者，即是能想象到古人的書寫狀況，處于同一境界，神與之游，發而為論則無隔閡。沈曾植在這方面要比康有為高明許多，宋代蘇東坡成自豪地說：“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此話若移作沈曾植的話，也是非常貼切的。
沈曾植對書法形質與情理的體會了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重勢，如在《蔡氏分法即鐘氏隸法》中提到：““固非修短纖濃，波點相資，無以呈其意勢。”又如在《論行楷隸篆通變》中認為：“篆參隸勢而姿生，隸參楷勢而姿生，此通乎今以為變也。篆參籀勢而質古，隸參篆勢而質古，此通乎古以為變也。”這就是他獨到“異體同勢、古今雜形”觀，在清季碑學運動中屬于新理妙發。二是重形，如他認為“逸少學鐘書，最勝處可證得于勢巧形密。”又如他認為“《入山帖》瘦質處可證《化度》，可通草書《千文》。”又如他對衛恒《書勢》中“修短相副，異體同勢，……纖波濃點，錯落其間”這十六字相當推崇，其晚年書法風格正是如此。三是重筆，他對衛恒《書勢》中的“奮筆輕舉，離而不絕”一語非常認同，于用筆的提按起伏、藏鋒油穎體悟甚多。他多次提到李斯亡篆以簡直、蔡邕亡隸以波發，觀照他晚年作品中翻騰的用筆，約略可以推想。他還認為鐘繇用筆最曲，王獻之最直，王羲之曲直相宜。鐘繇的曲對他晚年書風的形成是至關重要的，這與他為學雅尚險奧，清言見骨相一致的。
1980年，沙孟海先生在《書譜》雜志上提出“碑跋的寫手與刻手問題”，引起書學界的廣泛討論。關于這個問題，清季書家大多未注意及之。梁 評唐《兗公頌》時，曾提出“字畫失度處緣刻手不精耳”。之后的包世臣、趙之謙、康有為都未看透北碑背后的刻手因素，但沈曾植法眼獨具，較早地注意到了碑版的刻手問題。如他在《王基碑跋》中提到“刻手精工，遂令使轉筆勢，突然畢露”：在北魏《燕州刺史元踢墓志跋》中提到：“逆鋒行筆頗可玩，惜刻工之拙也”；在北齊《使持節都督元賢墓志跋》中認為“刻手太粗”；在北魏《樂安王元緒墓志跋》中認為“刻工草草”；在《臨淮王元彧墓志跋》中認為“此書甚工，刻乃不稱”：在隋《楊厲墓志跋》中認為“書道至此，南北一家矣，惜刻工拙耳”。不儀如此，他對拓本的精確與否也十分關注，如他認為《國學本定武蘭亭》“極圓潤，而未免輕弱。然刻手極精，纖鋒華見”：認為《舊拓定本蘭亭》“刻工亦頗能傳之，殆非天水時代良工不辦山”：認為《式古堂法帖》“模刻不精，逐致略無神采”；認為《墨池玉屑本》“宛如手書，其墨色拓工俱絕。……鋒穎豐利，真能以刀代筆”；認為《豐存禮小楷普門晶》“書法謹嚴，刻尤精絕”等等。沈曾植晚年之所以碑帖于一爐，與他能敏銳地感覺到砷帖背后刻手問題有著大的關系。
晚清整個社會都在求變求新以自強。沈曾植書法以占為變．以古為新，翻覆盤轉，新意十足。歷史上，米芾、趙左頫是以古為新的成功實踐者。沈曾植在給門生謝鳳孫的信中曾指出：“吾嘗以閣下善學古人為不可及：今忽曰：以臨古為大病，此渙何耶?來屏有使轉而無點畫，即使轉辦單薄寡昧，如此便是自尋賤落矣，如何?米元章終身不離臨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謝安石，辦有擬法。鄙人臨紙，一字無來歷，便覺杌不安也。”但沈曾植的復古意識與米芾、趙孟頫、董其昌等人比較起來，還是很有特點。米、趙、董復古以正統自勉，非二王不學，以取晉藥為主，非“相雜文生”。所以，他們的書學思想中很難見到諸如沈曾植所主張的“異體同勢”、“古今條形”、“中畫圓滿”、“分畫中虛”這些內容。孫過庭所謂“古質而今研”，沈即是研了，更注重書法形式上的變化，注重參勢而姿生的結果。
沈曾植之所以能獨樹一幟，除了上述的種種鮮明的見解外，還具有一頸勇猛精進的心。他在書學上沒有像包世臣那樣鉆牛角尖，而是主張古今融合，南北相濟，以期相生相發的境界。在實踐上，他非常大膽地運用“抽鋒”、“臥筆”之類的手段，如果用正統的眼光來看，覺得有些偏勝；如果用新理異態的效果來看，恰到好處。 成就與吳昌碩相伯仲。融匯碑帖之學，博取厚積，開拓了行草書的發展道路，豐富了碑學的表現力，代表著碑學的發展高度。
學識淹博，精研西北史地。書法融合漢隸、北碑、章草為一爐，自成面目。談中國五十年來書法者，巍然為一代宗師。間作山水小幅，淡雅有韻致，惟不多作。卒年七十一。著海日樓詩。
自古以來，歷代皆有人龍翹楚，為一時風習之始作傭，或為人文盛事推波瀾，領袖群倫，沾溉四方。晚清之沈子培，即此等人物。其所交游，陳散原、王國維、余肇康、羅叔言、張元濟、鄭孝涉、章一山、馬一浮、諸貞壯、胡樸安等，皆一時碩學；其所友，曾農髯、翁同覦、播祖蔭、吳昌碩、李瑞清；其所啟者，便有風云人物康有為；其所教，便有滬上王蘧常等四十余子。不只中國前清遺老尊崇有加，便東瀛學人亦曾稱譽其為“中國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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