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致遠著有雜劇十六種，存世的有《江州司馬青衫淚》、《破幽夢孤雁漢宮秋》、《呂洞賓三醉岳陽樓》、《半夜雷轟薦福碑》、《馬丹陽三度任風子》、《開壇闡教黃梁夢》、《西華山陳摶高臥》七種。馬致遠的散曲作品也負盛名，現存輯本《東籬樂府》一卷，收入小令104首，套數17套。其雜劇內容以神化道士為主，劇本全都涉及全真教的故事，元末明初賈仲明在詩中說：“萬花叢中馬神仙，百世集中說致遠”“姓名香貫滿梨園”。
在馬致遠生活的年代，蒙古統治者開始注意到“遵用漢法”和任用漢族文人，卻又未能普遍實行，這給漢族文人帶來一絲幻想和更多的失望。馬致遠早年曾有仕途上的抱負，他的一套失題的殘曲中自稱“寫詩曾獻上龍樓”，卻長期毫無結果。后來擔任地方小官吏，也是完全不能滿意的，在職的時間大概也并不長。在這樣的蹉跎經歷中，他漸漸心灰意懶，一面懷著滿腹牢騷，一面宣稱看破了世俗名利，以隱士高人自居，同時又在道教中求解脫。
《漢宮秋》是馬致遠早期的作品，也是馬致遠雜劇中最著名的一種，敷演王昭君出塞和親故事。歷史上的這一事件，原只是漢元帝將一名宮女嫁給內附的南匈奴單于作為籠絡手段，在《漢書》中的記載也很簡單。而《后漢書·南匈奴傳》加上了昭君自請出塞和辭別時元帝驚其美貌、欲留而不能的情節，使之帶上一種故事色彩。后世筆記小說、文人詩篇及民間講唱文學屢屢提及此事，對歷史事實多有增益改造。
馬致遠的《漢宮秋》在傳說的基礎上再加虛構，把漢和匈奴的關系寫成衰弱的漢王朝為強大的匈奴所壓迫；把昭君出塞的原因，寫成毛延壽求賄不遂，在畫像時丑化昭君，事敗后逃往匈奴，引兵來攻，強索昭君；把元帝寫成一個軟弱無能、為群臣所挾制而又多愁善感、深愛王昭君的皇帝；把昭君的結局，寫成在漢與匈奴交界處的黑龍江投江自殺。這樣，《漢宮秋》成了一種假借一定的歷史背景而加以大量虛構的宮廷愛情悲劇。
《漢宮秋》也許包含了一定的民族情緒。但是，我們要注意到馬致遠的基本人生態度，要么是在元朝統治下積極求取功名，要么是視一切價值標準為空幻，所以，在這方面過分強調是不適當的。這個劇本同現實生活直接相關的地方，主要是反映出在民族戰爭中個人的不幸。像金在蒙古壓迫下曾以公主和親，宋亡后后妃宮女都被擄去北方，這些當代史實都會給作者以較深的感受。而《漢宮秋》是一出末本戲，主要人物是漢元帝，劇中寫皇帝都不能主宰自己、不能保有自己所愛的女人，那么，個人被命運所主宰、為歷史的巨大變化所顛簸的這一內在情緒，也就表現得更強烈了。事實上，在馬致遠筆下的漢元帝，也更多地表現出普通人的情感和欲望。
<漢宮秋>中的第三折<梅花酒>寫得尤其動人，他利用回環往復的手法,將漢元帝在昭君走后,凄婉的的神情形象地描寫出來,也不愧為散曲高手.
