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光第幼年時，父死家貧，母親王氏在艱難竭蹶中，咬牙送子讀書。雖然家里窮得每天只能買三文錢豆渣作菜，但她仍對劉光第督學極嚴，劉光第亦發(fā)憤讀書，往往是三更回家，雞鳴即起。光緒六年(1880年)，二十一歲的劉光第參加縣考，為案首(童子試第一名)，得到縣官陳錫囹的賞識和幫助，得以繼續(xù)攻讀，游學于成都錦江書院。二十三歲中舉人，二十四歲中進士，授刑部廣西司主事。
劉光第在刑部供職達十余年。此間，他在北京南西門外修復了一座廢圃和幾間舊合作為寓所。那里風景誘人，屋外柳樹下有一醴泉，泉水清澈如珠，蜂蝶翩翩而至，環(huán)境十分幽靜。劉光第居此期間，除上班例行公事外，不交往權貴，不應酬筵席，常是閉門讀書，埋頭著作。在刑部任職十多年，京中知道他的人還很少。當時刑部受賄成風，劉光第卻從不接受，而且辦事十分謹慎，一絲不茍。一次，刑部司寇因受賄某案.要他“枉法之”，遭到拒絕，因而得罪了上司，失去升官的機緣。這使劉光第看清了朝政的腐朽。
當時，由于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瘋狂入侵，中國正一步一步地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劉光第有一顆赤子之心，愛國的激情時時在他胸中翻滾奔流。當1894年甲午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劉光第關注著戰(zhàn)局的發(fā)展，但傳來的卻是一個個清軍戰(zhàn)敗的消息。劉光第激動了，要L書皇帝，貢獻扭轉戰(zhàn)局、奪取勝利的方略。他明知自己位卑職低，上書言事于法不允，但“縷縷愚忱，不能自已”。他奮筆寫出內(nèi)容很豐富的《甲午條陳》，抨擊時弊，力主改革。除了要求“嚴明賞罰”、‘下詔罪己”、“隆重武備’之外，還尖銳地指出：“自古政出多門，鮮有成事，權當歸陛，乃得專圖。”即要光緒帝不讓慈禧于政，自己掌握權力搞好國家。他的上司見到這文字，嚇得魂飛魄散，根本不敢代奏，還申斥他說：講這種話，輕一點講是“標新希進”，要充軍;重一點講是離間兩宮，挑撥帝后母子關系，要就地殺頭的。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變法維新運動，經(jīng)過兩年多的醞釀逐漸走向高潮。康有為發(fā)起成為以救亡圖存為宗旨的“保國會”，劉光第偕同友人楊銳等欣然前往參加。四月十三日(6月11日)，光緒帝在維新派的推動下，下詔“明定國是”，命康有為參贊新政，開始變法。七月，湖南巡撫陳寶箴以“器識宏遠，廉正有為”，向光緒帝保薦劉光第。在召見時，劉光第向光緒帝力陳“國勢艱危，與中外積弊，非力矯冗濫，無以圖治”的變法主張，對論詳直，為光緒帝所賞識。次日，光緒帝授予劉光第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行走，與譚嗣同、楊銳、林旭合稱“軍機四卿”，參與維新新政，總攬朝廷的納諫大權。
這時的軍機處，實際上成了變法維新的參謀部。當時光緒帝變法之心甚切，下詔求言，廣開言路。因此，每日上奏的條陳多達數(shù)百起。劉光第與譚嗣同同值一班，整日批閱奏文，擬出處理意見呈光緒帝裁奪。在維新派的輔佐下，光緒帝頒布了“裁官、汰冗、節(jié)費、練兵、改科舉之舉，弛八旗之禁”等涉及政治、經(jīng)濟、軍事、教育諸方面一系列詔書，以“決去雍弊”，使得“民心大振”。
維新變法觸犯了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利益，朝廷內(nèi)部斗爭加劇。劉光第目睹“國脈一絲懸鬼手”的朝局，深感“親貴握權，母后掣時”的嚴重性。他一方面憎恨以慈禧為首的守舊勢力，欲擺脫“當關老虎”，希望變法盡早獲得成功;一方面又想在激烈的政治漩渦中潔身自好。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就曾談到由于自己居官清廉，不接受官場風行的“炭別’一類賄賂，而在爭權奪利的朝廷中處境困難的事。他說，軍機處官員每年可分銀五百兩(貪婪者遠不止此)，而他不愿分一文，往年倒賠之數(shù)尚小，現(xiàn)在“每年須于賠五百金”。又談到在為軍機處領班的親王做壽時，同僚們都去祝賀，惟他不往。他早有“罷去返鄉(xiāng)井”的打算，只是苦于無錢，而“現(xiàn)在皇上奮發(fā)有為，改圖百度”，變法尚有一線希望，自己又受到信住，因此“急切不忍去耳”。
