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位之前
唐德宗的整個少年時代，正是大唐帝國昌盛繁華的輝煌歲月。但好景不長，他14歲那年（天寶十四載，755）的十一月，爆發了安史之亂，第二年長安失守，玄宗出逃四川，從此大唐帝國陷于一場亙古少見的大動亂之中。在大唐帝國的盛衰變遷中，德宗和其他皇室成員一起飽嘗了戰亂和家國之痛，也親身經歷了戰火的洗禮和考驗。
唐代宗即位之初，李適被任命為天下兵馬元帥，肩負起與安史叛軍余孽最后決戰的使命。平定叛軍之后，李適因功拜為尚書令，和平叛名將郭子儀、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賜鐵券、圖形凌煙閣。
即位之后
廣德二年（764）正月，李適以長子身份被立為皇太子，并于二月舉行冊禮。大歷十四年（779）五月，代宗病逝于長安宮中。身為皇太子的李適遵照父皇遺詔柩前即位，就是歷史上的唐德宗。
德宗在位整整26年，要用他遺詔中所說，就是“二十有七載”，這是虛指。唐朝皇帝中，比他在位時間長的只有高宗和玄宗，太宗也不過在位23年；在他之后，再沒有哪個唐朝皇帝比他在位時間長。
德宗登基以后次年改元。他在位期間，共使用了三個年號：建中（4年）、興元（1年）、貞元（21年）。
青少年時代的動蕩生活使德宗深知安定的可貴，他登基以后，大有圖強復興的雄心壯志。即位之初，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實施革新，果敢有為。但是，德宗采取的很多措施都因為安史之亂后唐帝國的積重難返而收效甚微，有的盡管粗見成效，但也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當德宗的一番改革遭遇挫折后，他的雄心竟然消失殆盡。德宗一生中，無論是性格還是行動，都充滿了矛盾和悲劇色彩。
關于德宗的四大矛盾
矛盾之一：由即位之初信任宰相演變為對大臣的猜忌，并形成了拒諫飾非、剛愎自用的性格
朝廷之上頻頻發生人事變動，尤其是頻繁地更換宰相，使德宗在位時期的朝政，即使偶爾能夠呈現令人鼓舞的新氣象，也都不過是曇花一現而無法保持下去。人事的紛爭使德宗徒有宏圖壯志，而不能實現救國興邦。
矛盾之二：由武力削藩轉而變為對藩鎮姑息
德宗即位后，一直試圖削奪擁兵自重的地方藩鎮節度使的權力。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建中二年（781）正月，河北成德鎮（駐守恒州，今河北正定）節度使李寶臣病死。按照以往藩鎮節度使死后將職位和土地傳給子孫的規矩，他的兒子李惟岳上表請求繼承父位。德宗早想革除藩鎮父子相傳、不聽命朝廷的弊端，堅決拒絕了這一要求。魏博節度使田悅、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節度使梁崇義為了他們共同的利益和李惟岳密謀聯手，準備以武力抗拒朝廷。德宗征調京西防秋兵萬余人戍守關東，并親自在長安設宴犒勞征討兵馬，打響了武力削藩的戰役，并在最初階段取得了巨大成果：淄青李正己病死后，他的兒子李納被打得大敗，李惟岳被其部將王武俊殺死，只有田悅在魏州負隅頑抗。成德鎮的大將張忠和投降，德宗任命他為成德節度使。但是，德宗在削藩過程中，利用藩鎮打藩鎮，導致了參與朝廷削藩戰役的幽州節度使朱滔等人的不滿。結果，形勢發生逆轉。建中三年（782）底，盧龍節度使朱滔自稱冀王、成德王武俊稱趙王、淄青李納稱齊王、魏博田悅稱魏王，“四鎮”以朱滔為盟主，聯合對抗朝廷。
同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也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不久又稱楚帝），與四鎮勾結反叛。戰火一下從河北蔓延到河南，而且東都告急。建中四年（783）十月，德宗準備調往淮西前線平叛的涇原兵馬途經長安時，因為沒有得到夢寐以求的賞賜，加上供應的飯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士兵發生了嘩變，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涇師之變”。德宗倉皇出逃到奉天（今陜西乾縣），成為唐朝繼玄宗、代宗以后又一位出京避亂的皇帝。涇原兵馬擁立朱滔的兄長、曾擔任涇原軍統帥的朱泚，稱大秦（后改為漢）帝，年號應天。朱泚進圍奉天，前線李晟、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等軍從河北撤軍勤王，德宗的削藩之戰被迫終止。
