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遺余力搜集鄉邦文獻
柳亞子原名柳慰高，字號很多，在讀了法國盧梭的“天賦人權”學說后，就以“亞洲盧梭”自居，改名人權，號亞廬。后友人高天梅因“亞廬”之“廬”，筆畫太多，而寫作“亞子”，他也就認定了。柳亞子家學淵博，三歲能背誦《唐詩三百首》，12歲就背完《杜甫全集》。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才16歲的柳亞子，已讀遍自家書房的藏書。他的家鄉江蘇吳江，在明末就是抗清基地，人才輩出，非常講究民族正氣，這讓他熏陶了強烈的反清意識，早年喜歡開“詩界革命”之風的龔自珍、梁啟超的詩文，特別是南明志士張煌言、夏完淳的道德文章。
1918 年，柳亞子主持南社時期，因人事糾紛，自請辭去主任職務，回到家鄉，把更多精力轉向家藏圖書館和搜集本土地方文獻。他將幾代所搜集的書籍目錄《養余齋書目草本》《養余齋書目》重作調整、核對，并自輯《養余齋松陵書目》《養余齋書畫目錄》;與此同時，又開始有目的地搜集、整理吳江地區鄉邦文獻，與同鄉、圖書目錄學家薛鳳昌發起建立吳江文獻保存會。他說：“此時我又在發狂地收買舊書，凡是吳江人的著作，從古時到近代，不論精粗好歹，一律收藏。這樣，便花去了一萬多塊錢。”為此，他還編了《吳江文獻保存會書目》，共收集吳江人著作740種。還不包括100余種抄本，這些抄本，多是他人家藏孤本或是尚未刊刻的稿本，若得，便請人——包括年紀很小的兒女柳無忌、柳無非等——參加抄錄，柳亞子自作校對、審定;更有甚者，柳亞子還輯錄若干地方文獻，見存上海圖書館的《分湖詩鈔》稿本23冊，輯錄吳江地方歷代作者400余人，詩作2500余首，前19冊按作者姓氏分冊，后四冊分別為“雜姓”、“閨秀”、“方外”和“寓賢”。此部輯集造端宏大，柳亞子乃據鄉邦典籍，大量地采擷、編輯和考訂，呈現了分湖地區的歷史文化內涵，兼及蘇南、浙西的藝文景觀和望族文化。其中或可窺出早年柳亞子應用圖書目錄和文獻學，對鄉邦文化所作的巨大努力了。
柳亞子非常珍重搜集的鄉邦文獻，見存上海圖書館的這些吳江地方抄件、稿本，很多留下他所寫的題跋。這些題跋，有記述文獻來源，流傳始末，收集經過;有涉及撰著年代、著者、輯者及收藏者情況;有交代校勘、增補、參訂緣起：有與各種刊本、抄本的比較;更有若干有價值而一般不易查詢的，還廣征博引，多加考證。柳亞子寫字潦草，自認為“寫字像沖鋒一般，喜歡赤膊上陣，殺了一下，勝敗不問，也就完蛋，管它寫得像樣不像樣呢!”“我寫字的毛病，就是太快，太隨便，倘然把一個一個地剪碎了，連我自己也會不認得的。”但他自行抄寫或寫題跋，卻是一絲不茍，極其工整。20世紀八十年代初，顧廷龍在談及柳所寫圖書題跋時就說： “柳先生的題跋很有用，如果收集起來，可以考見其藏書之故實及吳江文獻的史料。”因而，當年上海圖書館沈津先生，曾有意地收集柳亞子的題跋，計得270余篇，六萬字。
普查全上海的圖書館
三十年代初，柳亞子任上海市通志館館長，主持編撰《上海市通志》。通志館白手起家，沒有自己的圖書資料庫。他和通志館同仁所擬的有關上海古今史事方方面面的課題，就需有大量的圖書資料作依托。當時上海雖已定格為直隸中央的特別市，但基于歷史因素，沒有一家有權威性的、集中地方文獻的文化機構，因而需要對全市的圖書館做普查，特別是那些知名度很高、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如商務東方圖書館、上海天主教徐家匯藏書樓和亞洲文會。他把這項任務交給才由持志大學畢業的胡道靜，由他對全市大街小巷的圖書館調查，還特別關照他要注意這些圖書館庋藏的上海地方文獻。
當時柳亞子搜集、采購有大量新文化啟蒙以來的各種書籍，正由胡道靜前來幫助編目、分類。胡通常上午赴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柳家整理圖書，下午外出調查。柳亞子常于胡處獲得有關圖書館的庋藏。當時上海有些庋藏地方文獻極為豐富的圖書館，是不對圈外人開放的，也拒絕他人采訪、調查。胡道靜以他的真誠、懇切，竟然受到徐家匯天主教堂歡迎，幾次伴同進書庫，摸清庋藏中國地方志，特別是上海及其周遍的縣鎮和鄉村方志，回來與柳亞子介紹，柳大為欣喜。又為他興奮的是，胡道靜還在英國人主辦的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圖書館作了詳細調查，發現書庫所收上海文獻很多，而且還把這一項書籍用特殊方式分類排架。 柳亞子很欣賞胡道靜的圖書館調查報告，在定稿后，還破格把它作為通志館期刊抽印本，取名為《上海圖書館史》出版。上海市通志館到1937年“八•一三”時結束，柳亞子和他的同儕，利用圖書館若干圖書文獻，出版了兩本《上海研究資料》，四期《上海市通志館期刊》和三部《上海市年鑒》。
