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是杰出的應用文章家。他一生著述頗豐，《歐陽修全集》(中國書店1986年版。本文所引歐文皆出此集)有文章2651篇，應用文2619篇，可見他的文章寫作主要是應用文寫作；還撰有《新五代史》74卷，《新唐書》75卷。他不僅應用文寫作頗有建樹，而且對應用文理論貢獻也很大。
創(chuàng)立應用文概念。目前論者都認為應用文一詞最早見于南宋張侃的《跋陳后山再任校官謝啟》：“駢四儷六，特應用文耳。”(拙軒集·卷五)張只涉及應用文取“四六”的語言形式，嚴格說來還不能說明確了應用文概念。北宋的歐陽修在《辭副樞密與兩府書》中云，嘉祐五年十一月奉制命授樞密副使，“學為應用之文”。這里的應用文是指公文文體。他在同一年的《免進五代史狀》中自述為得功各事無用之時文，得功名后，“不忍忘其素習，時有妄作，皆應用文字”。“文字”即文章。這里的應用文指實用文章。可見，歐陽修是從文體形式、實用性質(zhì)兩方面來明確應用文概念的，他已把應用文當作獨立的文章體裁。
構筑了應用文理論的大體框架。如上所述，他認為應用文的性質(zhì)是實用的。他贊揚蘇洵的應用文章“實有用之言”(《薦布衣蘇洵狀》)，黃校書策論“中於時病而不為空言”(《與黃校書論文章書》)。歐陽修關于應用文的實用性質(zhì)是很明確的。他認為應用文的特點有三。一是真實。歐陽修認為寫史要“立傳紀實”(《進新修唐書表》)。所謂“紀實”，就是應像《春秋》一樣褒貶善惡，“傳其實而使后世信之”(《魏梁解》)，“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春秋論中》)，“書事能不沒其實”(《唐于魯神道碑》)。他還認為詔令“必須合於物議，下悅民情”(《論慎出詔令札子》)，用當今的語言來表述，就是要與實際相符。歐陽修主張應用文真實，一是為了應用，二是為了傳於后世。二是簡潔質(zhì)樸。“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zhì)”(《正史類》)，贊揚孔宙碑文簡質(zhì)(《后漢泰山都尉孔君碑》)，朝廷詔書應“復古樸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論李淑奸邪札子》)，銘應“言簡而著”(《內(nèi)殿崇班薛君基表》)，“師魯之《志》，用意特深而語簡”(《論<尹師魯墓志>》)，“文書甚簡”(《乞洪州第七狀》)，簡潔質(zhì)樸是歐陽修文章批評的標準之一。三是得體。他贊揚劉敞追封皇子公主九人的公文典雅，“各得其體”(《集賢院學士劉公墓志銘》)，“體”指內(nèi)容而言，歐陽修謂之“大體”。“公於制誥，尤得其體”(《謝公絳墓志銘》)，他贊揚謝希深的制誥尤得西漢制誥之體，“體”指文體。“考其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zhì)，丁寧委曲，為體不同”(《崇文總目敘釋·正史類》)，“體”指語體。歐陽修主張應用文應合大體、文體、語體，其理論已相當精深。
歐陽修對公文的貢獻很大。他寫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論也很系統(tǒng)。公文內(nèi)容“必須合於物議，下悅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讀”，采用“四六”的語言形式(《內(nèi)制集序》)，開蘇軾改革駢文之先河。他自責其公文有“無以發(fā)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牽常格”的毛病，主張內(nèi)容要完整出新，有條有理；形式既要規(guī)范，又要創(chuàng)新。他按公文的行文方向，把公文分為三類：“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與陳員外書》)他認為符、檄是下行文，狀為上行文，移、牒為平行文；并明確公文不能“施於非公之事”。歐陽修雖未明確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的概念，但為劉熙載按行文方向分類打下了基礎。（摘自《應用寫作》月刊1997年第2期《歐陽修應用文論》）
創(chuàng)立應用文概念。目前論者都認為應用文一詞最早見于南宋張侃的《跋陳后山再任校官謝啟》：“駢四儷六，特應用文耳。”(拙軒集·卷五)張只涉及應用文取“四六”的語言形式，嚴格說來還不能說明確了應用文概念。北宋的歐陽修在《辭副樞密與兩府書》中云，嘉祐五年十一月奉制命授樞密副使，“學為應用之文”。這里的應用文是指公文文體。他在同一年的《免進五代史狀》中自述為得功各事無用之時文，得功名后，“不忍忘其素習，時有妄作，皆應用文字”。“文字”即文章。這里的應用文指實用文章。可見，歐陽修是從文體形式、實用性質(zhì)兩方面來明確應用文概念的，他已把應用文當作獨立的文章體裁。
構筑了應用文理論的大體框架。如上所述，他認為應用文的性質(zhì)是實用的。他贊揚蘇洵的應用文章“實有用之言”(《薦布衣蘇洵狀》)，黃校書策論“中於時病而不為空言”(《與黃校書論文章書》)。歐陽修關于應用文的實用性質(zhì)是很明確的。他認為應用文的特點有三。一是真實。歐陽修認為寫史要“立傳紀實”(《進新修唐書表》)。所謂“紀實”，就是應像《春秋》一樣褒貶善惡，“傳其實而使后世信之”(《魏梁解》)，“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春秋論中》)，“書事能不沒其實”(《唐于魯神道碑》)。他還認為詔令“必須合於物議，下悅民情”(《論慎出詔令札子》)，用當今的語言來表述，就是要與實際相符。歐陽修主張應用文真實，一是為了應用，二是為了傳於后世。二是簡潔質(zhì)樸。“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zhì)”(《正史類》)，贊揚孔宙碑文簡質(zhì)(《后漢泰山都尉孔君碑》)，朝廷詔書應“復古樸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論李淑奸邪札子》)，銘應“言簡而著”(《內(nèi)殿崇班薛君基表》)，“師魯之《志》，用意特深而語簡”(《論<尹師魯墓志>》)，“文書甚簡”(《乞洪州第七狀》)，簡潔質(zhì)樸是歐陽修文章批評的標準之一。三是得體。他贊揚劉敞追封皇子公主九人的公文典雅，“各得其體”(《集賢院學士劉公墓志銘》)，“體”指內(nèi)容而言，歐陽修謂之“大體”。“公於制誥，尤得其體”(《謝公絳墓志銘》)，他贊揚謝希深的制誥尤得西漢制誥之體，“體”指文體。“考其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zhì)，丁寧委曲，為體不同”(《崇文總目敘釋·正史類》)，“體”指語體。歐陽修主張應用文應合大體、文體、語體，其理論已相當精深。
歐陽修對公文的貢獻很大。他寫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論也很系統(tǒng)。公文內(nèi)容“必須合於物議，下悅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讀”，采用“四六”的語言形式(《內(nèi)制集序》)，開蘇軾改革駢文之先河。他自責其公文有“無以發(fā)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牽常格”的毛病，主張內(nèi)容要完整出新，有條有理；形式既要規(guī)范，又要創(chuàng)新。他按公文的行文方向，把公文分為三類：“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與陳員外書》)他認為符、檄是下行文，狀為上行文，移、牒為平行文；并明確公文不能“施於非公之事”。歐陽修雖未明確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的概念，但為劉熙載按行文方向分類打下了基礎。（摘自《應用寫作》月刊1997年第2期《歐陽修應用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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