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名將戚繼光不僅有一腔愛國熱情和戰場指揮才干,還是一位銳意進取、對軍事制度進行改革的創新者,其行為成為當朝后期衰敗陰暗局面中的一個亮點。
1555年,戚繼光調赴浙江就任都指揮使之際,中國東部沿海正不斷受到倭寇侵犯。一股40多人的倭寇登陸后竟深入腹地行程千里,從浙東竄入安徽、江蘇,一路掠殺,還圍繞南京城兜一大圈。當時在南京駐有軍隊12萬人,卻多不敢出戰。最后這股倭寇雖然被殲,但軍民傷亡竟達3000多人!
當時中國人口、財力和軍隊數量都超過日本多倍,倭寇還非正規軍,然而明軍幾十年間在沿海卻陷于被動挨打的局面。仔細分析這一反常現象,可以看出當時中日雙方在軍事組織和戰術上的差距。倭寇雖缺乏統一指揮,只以小股力量殺人越貨,卻體現出日本下層社會結構的嚴密,其大小頭目對下屬能施以嚴格管制和指揮,還采取了飄忽不定的狡詐戰法并配備了仿西洋火槍而制成的鳥銃,因而屢屢以少勝多。明朝軍隊量多而質差,重要原因是因其實行“衛所”世兵制,每個“軍戶”出丁一人,代代不變。此制度建立后,士兵逃亡和換籍眾多,至明中葉以后衛所出現大量空額,所剩殘卒也多為軍官役用,訓練廢弛。偌大的明王朝,紙面上兵力多達280萬人,能作戰的卻十分有限。
戚繼光奉命抗倭后,立即改革軍制,不用衛所制的世兵,招募流亡農民和礦工,精選3000人組建新部隊。這些士兵多受過倭禍之害,戚繼光就此以“保國衛民”訓導官兵,同時嚴肅軍紀,實行“連坐法”,規定全隊退卻則隊長斬首等法規,使所部戰斗意志高昂。他還擯棄舊式“看武藝”的訓練法,采取了鴛鴦陣等新戰術,并建立了隊、哨、營等新編制,組織調度比較靈活。戚繼光還注重研究葡萄牙和日本的新式火器,仿制出鳥銃和“佛朗機”炮,從而使明軍進入了冷熱兵器混用的階段。
軍制改革后,這支軍隊出現在浙東沿海戰場,抗倭形勢很快改觀。戚繼光不把數量有限的部隊分兵把口,而形成一個拳頭主動出擊,在臺州九戰九捷。大感驚恐的日本海盜轉而竄擾福建、廣東沿海后,戚家軍也隨之南調。戚繼光根據倭寇在海邊游動需要一些據點和島嶼作為巢穴的特點,也以主動攻擊為主,其中夜襲橫嶼島一仗殲敵2000人。戚家軍經過在浙江、福建、廣東三省轉戰10年,日本海盜因懼殲而不敢再犯。
后人追念戚繼光這位民族英雄的業績時,也會引出一些遺憾。從當時中日雙方的戰略態勢看,最有效地平定倭患應是建立一支實力勝于日本海盜的艦隊,以明初鄭和下西洋的建船水平也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與戚繼光共同作戰的名將俞大猷便主張:“大治戰艦,賊來則擊,賊去則追,又來又擊,又去又追”。防敵、殲敵于海上,確是戰勝海上強敵的根本途徑。然而明朝當權者承襲了農耕民族的保守觀念,缺乏海洋觀念,對付海上來敵主要靠的是陸戰。試想,若是戚繼光、俞大猷能指揮艦隊馳騁東海,那將何其壯哉!后來的中國歷史也必將改寫。可惜這僅是一種美麗的假設,而歷史是不能假設的。
1555年,戚繼光調赴浙江就任都指揮使之際,中國東部沿海正不斷受到倭寇侵犯。一股40多人的倭寇登陸后竟深入腹地行程千里,從浙東竄入安徽、江蘇,一路掠殺,還圍繞南京城兜一大圈。當時在南京駐有軍隊12萬人,卻多不敢出戰。最后這股倭寇雖然被殲,但軍民傷亡竟達3000多人!
當時中國人口、財力和軍隊數量都超過日本多倍,倭寇還非正規軍,然而明軍幾十年間在沿海卻陷于被動挨打的局面。仔細分析這一反常現象,可以看出當時中日雙方在軍事組織和戰術上的差距。倭寇雖缺乏統一指揮,只以小股力量殺人越貨,卻體現出日本下層社會結構的嚴密,其大小頭目對下屬能施以嚴格管制和指揮,還采取了飄忽不定的狡詐戰法并配備了仿西洋火槍而制成的鳥銃,因而屢屢以少勝多。明朝軍隊量多而質差,重要原因是因其實行“衛所”世兵制,每個“軍戶”出丁一人,代代不變。此制度建立后,士兵逃亡和換籍眾多,至明中葉以后衛所出現大量空額,所剩殘卒也多為軍官役用,訓練廢弛。偌大的明王朝,紙面上兵力多達280萬人,能作戰的卻十分有限。
戚繼光奉命抗倭后,立即改革軍制,不用衛所制的世兵,招募流亡農民和礦工,精選3000人組建新部隊。這些士兵多受過倭禍之害,戚繼光就此以“保國衛民”訓導官兵,同時嚴肅軍紀,實行“連坐法”,規定全隊退卻則隊長斬首等法規,使所部戰斗意志高昂。他還擯棄舊式“看武藝”的訓練法,采取了鴛鴦陣等新戰術,并建立了隊、哨、營等新編制,組織調度比較靈活。戚繼光還注重研究葡萄牙和日本的新式火器,仿制出鳥銃和“佛朗機”炮,從而使明軍進入了冷熱兵器混用的階段。
軍制改革后,這支軍隊出現在浙東沿海戰場,抗倭形勢很快改觀。戚繼光不把數量有限的部隊分兵把口,而形成一個拳頭主動出擊,在臺州九戰九捷。大感驚恐的日本海盜轉而竄擾福建、廣東沿海后,戚家軍也隨之南調。戚繼光根據倭寇在海邊游動需要一些據點和島嶼作為巢穴的特點,也以主動攻擊為主,其中夜襲橫嶼島一仗殲敵2000人。戚家軍經過在浙江、福建、廣東三省轉戰10年,日本海盜因懼殲而不敢再犯。
后人追念戚繼光這位民族英雄的業績時,也會引出一些遺憾。從當時中日雙方的戰略態勢看,最有效地平定倭患應是建立一支實力勝于日本海盜的艦隊,以明初鄭和下西洋的建船水平也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與戚繼光共同作戰的名將俞大猷便主張:“大治戰艦,賊來則擊,賊去則追,又來又擊,又去又追”。防敵、殲敵于海上,確是戰勝海上強敵的根本途徑。然而明朝當權者承襲了農耕民族的保守觀念,缺乏海洋觀念,對付海上來敵主要靠的是陸戰。試想,若是戚繼光、俞大猷能指揮艦隊馳騁東海,那將何其壯哉!后來的中國歷史也必將改寫。可惜這僅是一種美麗的假設,而歷史是不能假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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