興元元年（784）正月，德宗痛下“罪己詔”，聲明“朕實不君”，公開承擔了導致天下大亂的責任，表示這都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德宗在詔書中宣布，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人叛亂是因為自己的失誤，所謂“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故而赦免了這些叛亂的藩鎮，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連朱滔也予以寬大，許其投誠效順。從此，開始調整了對藩鎮用兵的政策。王武俊、李納、田悅見到大赦令，取消了王號，上表謝罪。二月，由于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聯絡朱泚反叛，德宗又不得不再次逃往山南西道的梁州（今陜西漢中）避亂。一直到七月，德宗才因為李晟在五月打敗朱泚收復京師而重返長安，結束了顛沛流亡的生活。
貞元元年（785）秋，馬燧收復河中，李懷光兵敗自殺，第二年四月，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投降，德宗就任命陳仙奇為節度使。七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德宗又以吳為節度使留后。
顯然，德宗在遭受削藩的挫折以后，特別是由于引發了“四王二帝”事件與“涇師之變”，他對藩鎮由強硬的武力轉為姑息。據說，德宗在離開京城時，曾打算逃亡成都，說明他在朱泚反叛以后對自己能否重回京師感到絕望，對能否消滅叛亂的藩鎮和長安的朱泚感到前景渺茫。如果不是李晟和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的勸阻，他也許會真的遠逃四川了。德宗一旦遭受挫折立即銳氣大傷的狀況，從他對待藩鎮的態度上可見一斑。德宗對待藩鎮態度的轉變，使登基以來解決藩鎮問題的大好形勢和良好機遇，也轉瞬即逝。藩鎮割據專橫，遂成積重難返。
矛盾之三：對內廷宦官由即位之初的“疏斥”轉而變為后來的委重，以宦官掌握神策禁軍和擔任監軍成為制度
德宗的父親代宗，因為是由宦官擁立，所以對宦官很是優寵，特別是派往各地出使的宦官，任由其公開索賄、大肆搜刮。德宗為皇太子時就很清楚其中的弊端，所以即位伊始，就下決心加以整治。在剛剛即位的當年閏五月，德宗派宦官往淮西給節度使李希烈頒賜旌節。此人回京后，德宗得知，李希烈不僅送了他700匹縑、200斤黃茗，還送了他駿馬和奴婢。德宗大怒，將其杖責六十以后又處以流刑。此事傳出京城，那些奉使出京還沒有回來的，都悄悄地把禮品扔到山谷之中，沒有收到禮品的就再不敢亂來了。不僅如此，在即位的當月，他還將暗懷異圖的宦官劉忠翼賜死。
德宗即位后，總的情況是“疏斥宦官”而親近朝廷官員的。但在遭遇“涇師之變”出逃避難的過程中，德宗逐漸改變了對宦官的態度。原因是他信賴的禁軍將領在叛軍進城時竟然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保衛宮室，而他倉促逃亡時身邊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東宮時的內侍宦官竇文場和霍仙鳴及其所率的百余名宦官。竇文場和霍仙鳴的忠心可依與朝廷武將的難以依靠給德宗以深深的刺激。逃亡避亂，使德宗還進一步思考，皇帝絕對不能沒有自己的近衛親軍，而且這支近衛親軍交付朝廷官員不能使自己放心的時候，由宦官掌領也就和自己親領沒有什么區別了。慢慢地，德宗開始將統領禁軍的事宜交付竇文場和霍仙鳴等人，說明他已經開始改變了即位之初疏斥宦官的態度。興元建于貞元十九年（803）的華嚴寺塔元年（784）十月，也就是德宗重返京師剛三個月，就將神策軍分為左右兩廂，同時以竇文場和霍仙鳴（一開始為另外一個宦官王希遷）為監神策軍左、右廂兵馬使，開啟了宦官分典禁軍的先河。神策軍自德宗重返長安以后，駐扎在京師四周和宮苑之內，成為比羽林軍、龍武軍更加重要的中央禁軍和精銳機動武裝部隊。貞元二年（786），唐德宗將神策軍左右廂擴建為左、右神策軍，竇文場等宦官仍然擔任監軍，稱為“監勾當左、右神策軍”，反映出對宦官的信賴和寵重。到貞元十二年（796）六月，德宗又設立了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分別由竇文場和霍仙鳴擔任，這一職務直接由皇帝授任，成為地位高于神策軍大將軍之上的實際統帥。從此，神策軍的統率權掌握在宦官手中。在貞元十一年（795）五月，德宗還將宦官任各地藩鎮監軍的辦法固定下來，專門為擔任監軍使的宦官置印，不僅提高了監軍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
