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郭沫若這時期歷史劇當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代表作。這個劇本取材于戰國時代楚國愛國詩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懷王對秦外交上兩條路線的斗爭作為全劇情節線索，從而成功地塑造了屈原這個文學典型和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地表現了為祖國和人民不畏暴虐，堅持斗爭的主題。
歷史劇固然是文學創作，不是史實的復寫，“藝術上的真實非即歷史上的真實”（魯迅）。然而，由于作者的創作動機、文學見解、個人風格等各方面的不同，他們所創作的歷史劇，仍有所不同。有的歷史本身的東西多一些，有的以歷史真實做基礎卻更多個人的創造。兩種類型各有千秋。郭沫若的歷史劇和這時期其他創作者的歷史劇，大多屬于后一種。郭沫若創作歷史劇的動機，正是出于現實政治斗爭的需要。他說：“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噓些生命進去。”（郭沫若：《歷史·史劇·現實》）郭沫若正是持著這樣的歷史觀點，從反對投降、反對獨裁的現實政治斗爭需要出發，以戰國時代聯合抗秦的故事作題材，創作了《屈原》以及《棠棣之花》《虎符》《高漸離》等劇作。劇中的歷史人物，往往已經不完全同他們的“原型”一樣了。
劇中的屈原，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兼詩人的典型。他心中時時系念的是祖國和人民的命運前途，力主聯齊抗秦的外交路線，因為他早看透了秦國的野心，認為唯有聯合抗秦才能保國安民。一向光明磊落的屈原，根本沒有料到南后之流竟然采取那么卑鄙無恥的手段陷害他，橫加以“淫亂宮廷”之類的罪名。屈原把祖國的安危和人民的禍福，看得遠遠重于自身的利害得失。他沖破一切思想束縛去進行英勇的斗爭。昏庸專橫的楚懷王不聽屈原的一再忠告，破壞了反侵略統一戰線，轉而依附秦國。面對正在沉入黑暗的祖國，失去自由的詩人的滿腔憂憤，以《雷電頌》的形式無比猛烈地迸發出來。《雷電頌》，是屈原斗爭精神最突出的體現。而愛國愛民的深切感情，是詩人斗爭精神的源泉。
《屈原》劇中，還刻畫了兩個性格迥然相異的女性形象──嬋娟和南后。確如作者自己所說的：“嬋娟的存在似乎可以認為是屈原辭賦的象征，她是道義美的形象化。”她由衷地敬愛屈原，崇敬屈原的道德文章。當風云變幻、濁浪排天的時候，她那平日蘊蓄在心中的崇高信仰、優秀品德，真正突現出來。從她對變節投敵的宋玉的有力斥責，從她面對南后淫威所表現的堅定從容，特別是從她生命垂危時那番動人肺腑的傾訴，使我們看到了一個“竟與橘樹同風”的高尚靈魂，一個廣大人民道義精神的化身。這個形象對塑造屈原這個典型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與嬋娟相反，南后僅僅為了個人固寵求榮，竟然不惜取媚侵略勢力，與秦國暗相勾結，陷害屈原這樣的忠良，禍國殃民，而且所采用的手段又是那么的卑鄙無恥。當她的陰謀得逞以后，她更加猖狂、恣肆，徹底暴露了她冷酷殘忍的本性。南后這個形象的刻畫，對屈原的典型塑造起到了反襯的作用。使屈原光明磊落、大公無私的品德，益加鮮明突出。
劇中的宋玉，是作為一個“沒有骨氣的無恥文人”來塑造的。他虛偽自私、全無操持、趨炎附勢、賣身求榮的性格，從另一個角度反襯了屈原，并同嬋娟形成鮮明對比。宋玉這個形象，對當時依附國民黨反動派的幫閑文人，無疑是有力的鞭撻。
人物塑造的成功，使劇本的深刻主題得到充分表現。觀眾和讀者從這出歷史劇中會自然聯想到現實生活中蔣介石反動集團的反共投降罪行，蒙受“千古奇冤”的新四軍所遭的殘殺，……從而加深了他們對祖國前途的憂慮，燃起他們心中的怒火，鼓舞他們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
