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界近年來公認茅盾是中國社會剖析派小說的壇主。這一派來源于19世紀法國、俄國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又同中國古典世態(tài)小說兩相結合。我們從《霜葉紅似二月花》的“續(xù)稿”里可以看得分明。這部寫于70年代并未經最后修飾的草稿，它的巴爾札克、托爾斯泰式的敘事，精細的環(huán)境與人物服飾描摹所流露的舊說部的筆趣，是再明顯不過了。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說，直至80年代現(xiàn)代派的先鋒小說興起，一種更偏于個人內心的新一代敘事風行于世。這并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紀絕大部分時間所充任的，也是這種“新興”作家的角色。繞開茅盾是不成的，試圖把一個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樣不成。另外，每一代的文學承傳是“積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對上一代“狂轟亂炸”，采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頭來你會發(fā)現(xiàn)手中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苞米，我們永遠要為獲得現(xiàn)代知識的ABC 而繳納昂貴的“學費”。實際上，后現(xiàn)代派的作品與評論，并沒有把現(xiàn)代派的一切都掃蕩干凈呀！現(xiàn)代派對寫實派也不像人們想的是掃地出門。我們今天讀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們“寓言”式的結構的同時，會覺得故事、環(huán)境、人物這些小說的基本因素仍然活生生地存在著，它們只會變形，而不會徹底消失。茅盾小說的意義正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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