當臣下以“女色敗國”的理由勸漢元帝舍棄昭君時，他忿忿地說：“雖然似昭君般成敗都皆有，誰似這做天子的官差不自由！”灞橋送別時，他感慨道：“早是俺夫妻悒快，小家兒出外也搖裝。”
對夫妻恩愛的平民生活流露出羨慕之情。尤其第四折“孤雁驚夢”一大段凄婉哀怨的唱詞，表現出漢元帝對情人的無限思戀，把劇本的悲劇氣氛渲染得愈加濃郁。這里在塑造戲劇人物的同時，也直接抒發了作者對歷史變遷、人生無常的感受。
《薦福碑》也是馬致遠的早期劇作，寫落魄書生張鎬時運不濟，一再倒霉，甚至薦福寺長老讓他拓印廟中碑文，賣錢作進京趕考的盤纏，半夜里都會有雷電把碑文擊毀。后時來運轉，在范仲淹資助下考取狀元，飛黃騰達。劇中多處表現出對社會現狀的不滿，如：“這壁攔住賢路，那壁又擋住仕途。 如今這越聰明越受聰明苦，越癡呆越享了癡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這個劇本集中反映了作者懷才不遇的牢騷和宿命的人生觀，也反映出當代許多文人在社會地位極端低落的處境下的苦悶。
《青衫淚》是由白居易《琵琶行》敷演而成的愛情劇，虛構白居易與妓女裴興奴的悲歡離合故事，中間插入商人與鴇母的欺騙破壞，造成戲劇糾葛。在士人、商人、妓女構成的三角關系中，妓女終究是愛士人而不愛商人，這也是落魄文人的一種自我陶醉。
馬致遠寫得最多的是“神仙道化”劇。《岳陽樓》、《陳摶高臥》、《任風子》以及《黃粱夢》，都是演述全真教事跡，宣揚全真教教義的。這些道教神仙故事，主要傾向都是宣揚浮生若夢、富貴功名不足憑，要人們一空人我是非，擺脫家庭妻小在內的一切羈絆，在山林隱逸和尋仙訪道中獲得解脫與自由。劇中主張回避現實矛盾，反對人們為爭取自身的現實利益而斗爭，這是一種懦弱的悲觀厭世的態度。但另一方面，劇中也對社會現狀提出了批判，對以功名事業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提出了否定，把人生的“自適”放在更重要的地位，這也包涵著重視個體存在價值的意義，雖然作者未能找到實現個體價值的合理途徑。 在眾多的元雜劇作家中，馬致遠的創作最集中地表現了當代文人的內心矛盾和思想苦悶，并由此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文化特征。與此相關聯，馬致遠的劇作，大抵寫實的能力并不強，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怎么突出，戲劇沖突通常缺乏緊張性，而自我表現的成分卻很多。包括《漢宮秋》這樣的歷史題材的作品在內，劇中人物往往游離戲劇沖突，作大段的抒情，這常常是作者在借劇中人物表現自己的喜怒哀樂。如《岳陽樓》中呂洞賓所唱《賀新郎》一曲： 你看那龍爭虎斗舊江山，我笑那曹操奸雄，我哭呵哀哉霸王好漢。為興亡笑罷還悲嘆，不覺的斜陽又晚。想咱這百年人，則在這捻指中間。空聽得樓前茶客鬧，爭似江上野鷗閑，百年人光景皆虛幻。 這實際是作者在其散曲中寫過多次的一種人生感受。 如上所述，馬致遠大多數雜劇的戲劇效果不是很強的。前人對他的雜劇評價很高，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劇中所抒發的人生情緒容易引起舊時代文人的共鳴，再就是語言藝術的高超。馬致遠雜劇的語言偏于典麗，但又不像《西廂記》、《梧桐雨》那樣華美，而是把比較樸實自然的語句錘煉得精致而富有表現力。如《漢宮秋》中寫“驚雁”的一支《堯民歌》： 呀呀的飛過蓼花汀，孤雁兒不離了鳳凰城。畫檐間鐵馬響丁丁，寶殿中御榻冷清清。寒也波更，蕭蕭落葉聲，燭暗長門靜。
在馬致遠生活的年代，蒙古統治者開始注意到“遵用漢法”和任用漢族文人，卻又未能普遍實行，這給漢族文人帶來一絲幻想和更多的失望。馬致遠早年曾有仕途上的抱負，他的一套失題的殘曲中自稱“寫詩曾獻上龍樓”，卻長期毫無結果。后來擔任地方小官吏，也是完全不能滿意的，在職的時間大概也并不長。在這樣的蹉跎經歷中，他漸漸心灰意懶，一面懷著滿腹牢騷，一面宣稱看破了世俗名利，以隱士高人自居，同時又在道教中求解脫。
《漢宮秋》是馬致遠早期的作品，也是馬致遠雜劇中最著名的一種，敷演王昭君出塞和親故事。歷史上的這一事件，原只是漢元帝將一名宮女嫁給內附的南匈奴單于作為籠絡手段，在《漢書》中的記載也很簡單。而《后漢書·南匈奴傳》加上了昭君自請出塞和辭別時元帝驚其美貌、欲留而不能的情節，使之帶上一種故事色彩。后世筆記小說、文人詩篇及民間講唱文學屢屢提及此事，對歷史事實多有增益改造。
馬致遠的《漢宮秋》在傳說的基礎上再加虛構，把漢和匈奴的關系寫成衰弱的漢王朝為強大的匈奴所壓迫；把昭君出塞的原因，寫成毛延壽求賄不遂，在畫像時丑化昭君，事敗后逃往匈奴，引兵來攻，強索昭君；把元帝寫成一個軟弱無能、為群臣所挾制而又多愁善感、深愛王昭君的皇帝；把昭君的結局，寫成在漢與匈奴交界處的黑龍江投江自殺。這樣，《漢宮秋》成了一種假借一定的歷史背景而加以大量虛構的宮廷愛情悲劇。
《漢宮秋》也許包含了一定的民族情緒。但是，我們要注意到馬致遠的基本人生態度，要么是在元朝統治下積極求取功名，要么是視一切價值標準為空幻，所以，在這方面過分強調是不適當的。這個劇本同現實生活直接相關的地方，主要是反映出在民族戰爭中個人的不幸。像金在蒙古壓迫下曾以公主和親，宋亡后后妃宮女都被擄去北方，這些當代史實都會給作者以較深的感受。而《漢宮秋》是一出末本戲，主要人物是漢元帝，劇中寫皇帝都不能主宰自己、不能保有自己所愛的女人，那么，個人被命運所主宰、為歷史的巨大變化所顛簸的這一內在情緒，也就表現得更強烈了。事實上，在馬致遠筆下的漢元帝，也更多地表現出普通人的情感和欲望。
<漢宮秋>中的第三折<梅花酒>寫得尤其動人，他利用回環往復的手法,將漢元帝在昭君走后,凄婉的的神情形象地描寫出來,也不愧為散曲高手.
