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轉而厭倦官場，沉溺于旖旎繁華的都市生活，在“倚紅偎翠”、“淺斟低唱”中尋找寄托。作為北宋第一個專力作詞的詞人，柳永是北宋一大詞家，在詞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擴大了詞境，佳作極多，他不僅開拓了詞的題材內容，而且制作了大量的慢詞，發展了鋪敘手法，促進了詞的通俗化、口語化，在詞史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景祐進士，官屯田員外郎。為人放蕩不羈，終身潦倒。死時靠妓女捐錢安葬。其詞多描繪城市風光和歌妓生活，尤長于抒寫羈旅行役之情。詞作流傳極廣，“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許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調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實感人。他還描繪了都市的繁華景象及四時節物風光，另有游仙、詠史、詠物等題材。柳永發展了詞體，留存二百多首詞，所用詞調竟有一百五十個之多，并大部分為前所未見的、以舊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調，又十之七八為長調慢詞，對詞的解放與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柳永還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他的詞講究章法結構，詞風真率明朗，語言自然流暢，有鮮明的個性特色。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間口語寫作大量“俚詞”，下開金元曲。柳詞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樂美。他的詞不僅在當時流播極廣，對后世影響也十分深巨，他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詞家，有《樂章集》。
柳永的父親、叔叔、哥哥三接、三復都是進士，連兒子、侄子都是。柳永本人卻仕途坎坷，景祐元年（1034年），才賜進士出身，是時已是年近半百。詞作極佳，流傳甚廣。其作品僅《樂章集》一卷流傳至今。描寫羈旅窮愁的，如《雨霖鈴》、《八聲甘州》，以嚴肅的態度，唱出不忍的離別，難收的歸思，極富感染力。
少年柳永混跡于煙花巷陌中。51歲時，柳永終于及第，去過福建，留有《煮海歌》，對當時煮鹽為生的民眾給予了深切的同情。短短兩年仕途，他的名姓就載入了《海內名宦錄》中，足可見其在經綸事物上的天賦。可惜由于性格原因，他屢遭排貶，因此進入四處漂泊的“浮生”，養成了一種對蕭索景物，秋傷風景的偏好。柳永常以宋玉自比，對此，不與置評。柳永晚年窮愁潦倒，死時一貧如洗，是他的歌妓姐妹們集資營葬。死后亦無親族祭奠，每年清明節，歌妓都相約赴其墳地祭掃，并相沿成習，稱之“吊柳七”或“吊柳會”。
柳家世代做官。柳永少年時在家鄉勤學苦讀，希望能傳承家業，官至公卿。學成之后，他就到汴京應試，準備大展鴻圖，在政治上一試身手。不料，一到光怪陸離的京城，骨子里浪漫風流的年輕才子柳永，就被青樓歌館里的歌妓吸引，把那政治理想完全拋在了腦后，一天到晚在風月場里瀟灑，與青樓歌妓打得火熱，而且還把他的風流生活寫進詞里：
“近日來，陡把狂心牽系。羅綺叢中，笙歌筵上，有個人人可意。”“知幾度、密約秦樓盡醉。便攜手，眷戀香衾繡被。”（《長壽樂》）當然，他也沒有忘記此行考中進士的目標，只是他“自負風流才調”，自信“藝足才高”，“多才多藝善詞賦”（《擊梧桐》），沒把考試當回事，以為考中進士、做個狀元是唾手可得的事。他曾經向可以的心上人夸口說，即使是皇帝臨軒親試，也“定然魁甲登高第”（《長壽樂》）。不料事與愿違，放榜時名落孫山。他沮喪憤激之余，寫下了傳誦一時的名作《鶴沖天》（黃金榜上），宣稱“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你皇帝老兒不讓我進士及第去做官，我不做官，又奈我何！在詞壇上叱咤風云，難道不是一樣的輝煌？正是“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表面上看，柳永對功名利祿不無鄙視，很有點叛逆精神。其實這只是失望之后的牢騷話，骨子里還是忘不了功名，他在《如魚水》中一方面說“浮名利，擬拚休。是非莫掛心頭。”另一方面卻又自我安慰說“富貴豈由人，時會高志須酬”。因此，他在科場初次失利后不久，就重整旗鼓，再戰科場。
仁宗初年的再試，考試成績本已過關，但由于《鶴沖天》詞傳到禁中，上達宸聽。等到臨軒放榜時，仁宗以《鶴沖天》詞為口實，說柳永政治上不合格，就把他給黜落了，并批示：“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
