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度出生于一個封建官僚家庭，25歲時考中進士，后又“應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對策高等，授河陰縣尉”，從此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裴度居官勤于職守，尤其在“慨然發奮，志平僭逆”的憲宗繼位以后，任事多稱憲宗旨意，所以不斷加官進職，由監察御史，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做了執政宰相。20余年間，裴度在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歷任顯職。由于他“執生不回，忠于事業，時政或有所闕，靡不極言之”，因而屢遭皇帝的冷落和權臣的嫉恨、排擠。他雖三次為相，卻五次被排擠出朝廷，到太原、興元、襄陽和東都洛陽去做節度使或留守等地方官。盡管如此，裴度的“威望德業”，一直為世所重，時人論將相，皆“推度為首”。就連“四夷君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舍”。可見當時他威望之高和影響之大。唐朝以后的許多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如劉（日句）、司馬光、歐陽修、李贄等人，都稱贊裴度“以身系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余年”。
裴度生活在安史之亂以后的七十余年中，當時，唐朝的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日趨復雜、激化。加之朝官結為朋黨，各自內結宦官，外連藩鎮，互相排斥，互相傾軋，使唐后期的政治更加混亂、黑暗。裴度為了維護唐朝的統一，堅持打擊藩鎮割據勢力；為了整肅朝綱，堅持與跋扈的宦官、蠹國敗政的奸臣作斗爭。這是符合人民群眾愿望，順應歷史發展要求的。
憲宗是唐后期力主打擊藩鎮的皇帝，先后輔佐他的宰相杜黃裳、李吉甫、武元衡和裴度，都是力主打擊藩鎮的著名政治家，而裴度則是他們之中功績卓著的代表人物。
裴度早在任宰相之前，就為削藩做出過貢獻。元和七年（812年）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魏博將土擁立步射都知兵馬使田興（田興歸順后，朝廷賜各弘正）為留后。為了穩定魏博軍民的情緒，十一月，裴度受命去魏州宣諭。裴度在魏州，對田興極陳“君臣之義”，使田興“奉上益謹”。同時，奉命“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宣布魏博“六州百姓給復一年”。他又遍至魏博所轄州縣，“赦見囚，存問高年、煢獨、廢疾不能自存者”。以致魏博的軍士和各階層人民都非常感悅。一直到長慶元年（821年），田興遇害身死，始終忠于朝廷，并在唐朝進行的平叛戰爭中，屢立奇功。魏博六州，自田興歸順朝廷至長慶二年，也一直是唐朝中央的直接統治區。這一成就的取得，裴度魏州之行對田興和魏博軍民的處置，無疑是重要因素之一。
裴度輔佐憲宗平定淮西叛亂，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一項業績。元和九年（814年）八月，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自領軍務，并“發兵四出，屠午陽，焚葉，掠魯山、襄陽”，“及于東畿”，“關東震駭”。在如何對待反叛的吳元濟問題上，當時大多數朝臣是主和派，主張赦免吳元濟之罪，并加委他做準西節度使。而裴度等主戰派則認為，淮西是“不得不除”的“心腹之患”。且準西“軍中上下攜離”，又處于“殘弊困劇之余，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待”。由于憲宗支持主戰派的意見，十月，開始了討伐淮西的行動。
