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光庭，字連城，生于唐上元三年(678年)，卒于唐開元二十一年(733年)，絳州聞喜人，裴行儉之子，開元晚期宰相。
裴光庭幼年喪父，其母庫狄氏被武則天召進皇宮為御正(女官名)，極受寵信。因此裴光庭被累次提拔，官至太常丞。后來因為是武三思女婿，曾一度受牽累貶官郢州司馬，開元初年，升任兵部郎中。
裴光庭為人沉默寡言，不善交游，初被提拔時，一般人往往認為他不能夠勝任。但是，他很快地就由于勤于職守，成績顯著，受到大家的推崇。
開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準備去泰山舉行封禪大典。中書令張說認為天子東巡，京師空虛，擔心西北境外各族趁機入侵，要求加強邊防軍備，于是召來裴光庭商議布置。裴光庭認為，這樣做名與封禪實相悖，大為不妥。張說聽罷，十分贊同，于是向唐玄宗奏明，采納了裴光庭的意見。泰山封禪歸來，裴光庭被提升為兵部侍郎。
開元十七年(729年)，裴光庭升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久，又兼任御史大夫。開元十八年(730年)，裴光庭又升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依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個時期，他曾撰寫了《瑤山往則》和《維城前軌》各一卷獻給唐玄宗。內容雖不詳，但從史載“上手制褒美，賜絹五百匹”，并且“令皇太子已下于光順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 來看，不外按照封建倫理標準總結歷史經驗以供統治者借鑒。同時，他還曾引薦李融、張琪、司馬利賓等人入值弘文館，組織這些人編寫《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迄隋朝。并且奏請唐玄宗撰經，“光庭等依左氏之體為之作傳”，也得到唐玄宗的贊同和褒獎。不過此書寫了好久，后來終于未能完成。
對唐朝政治影響較大的是他以吏部尚書身份奏請“用循資格”的辦法來銓選官員，即“無問能否，選滿即注，限年躡級，毋得逾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所謂“選滿”，是在其父裴行儉的“長名姓歷榜”基礎之上，又規定了各類人員經選的限數，“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達到了所定選次尚未任官者，即是“選滿”。這種論資排輩的銓選之法一經出籠，“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圣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嘆”。史載，裴光庭這種主張，是針對先前“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碌者”。 還有一條記載：“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為光庭腹心，專知吏部選官，角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循資格”辦法雖說在兩年之后因裴光庭去世而被人奏請廢止，但由此可知，裴光庭的為官之道，距乃父披肝膽，歷艱險，建功立業的風范已經相去較遠;雖說忠懇勤勉，卻又循規蹈矩，四平八穩，一個典型的封建官僚形象已經鑄成。
不過，裴光庭處在開元時期唐玄宗尚能有所作為的條件下，所以不斷升遷，其政治見識也確有過人之處。如前述東巡封禪之議為一例，這里尚有一例：開元十九年(731年)，唐朝應金城公主的請求，書寫了《毛詩》、《禮記》、《左傳》、《文遣》各一部，準備贈送吐蕃。和書正字于休烈卻上表反對。他認為這些經典都是“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即便萬不得已，《左傳》也堅決要留下來，周為其中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謀”，如果流傳出去將是“國之患也”。對于這種愚頑的文化封鎖主張，唐玄宗一時也無法定奪，只好詔命中書門下裁議。裴光庭主持了這次會議。對于休烈的主張，裴光庭嚴辭批駁說：“休烈雖見情偽變詐于是乎生，而不知忠信節義于是乎在”，正因為“西戎不識禮經”，所以才“心昧德義，頻負明約，孤背國恩”。他因此堅決主張，吐蕃“所請詩書”，應該“隨時給予”，只有這樣，才能使其“漸陶聲教，混一車書，文軌大同”。由于裴光庭之議，唐朝終于決定向吐蕃輸出詩書典籍，促進了漢、藏兩個兄弟民族間的文化交流。這個事實，不僅證明裴光庭的政治眼光高于他的同儕一籌，甚至可以看作是這位開元宰相對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一點貢獻。
裴光庭卒年58歲。唐玄宗曾為他“優制贈太師”，并且“輟朝三日” 以志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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