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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融一方面高才倨傲，自以為“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九州春秋》），另一方面也頗具知人之賢。他寬容好士，有誰當面指出他的缺點，他在背后便要稱道這個人的優點；如果了解別人的才能而未加薦舉，就認為是自己的過失；其余哪怕有一毫之善者，也無不受到他的禮遇。正因為如此，他歷官期間，“薦達賢士，多所獎進”。在北海時，他先后薦舉了彭璆、王修、邴原等人，又表請朝廷為當時著名大儒鄭玄在故里高密特立“鄭公鄉”。孔融做太中大夫時，每日賓客盈門，他感慨地說：“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孔融這種“喜誘益后進”的作風是始終不渝的，晚年任職少府時，還向曹操竭力推薦吳國名士盛孝章。他在《論盛孝章書》中十分同情“困于孫氏”、“孤危愁苦”的老友，慨嘆“海內知識，零落殆盡”。希望曹操能向賢士伸出援助之手，大有“殘年哭知己”之感（謝翱《西臺哭所思》）。建安元年，孔融結識了比自己小二十歲的禰衡。禰衡也是一位嵚崎磊落之士，他恃才剛傲，疾惡如仇，唯獨與同他性格相投的孔融、楊修友善，而孔融也非常賞識禰衡的德才，上書給曹操稱道他“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薦禰衡表》）。但就是這樣一位年輕的很有才華的建安作家，終于因為性格狂傲，不容于當世，而過早地招致了殺身之禍。禰衡的死，無疑是預示了孔融命運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