恒州的王承宗、鄆州的李師道等割據勢力，為了援助淮面，派亡命之徒刺殺主戰派大臣，于是武元衡、裴度就成為王承宗、李師道等暗殺的主要對象。六月三日拂曉，武元衡、裴度早朝途中，分別遇刺，武元衡遇刺身亡，裴度身負重傷。
藩鎮割據勢力向主戰派宰執大臣下毒手，朝廷內主和派的大臣們，以“人情恐懼”為借口，紛紛要求憲宗罷淮西之兵，甚至要求憲宗“罷（裴）度官，以安恒、鄆之心”。裴度面對王承宗、李師道等的暗殺威脅，和主和派“罷兵”的壓力，向憲宗極陳：“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憲宗支持裴度的意見，沒有動搖，并立即提拔裴度為宰相，“悉以用兵事付度”。裴度執政后，以“平賊為己任”。人們也認為，裴度主政，“必能殄寇。自是誅賤之計，日聞獻替，軍用益急”。這對藩鎮割據勢力，和朝內的主和派都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元和十二年七月，討伐淮西的戰爭進入第四個年頭。前方戰爭屢屢失利，兵餉運輸又發生了嚴重困難。朝中主和派官員，乘機“競言師老財竭”，勸憲宗從速“罷兵”。唯有裴度一人堅持把討伐戰爭打到底。他認為吳元濟“勢實窘迫”，必敗無疑；討伐軍屢次失利，不是敵人強大，而是因為“諸將心不一”，不能齊心協力。為加強前線的領導，裴度自請去前方“督戰”。他表示：“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遂任命他以宰相銜，兼彰義軍節度使、淮西宣諭處置使，做了討伐淮西的前線總指揮。八月下旬，裴度親赴前線，駐郾城。他取消中使監軍，使“兵柄專制于將”，調動了將士們的積極性，“軍法嚴肅，號令劃一，以是出戰皆捷”，扭轉了戰局。十月初，裴度贊同唐鄧節度使李朔的作戰計劃。于是，李朔乘一個大風雪之夜，急行軍120里，襲破蔡州城，活捉罪魁吳元濟，取得了討伐淮西的勝利。裴度到蔡州，宣布廢除吳元濟時“禁人偶語于途，夜不燃燭，有以酒食饋遺者”處以死罪等酷法。對叛亂者，裴度堅持只殺魁首，脅從不問的政策，召降了數萬蔡州士兵，因其中十之九“不樂為兵，愿歸為農”，裴度“悉縱之”。這些措施，有利于蔡州地區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社會生產的恢復發展。
討伐誰西的勝利，大大震懾了河北、山東的割據者。有自動歸附的，如元和十三年正月，橫海節度使程權，“內不自安，遣使上表，請舉族人朝”。幽州節度使劉總也以“盧龍八州歸于有司”。有內心恐懼，猶豫觀望的，如恒州的王承宗。裴度遂派遣布衣柏耆往恒州游說，王承宗被迫“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對反復無常的鄆州李師道，裴度力勸憲宗出兵討伐。從元和十三年七月，至十四年二月，用兵七個月，終于誅殺李師道，收復淄青十二州。“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于復振”，史稱憲宗“中興”。裴度不愧為“中興”的功臣。
宦官專權，是唐后期政治腐敗的重要內容。由于宦官跋扈太甚，唐后期的一些皇帝、朝宦，曾謀圖鏟除這一毒瘤。裴度不曾參與和組織集團勢力，也未曾制定和采取過周密打擊宦官的計劃和措施。但因為他秉公執政，不避權貴，因而常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反對和打擊宦官勢力。如元和九年（814年）十月，五坊小使至下圭縣，縣令裴寰“嫉其兇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誣告裴寰。憲宗偏袒宦官，要以大不敬罪重處裴寰。宰相武元衡諫，憲宗不聽。當時擔任御史中丞的裴度，極論“憂措陛下百姓”的縣今，豈能加罪。在裴度的堅持下，裴寰才得無罪獲釋。元和十三年九月，“五坊使楊朝汶妄捕系人，迫以拷捶，責其息錢，遂轉相誣引，所系近千人”。裴度等追劾此事。當時，朝廷正用兵山東，討伐李師道。