《屈原》一劇中，穿插了相當數量的抒情詩和民歌。它們是劇本的有機組成部分，對劇情發展，人物刻畫，主題表達，都起著重要作用。這是劇本藝術上的一個特點。譬如，全劇以屈原朗誦《橘頌》開始，結合屈原對于《橘頌》內容的闡發，展露了屈原的人生抱負。因此，屈原時時以橘樹的“內容潔白”“植根深固”“秉性堅貞”自勵并勸勉青年，要他們“志趣堅定”，“心胸開闊”，氣度“從容”“至誠”，特別是要“不撓不屈，為真理斗到盡頭!”這與第二幕南后等策劃陰謀時所表現的自私偏狹、卑鄙陰險形成了強烈對比，為隨之而來的劇烈沖突做好了準備。嬋娟死后，《橘頌》再次出現，首尾呼應。它像是始終回響在一部交響樂中的主旋律，反復出現，以強調劇本的主題──“不撓不屈，為真理斗到盡頭!”再譬如《雷電頌》，則被安排在全劇高潮的波峰浪巔，由主人公屈原獨白。這不僅是刻畫屈原典型性格的最重要的一筆，而且使劇本主題異常鮮明地突現出來。其他如屈原吟詠的《九章》《惜誦》譯句，有助于表現詩人蒙受奇恥大辱之初的心情。正因為有這些精彩豐富的詩歌，自然而和諧地穿插在劇本中，才使劇本充溢著濃郁的詩意，具有更加感人的力量。關于《屈原》的創作意圖，郭沫若曾經講過，是要“把這時代的憤怒復活在屈原時代里去”，是要“借了屈原的時代來象征我們當前的時代”，演出的實踐表明，作者的這個目的達到了。1942年春天，《屈原》開始在重慶上演，其反響之強烈，是以往歷史劇演出時所未曾出現過的，盡管《屈原》后來被國民黨反動當局禁演，但是《雷電頌》的聲音仍然回響在整個山城，常常可以聽到群眾發出“爆炸了吧……”的怒吼聲；“在當時起了顯著的政治作用”。
《屈原》不但是這一時期革命歷史劇最輝煌的代表作，而且在整個現代文學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瑰寶。
郭沫若這時期的歷史劇，已形成獨特的革命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同作者早期的歷史劇相比，它們不僅仍保持著鮮明的個性、濃厚的詩意、熾烈的熱情等一貫的特色，而且具有了更厚實的現實基礎，更充足的信心和更堅定的理想，可以鮮明地顯示出郭沫若歷史劇革命浪漫主義風格的這種發展和成熟。
（節選自《中國現代文學史》第十三章第四節：《屈原》及其他歷史劇）
歷史劇固然是文學創作，不是史實的復寫，“藝術上的真實非即歷史上的真實”（魯迅）。然而，由于作者的創作動機、文學見解、個人風格等各方面的不同，他們所創作的歷史劇，仍有所不同。有的歷史本身的東西多一些，有的以歷史真實做基礎卻更多個人的創造。兩種類型各有千秋。郭沫若的歷史劇和這時期其他創作者的歷史劇，大多屬于后一種。郭沫若創作歷史劇的動機，正是出于現實政治斗爭的需要。他說：“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噓些生命進去。”（郭沫若：《歷史·史劇·現實》）郭沫若正是持著這樣的歷史觀點，從反對投降、反對獨裁的現實政治斗爭需要出發，以戰國時代聯合抗秦的故事作題材，創作了《屈原》以及《棠棣之花》《虎符》《高漸離》等劇作。劇中的歷史人物，往往已經不完全同他們的“原型”一樣了。
劇中的屈原，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兼詩人的典型。他心中時時系念的是祖國和人民的命運前途，力主聯齊抗秦的外交路線，因為他早看透了秦國的野心，認為唯有聯合抗秦才能保國安民。一向光明磊落的屈原，根本沒有料到南后之流竟然采取那么卑鄙無恥的手段陷害他，橫加以“淫亂宮廷”之類的罪名。屈原把祖國的安危和人民的禍福，看得遠遠重于自身的利害得失。他沖破一切思想束縛去進行英勇的斗爭。昏庸專橫的楚懷王不聽屈原的一再忠告，破壞了反侵略統一戰線，轉而依附秦國。面對正在沉入黑暗的祖國，失去自由的詩人的滿腔憂憤，以《雷電頌》的形式無比猛烈地迸發出來。《雷電頌》，是屈原斗爭精神最突出的體現。而愛國愛民的深切感情，是詩人斗爭精神的源泉。