德宗對宦官態度的轉變，使宦官由刑余之人而口含天憲，成為德宗以后政治中樞當中重要的力量。德宗以后的唐朝皇帝當中，像他的兒子順宗、孫子憲宗以及后來的敬宗、文宗等都是死于宦官之手。史學家往往把宦官專權稱為唐晚期政治腐敗和黑暗的表現之一，這一狀況的最終形成，與德宗對宦官態度的改變有直接的關系。
矛盾之四：由即位初期的節儉和禁止各地進獻轉變為喜歡財物與大肆聚斂
德宗即位之初，就在任命崔佑甫為相的兩天后，詔告天下，停止諸州府、新羅、渤海歲貢鷹鷂。又隔一天，德宗又詔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每年只許進貢一次以供享宗廟，其余的進貢一律停止。幾天后，他連續頒布詔書，宣布廢止南方一些地方每年向宮中進貢奴婢和春酒、銅鏡、麝香等；禁令天下不得進貢珍禽異獸，甚至規定銀器不得加金飾。為了顯示自己的決心，他又下令將文單國（今老撾）所獻32頭舞象，放養到荊山之陽；對那些專門供應皇帝狩獵的五坊鷹犬更是統統一放了之。同時，還裁撤了梨園使及伶官之冗食者300人，需要保留者均歸屬到太常寺。為了顯示皇恩浩蕩，他詔令放出宮女百余人。德宗的改作，的確顯示出新君登臨大寶以后的新氣象。
但是，自從因朱泚事變出逃奉天以后，他似乎意識到錢財的重要性，也開始改變了態度。從這時起，他不僅開始喜歡錢財，而且還主動地要求地向他進貢。此外，德宗還經常派中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門以及地方公開索取，稱為“宣索”。貞元年間擔任宰相的陸贄，因為拒絕所有來京城辦事的官員的禮物，德宗還派人開導他，不要太過清廉，對人家的禮物一律拒絕是不通人情世故，像馬鞭、鞋帽之類的小禮物，收受一點也無關緊要。
從禁止地方額外進貢到大肆聚斂錢財，德宗不僅改變了他的財政政策和用人政策，也給他的治國為君之道帶來了不良名聲。
德宗在位前后施政風格出現的巨大反差和矛盾，一方面說明了這位自幼生于安逸后又飽經亂離的壯年天子的政治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大唐帝國在這一歷史時期的政治面貌。
唐德宗的整個少年時代，正是大唐帝國昌盛繁華的輝煌歲月。但好景不長，他14歲那年（天寶十四載，755）的十一月，爆發了安史之亂，第二年長安失守，玄宗出逃四川，從此大唐帝國陷于一場亙古少見的大動亂之中。在大唐帝國的盛衰變遷中，德宗和其他皇室成員一起飽嘗了戰亂和家國之痛，也親身經歷了戰火的洗禮和考驗。
唐代宗即位之初，李適被任命為天下兵馬元帥，肩負起與安史叛軍余孽最后決戰的使命。平定叛軍之后，李適因功拜為尚書令，和平叛名將郭子儀、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賜鐵券、圖形凌煙閣。
即位之后
廣德二年（764）正月，李適以長子身份被立為皇太子，并于二月舉行冊禮。大歷十四年（779）五月，代宗病逝于長安宮中。身為皇太子的李適遵照父皇遺詔柩前即位，就是歷史上的唐德宗。
德宗在位整整26年，要用他遺詔中所說，就是“二十有七載”，這是虛指。唐朝皇帝中，比他在位時間長的只有高宗和玄宗，太宗也不過在位23年；在他之后，再沒有哪個唐朝皇帝比他在位時間長。
德宗登基以后次年改元。他在位期間，共使用了三個年號：建中（4年）、興元（1年）、貞元（21年）。
青少年時代的動蕩生活使德宗深知安定的可貴，他登基以后，大有圖強復興的雄心壯志。即位之初，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實施革新，果敢有為。但是，德宗采取的很多措施都因為安史之亂后唐帝國的積重難返而收效甚微，有的盡管粗見成效，但也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當德宗的一番改革遭遇挫折后，他的雄心竟然消失殆盡。德宗一生中，無論是性格還是行動，都充滿了矛盾和悲劇色彩。
關于德宗的四大矛盾
矛盾之一：由即位之初信任宰相演變為對大臣的猜忌，并形成了拒諫飾非、剛愎自用的性格
朝廷之上頻頻發生人事變動，尤其是頻繁地更換宰相，使德宗在位時期的朝政，即使偶爾能夠呈現令人鼓舞的新氣象，也都不過是曇花一現而無法保持下去。人事的紛爭使德宗徒有宏圖壯志，而不能實現救國興邦。
矛盾之二：由武力削藩轉而變為對藩鎮姑息