憲宗想袒護楊朝汶，竟對裴度說：“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裴度曰：“兵事不理，止亂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認為“用兵小事也，五坊退給平人大事也”。在裴度的堅持下，憲條不得不賜楊朝汶死，并釋放所有被拘系的人。長慶元年（821年）十月，裴度屢上表抨擊、揭露知樞密魏弘簡、翰林學士元稹阻撓、破壞討伐幽州軍事的罪行，魏弘簡左遷弓箭庫使，元稹為工部侍郎。長慶二年初，裴度要求穆宗嚴懲恃寵驕恣，欺凌主將的昭義監軍劉承偕，穆宗不得不公布劉承偕罪惡，并宣布要將其流放遠州。正因為裴度敢于打擊驕橫的宦官，所以他每次被提拔重用與宦官無涉，而每次受排擠、打擊，都直接、間接與宦官有關。
裴度生活在安史之亂以后的七十余年中，當時，唐朝的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日趨復雜、激化。加之朝官結為朋黨，各自內結宦官，外連藩鎮，互相排斥，互相傾軋，使唐后期的政治更加混亂、黑暗。裴度為了維護唐朝的統一，堅持打擊藩鎮割據勢力；為了整肅朝綱，堅持與跋扈的宦官、蠹國敗政的奸臣作斗爭。這是符合人民群眾愿望，順應歷史發展要求的。
憲宗是唐后期力主打擊藩鎮的皇帝，先后輔佐他的宰相杜黃裳、李吉甫、武元衡和裴度，都是力主打擊藩鎮的著名政治家，而裴度則是他們之中功績卓著的代表人物。
裴度早在任宰相之前，就為削藩做出過貢獻。元和七年（812年）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魏博將土擁立步射都知兵馬使田興（田興歸順后，朝廷賜各弘正）為留后。為了穩定魏博軍民的情緒，十一月，裴度受命去魏州宣諭。裴度在魏州，對田興極陳“君臣之義”，使田興“奉上益謹”。同時，奉命“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宣布魏博“六州百姓給復一年”。他又遍至魏博所轄州縣，“赦見囚，存問高年、煢獨、廢疾不能自存者”。以致魏博的軍士和各階層人民都非常感悅。一直到長慶元年（821年），田興遇害身死，始終忠于朝廷，并在唐朝進行的平叛戰爭中，屢立奇功。魏博六州，自田興歸順朝廷至長慶二年，也一直是唐朝中央的直接統治區。這一成就的取得，裴度魏州之行對田興和魏博軍民的處置，無疑是重要因素之一。
裴度輔佐憲宗平定淮西叛亂，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一項業績。元和九年（814年）八月，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自領軍務，并“發兵四出，屠午陽，焚葉，掠魯山、襄陽”，“及于東畿”，“關東震駭”。在如何對待反叛的吳元濟問題上，當時大多數朝臣是主和派，主張赦免吳元濟之罪，并加委他做準西節度使。而裴度等主戰派則認為，淮西是“不得不除”的“心腹之患”。且準西“軍中上下攜離”，又處于“殘弊困劇之余，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待”。由于憲宗支持主戰派的意見，十月，開始了討伐淮西的行動。
恒州的王承宗、鄆州的李師道等割據勢力，為了援助淮面，派亡命之徒刺殺主戰派大臣，于是武元衡、裴度就成為王承宗、李師道等暗殺的主要對象。六月三日拂曉，武元衡、裴度早朝途中，分別遇刺，武元衡遇刺身亡，裴度身負重傷。
藩鎮割據勢力向主戰派宰執大臣下毒手，朝廷內主和派的大臣們，以“人情恐懼”為借口，紛紛要求憲宗罷淮西之兵，甚至要求憲宗“罷（裴）度官，以安恒、鄆之心”。裴度面對王承宗、李師道等的暗殺威脅，和主和派“罷兵”的壓力，向憲宗極陳：“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憲宗支持裴度的意見，沒有動搖，并立即提拔裴度為宰相，“悉以用兵事付度”。裴度執政后，以“平賊為己任”。人們也認為，裴度主政，“必能殄寇。自是誅賤之計，日聞獻替，軍用益急”。