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湖南守舊黨曾廉給康有為。梁啟超羅織了很多罪狀，謂之“叛逆”，上書請殺。光緒帝交譚嗣同按條駁斥。譚嗣同表示愿“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屬實，臣嗣同請先坐罪”。劉光第在一旁見了，也挺身而出，在譚嗣同的駁語后寫上“臣光第亦請先坐罪”。對于這事，梁啟超后來專門談過。他說;“裴村之在京師，閉門謝客，故過從希焉。南海先生則未嘗通拜答，但于保國會識一面。而于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嗚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
八月初六(9月21日)，由于袁世凱的出賣，慈禧太后采取突然襲擊，將光緒帝軟禁起來，并用皇上的名義發(fā)布詔書，開始大肆搜捕和屠殺維新派。王天后，劉光第在軍機處被捕人獄。他堅信自己的事業(yè)是正義的，神態(tài)自若。翌日，在京做官的四川人聯(lián)名“具疏”，要求釋放劉光第、楊銳等人。刑獄因獄詞未具，欲審不能，見此著了慌。八月十三日(9月28日)，未加審訊，慈禧就下即行處斬之命。劉光第提出強烈抗議：“未訊而誅，何哉?”在去刑場的路上，他嘆息說：“吾屬死，正氣盡!”臨刑時，他又一次提出質問：“祖制雖強盜臨刑呼冤，當復訊。吾輩縱不足惜，如國體何?如祖制何?”監(jiān)斬者無言以對。文質彬彬的劉光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顯得異常頑強堅定。劊子手強按他跪下;他崛立不從，“神氣沖夷，譫定如平日”。受刑后，頭被砍了，身軀還“挺立不化’。圍觀的群眾莫不為之驚心動魄，有的甚至拿出香蠟紙燭為他招魂。
劉光第死后，鄉(xiāng)人把他的靈柩寄放在蓮花庵內(nèi)，外省來吊唁的人數(shù)以百計，京城的吊唁者更多。人們都說“劉君不死”，看到他家十分窮困，紛紛捐款贈物，其中有個不知名的吊唁者，留下銀子百兩而暗暗離去。
劉光第自幼喜愛文學，著有《衷圣齋文集》和《衷圣齋詩集》。“衷圣齋”為劉光第自命之名。經(jīng)后人增補，共收錄有包括家傳、墓志、游記、雜感等在內(nèi)的散文54篇，詩歌260首。據(jù)說劉光第常常是“積稿逾尺厚”，他自己生前也說“新詩滿竹樹，未肯與人傳”，可知其作品散佚者甚多。
劉光第最喜讀杜甫、韓愈的詩，也擅長于作詩，其風格在韓、杜之間，題材以詠誦自然風光和感慨時事為多。他熱愛故鄉(xiāng)。巴蜀的津渡、幽林、古松、寺閣，以及生長在那里的蜻蜓、松鼠、八哥等，都成了他歌詠的對象。他留下的描寫號稱天下獨秀的峨眉山的詩就有四十余首，其中《峨眉最高頂》寫道：“白龍地上走輕雷，萬瓦如霜日照開。詩客人天爭秀骨，神僧埋地結真胎。三秦鳥道衣邊接，六詔蠻云杖底來。南北風煙通一氣，雪山西望是瑤臺。”他漫游過許多地方，在他的眼底，瑰麗的山河就是祖國的化身，而祖國河山，處處使他激動。面對大好河山被帝國主義的侵略所蹂躪，他的心在痛哭。他在《上鮑爵帥春霆時方大修第》詩中寫道：“將星耿耿鐘夔岳，時局艱難待枕戈。臣子傷心在何處?圓明園外野煙多。”深沉地表達了在祖國危難之際的一顆與祖國同呼共吸的“臣子”之心。他的《夢中凡《遺憤》等詩，既對國外反動派的侵略本性以無情揭露，又對導致祖國倍受凌辱的國內(nèi)反動勢力以詛咒，無不洋溢著他的拳拳愛國之心。
劉光第治學嚴謹，“醇粹嚴肅”。為文學昌黎，說理透徹，“氣骨森辣”，文筆洗練犀利。他還書法學顏真卿，練得一手好字，“時輩難于抗手”。
當劉光第的靈樞運回四川船過三峽時，沿江人民結隊相送，各碼頭紛紛燃香設供，臨江祭奠。沿岸纖夫，自動幫助拉船，有時多達兩百余人。由瀘州轉沱江，到達他的家鄉(xiāng)富順趙化鎮(zhèn)，家鄉(xiāng)人民家家執(zhí)香祭奠，人人戴孝痛哭。從全省各地趕來吊唁的人，絡繹不絕。公祭文中有這樣的話：“漢唐遺穢，邦國其懷!溝壑能填，白刃已蹈。”意即：慈禧真像日后、武則天那樣亂國亂政，殺戮忠良，而為了正氣，志士仁人甘愿灑熱血拋頭顱斗爭下去。在那樣的時代下，一個小鎮(zhèn)的人民能這樣自發(fā)地為劉光第舉行盛大的追悼會，敢說敢言，既是四川近代史上的壯舉，也充分表明“劉君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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