收藏并提要南明文獻
全面抗戰爆發后，1937年底，日本侵略軍侵占了上海華界，柳亞子困居法租界，自題寓所為“活埋庵”。撫今思昔，他又揀起舊時有興致的南明史和抗清的民族志士史可法、吳易、夏允彝、夏完淳和陳子龍等故事，但是見于吳江早已淪陷，無法運用所藏圖書文獻。他通過當年南社和通志館關系，向收藏頗多的胡樸安、朱希祖借閱。一天，柳亞子買票觀看劇作家阿英創作的《碧血花》(《葛嫩娘》)，這是一部以南明志士復明抗清為題材的話劇，歸后贊揚不已，與素不相識的阿英寫了一封長信，此后兩人訂交，幾乎天天信件來返，討論南明史事。阿英將自己收藏的幾十本南明史圖書相借，柳亞子憑著固有的版本學知識，對這些史料分別作了考信。他還從隱名蟄居的鄭振鐸處借得善本《南疆逸史》，竟閉門抄寫了20天，將全書 56卷抄寫完畢。1940年12月，柳亞子離開上海到香港，將這些南明圖書，抄本，以及所著述的《南明記事史綱》《南明后妃宗藩傳》等多種攜帶了去。他把在九龍寓所的藏書室稱為“羿樓”，寓意“后羿射日”故事。這時，他又陸續收集，遂使所藏南明史料達幾百種。柳亞子對此非常興奮，其中若干本本得來不易，如廣東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補輯本抄件，經他考訂，乃是后人據正本補綴而編的。蓋晚明史書在清季均乃禁書，300年里沒有人敢刊刻印刷，因而彌足珍貴。當太平洋戰爭后，日本侵占九龍，羿樓所藏圖書不及帶走，柳亞子后來在廣西桂林每每談及，不勝惋惜，尤其是這部《皇明四朝成仁錄》，了無去向。他很清楚此書的稀罕，他掌握了其余幾部傳抄本的去向，其中一部是中山大學九龍書庫的朱希祖寄存;還有一部是廣東順德風雨樓藏書中散佚出來的，已歸屈的后人。柳亞子經努力終于在屈大均后裔處抄到藏書目錄，又得悉朱希祖藏本還有副稿在重慶可供借抄，他真是高興極了。
柳亞子仍對佚失的南明文獻念念不忘。他在桂林四個月期間，很多精力放在為南明史籍做提要、整理等事宜。開始，他據自己在《筆談》寫的《一年來對于南明史料的工作報告》，為九龍羿樓所失的部分書籍做提要，又托熊佛西赴廣西省圖書館查找香港《大風》新年號雜志，上面有他寫的《我的南明史料研究經過》，按圖索驥，寫了《續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為《南疆逸史》《小腆紀年》等書做提要，但仍不夠，再托熊佛西自廣西省圖書館借用謝國楨《晚明史籍考》。他視此書為“研究南明史料的一把鑰匙”。柳亞子就是據該書，舊夢重溫，以所列書目為本，凡是羿樓所舊有的，都把它寫成題跋。他用了半個月時間，終于寫完了《羿樓舊藏南明史料書目提要》117種。[2]
盡數捐獻家藏圖書
1950年秋，柳亞子從頤和園喬遷到北長街89號新居，他把書房取名為“上天下地之廬”，后又將從家鄉黎里和上海帶來的南明史料和南社圖書文獻，捐贈給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特為開辟研究室，柳亞子很是高興。在與柳無忌的信中還提及： “在北京的書，我把后明史料《南社文庫》《革命文庫》都捐給北京圖書館了。他們替我騰空了一間房子，把這些書放著，算是我的特別研究室。我隨時可以去看，非常滿意。”當時柳亞子還計劃編寫一部《南明史》。
1950 年底，柳亞子又南下，在上海向陳毅市長提出：“要將自己在上海及吳江鄉下的藏書全部捐獻給政府，由國家來保存。”陳毅欣然同意，由上海文管會組建陳乃乾、尹石公等七人小組清點裝箱，此間黎里藏書就有木箱300余只，內貯書籍四萬四千余冊，柳亞子往來信札400余包。其中各種版本圖書、報刊由上海圖書館庋藏。在此同時，他又動員老友朱希祖之子朱偰，希望將朱希祖所藏南明史料捐與國家。朱偰遂將家藏南明史料最珍貴部分整理五大箱，交與柳亞子，全部捐獻北京圖書館。 柳亞子捐獻的圖書，在五、六十年代上海圖書館就作了整理，那些庋藏的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時期的出版物，因其稀罕的文化價值，被厘定為一級藏品特藏。柳亞子的信件文札被編成《書信輯錄》，198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在柳亞子誕生100周年紀念時，上海圖書館又編選、影印了《柳亞子先生手札》，“既反映先生思想活動之一斑，亦體現時代風云之特點”，還舉辦了“柳亞子先生在上海”的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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