《屈原》劇中，還刻畫了兩個性格迥然相異的女性形象──嬋娟和南后。確如作者自己所說的：“嬋娟的存在似乎可以認為是屈原辭賦的象征，她是道義美的形象化。”她由衷地敬愛屈原，崇敬屈原的道德文章。當風云變幻、濁浪排天的時候，她那平日蘊蓄在心中的崇高信仰、優秀品德，真正突現出來。從她對變節投敵的宋玉的有力斥責，從她面對南后淫威所表現的堅定從容，特別是從她生命垂危時那番動人肺腑的傾訴，使我們看到了一個“竟與橘樹同風”的高尚靈魂，一個廣大人民道義精神的化身。這個形象對塑造屈原這個典型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與嬋娟相反，南后僅僅為了個人固寵求榮，竟然不惜取媚侵略勢力，與秦國暗相勾結，陷害屈原這樣的忠良，禍國殃民，而且所采用的手段又是那么的卑鄙無恥。當她的陰謀得逞以后，她更加猖狂、恣肆，徹底暴露了她冷酷殘忍的本性。南后這個形象的刻畫，對屈原的典型塑造起到了反襯的作用。使屈原光明磊落、大公無私的品德，益加鮮明突出。
劇中的宋玉，是作為一個“沒有骨氣的無恥文人”來塑造的。他虛偽自私、全無操持、趨炎附勢、賣身求榮的性格，從另一個角度反襯了屈原，并同嬋娟形成鮮明對比。宋玉這個形象，對當時依附國民黨反動派的幫閑文人，無疑是有力的鞭撻。
人物塑造的成功，使劇本的深刻主題得到充分表現。觀眾和讀者從這出歷史劇中會自然聯想到現實生活中蔣介石反動集團的反共投降罪行，蒙受“千古奇冤”的新四軍所遭的殘殺，……從而加深了他們對祖國前途的憂慮，燃起他們心中的怒火，鼓舞他們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
《屈原》一劇中，穿插了相當數量的抒情詩和民歌。它們是劇本的有機組成部分，對劇情發展，人物刻畫，主題表達，都起著重要作用。這是劇本藝術上的一個特點。譬如，全劇以屈原朗誦《橘頌》開始，結合屈原對于《橘頌》內容的闡發，展露了屈原的人生抱負。因此，屈原時時以橘樹的“內容潔白”“植根深固”“秉性堅貞”自勵并勸勉青年，要他們“志趣堅定”，“心胸開闊”，氣度“從容”“至誠”，特別是要“不撓不屈，為真理斗到盡頭!”這與第二幕南后等策劃陰謀時所表現的自私偏狹、卑鄙陰險形成了強烈對比，為隨之而來的劇烈沖突做好了準備。嬋娟死后，《橘頌》再次出現，首尾呼應。它像是始終回響在一部交響樂中的主旋律，反復出現，以強調劇本的主題──“不撓不屈，為真理斗到盡頭!”再譬如《雷電頌》，則被安排在全劇高潮的波峰浪巔，由主人公屈原獨白。這不僅是刻畫屈原典型性格的最重要的一筆，而且使劇本主題異常鮮明地突現出來。其他如屈原吟詠的《九章》《惜誦》譯句，有助于表現詩人蒙受奇恥大辱之初的心情。正因為有這些精彩豐富的詩歌，自然而和諧地穿插在劇本中，才使劇本充溢著濃郁的詩意，具有更加感人的力量。關于《屈原》的創作意圖，郭沫若曾經講過，是要“把這時代的憤怒復活在屈原時代里去”，是要“借了屈原的時代來象征我們當前的時代”，演出的實踐表明，作者的這個目的達到了。1942年春天，《屈原》開始在重慶上演，其反響之強烈，是以往歷史劇演出時所未曾出現過的，盡管《屈原》后來被國民黨反動當局禁演，但是《雷電頌》的聲音仍然回響在整個山城，常常可以聽到群眾發出“爆炸了吧……”的怒吼聲；“在當時起了顯著的政治作用”。
《屈原》不但是這一時期革命歷史劇最輝煌的代表作，而且在整個現代文學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瑰寶。
郭沫若這時期的歷史劇，已形成獨特的革命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同作者早期的歷史劇相比，它們不僅仍保持著鮮明的個性、濃厚的詩意、熾烈的熱情等一貫的特色，而且具有了更厚實的現實基礎，更充足的信心和更堅定的理想，可以鮮明地顯示出郭沫若歷史劇革命浪漫主義風格的這種發展和成熟。
（節選自《中國現代文學史》第十三章第四節：《屈原》及其他歷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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