當臣下以“女色敗國”的理由勸漢元帝舍棄昭君時，他忿忿地說：“雖然似昭君般成敗都皆有，誰似這做天子的官差不自由！”灞橋送別時，他感慨道：“早是俺夫妻悒快，小家兒出外也搖裝。”
對夫妻恩愛的平民生活流露出羨慕之情。尤其第四折“孤雁驚夢”一大段凄婉哀怨的唱詞，表現出漢元帝對情人的無限思戀，把劇本的悲劇氣氛渲染得愈加濃郁。這里在塑造戲劇人物的同時，也直接抒發了作者對歷史變遷、人生無常的感受。
《薦福碑》也是馬致遠的早期劇作，寫落魄書生張鎬時運不濟，一再倒霉，甚至薦福寺長老讓他拓印廟中碑文，賣錢作進京趕考的盤纏，半夜里都會有雷電把碑文擊毀。后時來運轉，在范仲淹資助下考取狀元，飛黃騰達。劇中多處表現出對社會現狀的不滿，如：“這壁攔住賢路，那壁又擋住仕途。 如今這越聰明越受聰明苦，越癡呆越享了癡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這個劇本集中反映了作者懷才不遇的牢騷和宿命的人生觀，也反映出當代許多文人在社會地位極端低落的處境下的苦悶。
《青衫淚》是由白居易《琵琶行》敷演而成的愛情劇，虛構白居易與妓女裴興奴的悲歡離合故事，中間插入商人與鴇母的欺騙破壞，造成戲劇糾葛。在士人、商人、妓女構成的三角關系中，妓女終究是愛士人而不愛商人，這也是落魄文人的一種自我陶醉。
馬致遠寫得最多的是“神仙道化”劇。《岳陽樓》、《陳摶高臥》、《任風子》以及《黃粱夢》，都是演述全真教事跡，宣揚全真教教義的。這些道教神仙故事，主要傾向都是宣揚浮生若夢、富貴功名不足憑，要人們一空人我是非，擺脫家庭妻小在內的一切羈絆，在山林隱逸和尋仙訪道中獲得解脫與自由。劇中主張回避現實矛盾，反對人們為爭取自身的現實利益而斗爭，這是一種懦弱的悲觀厭世的態度。但另一方面，劇中也對社會現狀提出了批判，對以功名事業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提出了否定，把人生的“自適”放在更重要的地位，這也包涵著重視個體存在價值的意義，雖然作者未能找到實現個體價值的合理途徑。 在眾多的元雜劇作家中，馬致遠的創作最集中地表現了當代文人的內心矛盾和思想苦悶，并由此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文化特征。與此相關聯，馬致遠的劇作，大抵寫實的能力并不強，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怎么突出，戲劇沖突通常缺乏緊張性，而自我表現的成分卻很多。包括《漢宮秋》這樣的歷史題材的作品在內，劇中人物往往游離戲劇沖突，作大段的抒情，這常常是作者在借劇中人物表現自己的喜怒哀樂。如《岳陽樓》中呂洞賓所唱《賀新郎》一曲： 你看那龍爭虎斗舊江山，我笑那曹操奸雄，我哭呵哀哉霸王好漢。為興亡笑罷還悲嘆，不覺的斜陽又晚。想咱這百年人，則在這捻指中間。空聽得樓前茶客鬧，爭似江上野鷗閑，百年人光景皆虛幻。 這實際是作者在其散曲中寫過多次的一種人生感受。 如上所述，馬致遠大多數雜劇的戲劇效果不是很強的。前人對他的雜劇評價很高，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劇中所抒發的人生情緒容易引起舊時代文人的共鳴，再就是語言藝術的高超。馬致遠雜劇的語言偏于典麗，但又不像《西廂記》、《梧桐雨》那樣華美，而是把比較樸實自然的語句錘煉得精致而富有表現力。如《漢宮秋》中寫“驚雁”的一支《堯民歌》： 呀呀的飛過蓼花汀，孤雁兒不離了鳳凰城。畫檐間鐵馬響丁丁，寶殿中御榻冷清清。寒也波更，蕭蕭落葉聲，燭暗長門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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