德宗即位后，一直試圖削奪擁兵自重的地方藩鎮節度使的權力。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建中二年（781）正月，河北成德鎮（駐守恒州，今河北正定）節度使李寶臣病死。按照以往藩鎮節度使死后將職位和土地傳給子孫的規矩，他的兒子李惟岳上表請求繼承父位。德宗早想革除藩鎮父子相傳、不聽命朝廷的弊端，堅決拒絕了這一要求。魏博節度使田悅、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節度使梁崇義為了他們共同的利益和李惟岳密謀聯手，準備以武力抗拒朝廷。德宗征調京西防秋兵萬余人戍守關東，并親自在長安設宴犒勞征討兵馬，打響了武力削藩的戰役，并在最初階段取得了巨大成果：淄青李正己病死后，他的兒子李納被打得大敗，李惟岳被其部將王武俊殺死，只有田悅在魏州負隅頑抗。成德鎮的大將張忠和投降，德宗任命他為成德節度使。但是，德宗在削藩過程中，利用藩鎮打藩鎮，導致了參與朝廷削藩戰役的幽州節度使朱滔等人的不滿。結果，形勢發生逆轉。建中三年（782）底，盧龍節度使朱滔自稱冀王、成德王武俊稱趙王、淄青李納稱齊王、魏博田悅稱魏王，“四鎮”以朱滔為盟主，聯合對抗朝廷。
同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也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不久又稱楚帝），與四鎮勾結反叛。戰火一下從河北蔓延到河南，而且東都告急。建中四年（783）十月，德宗準備調往淮西前線平叛的涇原兵馬途經長安時，因為沒有得到夢寐以求的賞賜，加上供應的飯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士兵發生了嘩變，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涇師之變”。德宗倉皇出逃到奉天（今陜西乾縣），成為唐朝繼玄宗、代宗以后又一位出京避亂的皇帝。涇原兵馬擁立朱滔的兄長、曾擔任涇原軍統帥的朱泚，稱大秦（后改為漢）帝，年號應天。朱泚進圍奉天，前線李晟、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等軍從河北撤軍勤王，德宗的削藩之戰被迫終止。
興元元年（784）正月，德宗痛下“罪己詔”，聲明“朕實不君”，公開承擔了導致天下大亂的責任，表示這都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德宗在詔書中宣布，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人叛亂是因為自己的失誤，所謂“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故而赦免了這些叛亂的藩鎮，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連朱滔也予以寬大，許其投誠效順。從此，開始調整了對藩鎮用兵的政策。王武俊、李納、田悅見到大赦令，取消了王號，上表謝罪。二月，由于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聯絡朱泚反叛，德宗又不得不再次逃往山南西道的梁州（今陜西漢中）避亂。一直到七月，德宗才因為李晟在五月打敗朱泚收復京師而重返長安，結束了顛沛流亡的生活。
貞元元年（785）秋，馬燧收復河中，李懷光兵敗自殺，第二年四月，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投降，德宗就任命陳仙奇為節度使。七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德宗又以吳為節度使留后。
顯然，德宗在遭受削藩的挫折以后，特別是由于引發了“四王二帝”事件與“涇師之變”，他對藩鎮由強硬的武力轉為姑息。據說，德宗在離開京城時，曾打算逃亡成都，說明他在朱泚反叛以后對自己能否重回京師感到絕望，對能否消滅叛亂的藩鎮和長安的朱泚感到前景渺茫。如果不是李晟和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的勸阻，他也許會真的遠逃四川了。德宗一旦遭受挫折立即銳氣大傷的狀況，從他對待藩鎮的態度上可見一斑。德宗對待藩鎮態度的轉變，使登基以來解決藩鎮問題的大好形勢和良好機遇，也轉瞬即逝。藩鎮割據專橫，遂成積重難返。
矛盾之三：對內廷宦官由即位之初的“疏斥”轉而變為后來的委重，以宦官掌握神策禁軍和擔任監軍成為制度
