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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是第一個用“罪己詔”進行自我批評的皇帝。
征和四年（前89年），漢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給百姓造成了痛苦，從此不再窮兵黷武、勞民傷財，甚至表白內心悔意。這就是《輪臺罪己詔》。這份詔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詔。
敢于罪己，置自己過失于天下輿論中心，漢武帝無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錯，也會下“罪己詔”，公開認錯，展示明君姿態。
直言敢諫的汲黯曾批評漢武帝：皇上殺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寬恕，這樣搞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會被殺光。漢武帝不為所動，漠然一笑：何世無才，只是人主沒有識得人才的慧眼，如果能夠辨明人才，何必擔心天下無才？（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群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茍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
就是這樣一位視人才如草芥的漢武帝，一方面又極端地愛才、惜才。
封建專制體制下，人才使用有兩大陋習：一是任人唯親，只用自己熟悉親信的人；二是論資排輩，必須按“三十九級臺階”，一級一級往上爬，不能“亂”了規矩。而漢武帝一不會因言廢人：只要有才華，主父偃持不同政見，漢武帝照樣求賢若渴；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為有能力，衛青家奴出身，漢武帝竟然破格提拔。
不僅如此，漢武帝甚至擯棄正統，容納異類，慧眼發現東方朔，將莊嚴的朝堂變成一個充滿溫情和快樂的休息室，君臣之間宛如玩伴；同時，他不以狎褻而喪失原則，對東方朔的諍言擊節贊嘆，言聽計從。
他初讀《子虛賦》，即大為傾慕；得見作者司馬相如，如獲至寶，讓他享受與自己同等的寫作待遇。能識人、能容人、能用人，漢武帝千古無二。秦始皇、漢高祖視文人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終究雅量闕如。
而他生平中的一個錯誤，就是閹割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史家——司馬遷。漢武帝因此備受誤解和爭議。
司馬遷在《史記》中對他褒有貶，班固的《漢書·武帝紀》對他的文治大加贊揚：
班固贊曰：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后，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后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班固絕口不提漢武帝的武功，表明對漢武帝的武功是有保留的。
到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也是表揚、批評兼而有之：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于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為什么人們對漢武帝的評價分歧如此之大呢？
首先，漢武帝是一個非常多面的人。他是一個政治家，非常有政治頭腦；但又是一個普通人，喜怒哀樂俱備。他是一位明君，深知自己的歷史責任；但他又是一位暴君，殺伐任性；他既立下蓋世之功，又給天下蒼生帶來巨大災難；他寵愛他喜歡的女人，他也可以為了江山，殺掉自己寵幸的女人。他絕頂聰明，又異常糊涂；為了傳說中的寶馬，居然不惜犧牲數萬人的生命。當更近地走近他時，我們會發現，在這些對立的角色中，他不是簡單地非此即彼。兩難之地，非常之時，他也會猶豫不定，甚至異常痛苦；同樣有普通人的歡喜和哀愁、小氣和算計、失眠和焦慮。在平常人眼里他果決、自信、雄才大略。然而，我們在對他蓋棺論定時，往往流于偏激，說好時千古一人；說壞時罄竹難書。這樣，分歧就在所難免了。
我們無法使用單一的標準評價任何人。人性本就復雜，更何況封建帝王！或許他的好發自本心，也可能是籠絡人心的手段；或許他的壞是皇權使然，不得已而為之，也可能是天性如此，薄情寡恩。因此，既然我們無法剝離他身上的帝王枷鎖，我們的評價，就只能在他的帝王與凡人兩種身份之間游移。
正所謂：
天風浩蕩，瀚海闌干，金戈鐵馬，萬死千傷，俱往矣；
長城巍然，絲路悠長，大賦煌煌，美人凄涼，俱往矣；
唇槍舌劍，縱橫捭闔，君臣相傾，千秋家國，俱往矣；
威加四海，功震八荒，千載以往，意氣飛揚，俱往矣。
唯有孤星冷月，晨鐘暮鼓，青燈黃卷，村社戲場，在年年評說，歲歲興嘆。