這對藩鎮割據勢力，和朝內的主和派都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元和十二年七月，討伐淮西的戰爭進入第四個年頭。前方戰爭屢屢失利，兵餉運輸又發生了嚴重困難。朝中主和派官員，乘機“競言師老財竭”，勸憲宗從速“罷兵”。唯有裴度一人堅持把討伐戰爭打到底。他認為吳元濟“勢實窘迫”，必敗無疑；討伐軍屢次失利，不是敵人強大，而是因為“諸將心不一”，不能齊心協力。為加強前線的領導，裴度自請去前方“督戰”。他表示：“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遂任命他以宰相銜，兼彰義軍節度使、淮西宣諭處置使，做了討伐淮西的前線總指揮。八月下旬，裴度親赴前線，駐郾城。他取消中使監軍，使“兵柄專制于將”，調動了將士們的積極性，“軍法嚴肅，號令劃一，以是出戰皆捷”，扭轉了戰局。十月初，裴度贊同唐鄧節度使李朔的作戰計劃。于是，李朔乘一個大風雪之夜，急行軍120里，襲破蔡州城，活捉罪魁吳元濟，取得了討伐淮西的勝利。裴度到蔡州，宣布廢除吳元濟時“禁人偶語于途，夜不燃燭，有以酒食饋遺者”處以死罪等酷法。對叛亂者，裴度堅持只殺魁首，脅從不問的政策，召降了數萬蔡州士兵，因其中十之九“不樂為兵，愿歸為農”，裴度“悉縱之”。這些措施，有利于蔡州地區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社會生產的恢復發展。
討伐誰西的勝利，大大震懾了河北、山東的割據者。有自動歸附的，如元和十三年正月，橫海節度使程權，“內不自安，遣使上表，請舉族人朝”。幽州節度使劉總也以“盧龍八州歸于有司”。有內心恐懼，猶豫觀望的，如恒州的王承宗。裴度遂派遣布衣柏耆往恒州游說，王承宗被迫“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對反復無常的鄆州李師道，裴度力勸憲宗出兵討伐。從元和十三年七月，至十四年二月，用兵七個月，終于誅殺李師道，收復淄青十二州。“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于復振”，史稱憲宗“中興”。裴度不愧為“中興”的功臣。
宦官專權，是唐后期政治腐敗的重要內容。由于宦官跋扈太甚，唐后期的一些皇帝、朝宦，曾謀圖鏟除這一毒瘤。裴度不曾參與和組織集團勢力，也未曾制定和采取過周密打擊宦官的計劃和措施。但因為他秉公執政，不避權貴，因而常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反對和打擊宦官勢力。如元和九年（814年）十月，五坊小使至下圭縣，縣令裴寰“嫉其兇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誣告裴寰。憲宗偏袒宦官，要以大不敬罪重處裴寰。宰相武元衡諫，憲宗不聽。當時擔任御史中丞的裴度，極論“憂措陛下百姓”的縣今，豈能加罪。在裴度的堅持下，裴寰才得無罪獲釋。元和十三年九月，“五坊使楊朝汶妄捕系人，迫以拷捶，責其息錢，遂轉相誣引，所系近千人”。裴度等追劾此事。當時，朝廷正用兵山東，討伐李師道。憲宗想袒護楊朝汶，竟對裴度說：“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裴度曰：“兵事不理，止亂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認為“用兵小事也，五坊退給平人大事也”。在裴度的堅持下，憲條不得不賜楊朝汶死，并釋放所有被拘系的人。長慶元年（821年）十月，裴度屢上表抨擊、揭露知樞密魏弘簡、翰林學士元稹阻撓、破壞討伐幽州軍事的罪行，魏弘簡左遷弓箭庫使，元稹為工部侍郎。長慶二年初，裴度要求穆宗嚴懲恃寵驕恣，欺凌主將的昭義監軍劉承偕，穆宗不得不公布劉承偕罪惡，并宣布要將其流放遠州。正因為裴度敢于打擊驕橫的宦官，所以他每次被提拔重用與宦官無涉，而每次受排擠、打擊，都直接、間接與宦官有關。
| 上一篇： 裴璀 | 下一篇： 裴交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