德宗的父親代宗，因為是由宦官擁立，所以對宦官很是優寵，特別是派往各地出使的宦官，任由其公開索賄、大肆搜刮。德宗為皇太子時就很清楚其中的弊端，所以即位伊始，就下決心加以整治。在剛剛即位的當年閏五月，德宗派宦官往淮西給節度使李希烈頒賜旌節。此人回京后，德宗得知，李希烈不僅送了他700匹縑、200斤黃茗，還送了他駿馬和奴婢。德宗大怒，將其杖責六十以后又處以流刑。此事傳出京城，那些奉使出京還沒有回來的，都悄悄地把禮品扔到山谷之中，沒有收到禮品的就再不敢亂來了。不僅如此，在即位的當月，他還將暗懷異圖的宦官劉忠翼賜死。
德宗即位后，總的情況是“疏斥宦官”而親近朝廷官員的。但在遭遇“涇師之變”出逃避難的過程中，德宗逐漸改變了對宦官的態度。原因是他信賴的禁軍將領在叛軍進城時竟然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保衛宮室，而他倉促逃亡時身邊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東宮時的內侍宦官竇文場和霍仙鳴及其所率的百余名宦官。竇文場和霍仙鳴的忠心可依與朝廷武將的難以依靠給德宗以深深的刺激。逃亡避亂，使德宗還進一步思考，皇帝絕對不能沒有自己的近衛親軍，而且這支近衛親軍交付朝廷官員不能使自己放心的時候，由宦官掌領也就和自己親領沒有什么區別了。慢慢地，德宗開始將統領禁軍的事宜交付竇文場和霍仙鳴等人，說明他已經開始改變了即位之初疏斥宦官的態度。興元建于貞元十九年（803）的華嚴寺塔元年（784）十月，也就是德宗重返京師剛三個月，就將神策軍分為左右兩廂，同時以竇文場和霍仙鳴（一開始為另外一個宦官王希遷）為監神策軍左、右廂兵馬使，開啟了宦官分典禁軍的先河。神策軍自德宗重返長安以后，駐扎在京師四周和宮苑之內，成為比羽林軍、龍武軍更加重要的中央禁軍和精銳機動武裝部隊。貞元二年（786），唐德宗將神策軍左右廂擴建為左、右神策軍，竇文場等宦官仍然擔任監軍，稱為“監勾當左、右神策軍”，反映出對宦官的信賴和寵重。到貞元十二年（796）六月，德宗又設立了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分別由竇文場和霍仙鳴擔任，這一職務直接由皇帝授任，成為地位高于神策軍大將軍之上的實際統帥。從此，神策軍的統率權掌握在宦官手中。在貞元十一年（795）五月，德宗還將宦官任各地藩鎮監軍的辦法固定下來，專門為擔任監軍使的宦官置印，不僅提高了監軍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
德宗對宦官態度的轉變，使宦官由刑余之人而口含天憲，成為德宗以后政治中樞當中重要的力量。德宗以后的唐朝皇帝當中，像他的兒子順宗、孫子憲宗以及后來的敬宗、文宗等都是死于宦官之手。史學家往往把宦官專權稱為唐晚期政治腐敗和黑暗的表現之一，這一狀況的最終形成，與德宗對宦官態度的改變有直接的關系。
矛盾之四：由即位初期的節儉和禁止各地進獻轉變為喜歡財物與大肆聚斂
德宗即位之初，就在任命崔佑甫為相的兩天后，詔告天下，停止諸州府、新羅、渤海歲貢鷹鷂。又隔一天，德宗又詔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每年只許進貢一次以供享宗廟，其余的進貢一律停止。幾天后，他連續頒布詔書，宣布廢止南方一些地方每年向宮中進貢奴婢和春酒、銅鏡、麝香等；禁令天下不得進貢珍禽異獸，甚至規定銀器不得加金飾。為了顯示自己的決心，他又下令將文單國（今老撾）所獻32頭舞象，放養到荊山之陽；對那些專門供應皇帝狩獵的五坊鷹犬更是統統一放了之。同時，還裁撤了梨園使及伶官之冗食者300人，需要保留者均歸屬到太常寺。為了顯示皇恩浩蕩，他詔令放出宮女百余人。德宗的改作，的確顯示出新君登臨大寶以后的新氣象。
但是，自從因朱泚事變出逃奉天以后，他似乎意識到錢財的重要性，也開始改變了態度。從這時起，他不僅開始喜歡錢財，而且還主動地要求地向他進貢。此外，德宗還經常派中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門以及地方公開索取，稱為“宣索”。貞元年間擔任宰相的陸贄，因為拒絕所有來京城辦事的官員的禮物，德宗還派人開導他，不要太過清廉，對人家的禮物一律拒絕是不通人情世故，像馬鞭、鞋帽之類的小禮物，收受一點也無關緊要。
從禁止地方額外進貢到大肆聚斂錢財，德宗不僅改變了他的財政政策和用人政策，也給他的治國為君之道帶來了不良名聲。
德宗在位前后施政風格出現的巨大反差和矛盾，一方面說明了這位自幼生于安逸后又飽經亂離的壯年天子的政治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大唐帝國在這一歷史時期的政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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