征和四年（前89年），漢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給百姓造成了痛苦，從此不再窮兵黷武、勞民傷財，甚至表白內心悔意。這就是《輪臺罪己詔》。這份詔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詔。
敢于罪己，置自己過失于天下輿論中心，漢武帝無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錯，也會下“罪己詔”，公開認錯，展示明君姿態。
直言敢諫的汲黯曾批評漢武帝：皇上殺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寬恕，這樣搞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會被殺光。漢武帝不為所動，漠然一笑：何世無才，只是人主沒有識得人才的慧眼，如果能夠辨明人才，何必擔心天下無才？（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群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茍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
就是這樣一位視人才如草芥的漢武帝，一方面又極端地愛才、惜才。
封建專制體制下，人才使用有兩大陋習：一是任人唯親，只用自己熟悉親信的人；二是論資排輩，必須按“三十九級臺階”，一級一級往上爬，不能“亂”了規矩。而漢武帝一不會因言廢人：只要有才華，主父偃持不同政見，漢武帝照樣求賢若渴；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為有能力，衛青家奴出身，漢武帝竟然破格提拔。
不僅如此，漢武帝甚至擯棄正統，容納異類，慧眼發現東方朔，將莊嚴的朝堂變成一個充滿溫情和快樂的休息室，君臣之間宛如玩伴；同時，他不以狎褻而喪失原則，對東方朔的諍言擊節贊嘆，言聽計從。
他初讀《子虛賦》，即大為傾慕；得見作者司馬相如，如獲至寶，讓他享受與自己同等的寫作待遇。能識人、能容人、能用人，漢武帝千古無二。秦始皇、漢高祖視文人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終究雅量闕如。
而他生平中的一個錯誤，就是閹割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史家——司馬遷。漢武帝因此備受誤解和爭議。
司馬遷在《史記》中對他褒有貶，班固的《漢書·武帝紀》對他的文治大加贊揚：
班固贊曰：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后，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后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班固絕口不提漢武帝的武功，表明對漢武帝的武功是有保留的。
到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也是表揚、批評兼而有之：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于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為什么人們對漢武帝的評價分歧如此之大呢？
首先，漢武帝是一個非常多面的人。他是一個政治家，非常有政治頭腦；但又是一個普通人，喜怒哀樂俱備。他是一位明君，深知自己的歷史責任；但他又是一位暴君，殺伐任性；他既立下蓋世之功，又給天下蒼生帶來巨大災難；他寵愛他喜歡的女人，他也可以為了江山，殺掉自己寵幸的女人。他絕頂聰明，又異常糊涂；為了傳說中的寶馬，居然不惜犧牲數萬人的生命。當更近地走近他時，我們會發現，在這些對立的角色中，他不是簡單地非此即彼。兩難之地，非常之時，他也會猶豫不定，甚至異常痛苦；同樣有普通人的歡喜和哀愁、小氣和算計、失眠和焦慮。在平常人眼里他果決、自信、雄才大略。然而，我們在對他蓋棺論定時，往往流于偏激，說好時千古一人；說壞時罄竹難書。這樣，分歧就在所難免了。
我們無法使用單一的標準評價任何人。人性本就復雜，更何況封建帝王！或許他的好發自本心，也可能是籠絡人心的手段；或許他的壞是皇權使然，不得已而為之，也可能是天性如此，薄情寡恩。因此，既然我們無法剝離他身上的帝王枷鎖，我們的評價，就只能在他的帝王與凡人兩種身份之間游移。
正所謂：
天風浩蕩，瀚海闌干，金戈鐵馬，萬死千傷，俱往矣；
長城巍然，絲路悠長，大賦煌煌，美人凄涼，俱往矣；
唇槍舌劍，縱橫捭闔，君臣相傾，千秋家國，俱往矣；
威加四海，功震八荒，千載以往，意氣飛揚，俱往矣。
唯有孤星冷月，晨鐘暮鼓，青燈黃卷，村社戲場，在年年評說，歲歲興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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