再度的失敗，柳永真的有些憤怒了，他干脆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從此無所顧忌地縱游妓館酒樓之間，致力于民間新聲和詞的藝術創作。官場上的不幸，反倒成全了才子詞人柳永，使他的藝術天賦在詞的創作領域得到充分的發揮。當時教坊樂工和歌姬每得新腔新調，都請求柳永為之填詞，然后才能傳世，得到聽眾的認同。柳永創作的新聲曲子詞，有很多是跟教坊樂工、歌妓合作的結果。
柳永為教坊樂工和歌妓填詞，供她們在酒肆歌樓里演唱，常常會得到她們的經濟資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連于坊曲，不至于有太多的衣食之虞。南宋羅燁《醉翁談錄》丙集卷二就說“耆卿居京華，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柳永憑借通俗文藝的創作而獲得一定的經濟收入，表明宋代文學的商品化開始萌芽，為后來“職業”地從事通俗文藝創作的書會才人開了先河。
柳永的父親、叔叔、哥哥三接、三復都是進士，連兒子、侄子都是。柳永本人卻仕途坎坷，景祐元年（1034年），才賜進士出身，是時已是年近半百。詞作極佳，流傳甚廣。其作品僅《樂章集》一卷流傳至今。描寫羈旅窮愁的，如《雨霖鈴》、《八聲甘州》，以嚴肅的態度，唱出不忍的離別，難收的歸思，極富感染力。
少年柳永混跡于煙花巷陌中。51歲時，柳永終于及第，去過福建，留有《煮海歌》，對當時煮鹽為生的民眾給予了深切的同情。短短兩年仕途，他的名姓就載入了《海內名宦錄》中，足可見其在經綸事物上的天賦。可惜由于性格原因，他屢遭排貶，因此進入四處漂泊的“浮生”，養成了一種對蕭索景物，秋傷風景的偏好。柳永常以宋玉自比，對此，不與置評。柳永晚年窮愁潦倒，死時一貧如洗，是他的歌妓姐妹們集資營葬。死后亦無親族祭奠，每年清明節，歌妓都相約赴其墳地祭掃，并相沿成習，稱之“吊柳七”或“吊柳會”。
柳家世代做官。柳永少年時在家鄉勤學苦讀，希望能傳承家業，官至公卿。學成之后，他就到汴京應試，準備大展鴻圖，在政治上一試身手。不料，一到光怪陸離的京城，骨子里浪漫風流的年輕才子柳永，就被青樓歌館里的歌妓吸引，把那政治理想完全拋在了腦后，一天到晚在風月場里瀟灑，與青樓歌妓打得火熱，而且還把他的風流生活寫進詞里：
“近日來，陡把狂心牽系。羅綺叢中，笙歌筵上，有個人人可意。”“知幾度、密約秦樓盡醉。便攜手，眷戀香衾繡被。”（《長壽樂》）當然，他也沒有忘記此行考中進士的目標，只是他“自負風流才調”，自信“藝足才高”，“多才多藝善詞賦”（《擊梧桐》），沒把考試當回事，以為考中進士、做個狀元是唾手可得的事。他曾經向可以的心上人夸口說，即使是皇帝臨軒親試，也“定然魁甲登高第”（《長壽樂》）。不料事與愿違，放榜時名落孫山。他沮喪憤激之余，寫下了傳誦一時的名作《鶴沖天》（黃金榜上），宣稱“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你皇帝老兒不讓我進士及第去做官，我不做官，又奈我何！在詞壇上叱咤風云，難道不是一樣的輝煌？正是“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表面上看，柳永對功名利祿不無鄙視，很有點叛逆精神。其實這只是失望之后的牢騷話，骨子里還是忘不了功名，他在《如魚水》中一方面說“浮名利，擬拚休。是非莫掛心頭。”另一方面卻又自我安慰說“富貴豈由人，時會高志須酬”。因此，他在科場初次失利后不久，就重整旗鼓，再戰科場。
仁宗初年的再試，考試成績本已過關，但由于《鶴沖天》詞傳到禁中，上達宸聽。等到臨軒放榜時，仁宗以《鶴沖天》詞為口實，說柳永政治上不合格，就把他給黜落了，并批示：“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
再度的失敗，柳永真的有些憤怒了，他干脆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從此無所顧忌地縱游妓館酒樓之間，致力于民間新聲和詞的藝術創作。官場上的不幸，反倒成全了才子詞人柳永，使他的藝術天賦在詞的創作領域得到充分的發揮。當時教坊樂工和歌姬每得新腔新調，都請求柳永為之填詞，然后才能傳世，得到聽眾的認同。柳永創作的新聲曲子詞，有很多是跟教坊樂工、歌妓合作的結果。
柳永為教坊樂工和歌妓填詞，供她們在酒肆歌樓里演唱，常常會得到她們的經濟資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連于坊曲，不至于有太多的衣食之虞。南宋羅燁《醉翁談錄》丙集卷二就說“耆卿居京華，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柳永憑借通俗文藝的創作而獲得一定的經濟收入，表明宋代文學的商品化開始萌芽，為后來“職業”地從事通俗文藝創作的書會才人開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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