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又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長素、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別署天游化人，廣東南海人，人稱“康南海”，清光緒年間進士，官授工部主事。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廣東望族，世代為儒，以理學傳家。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會改革家、書法家和學者，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學說，并致力于將儒家學說改造為可以適應現代社會的國教，曾擔任孔教會會長。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學偽經考》（陳千秋、梁啟超協助編纂 ）、《春秋董氏學》、《孔子改制考》、《日本變政考》、《大同書》、《歐洲十一國游記》、《廣藝舟雙楫》等。卒年七十。
康有為最早的教師是他的祖父康贊修。他十九歲時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學者朱次琦為師。康贊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學，因此，康有為在宋明理學的影響下，鄙棄所謂漢學家的煩瑣考據，企圖開辟新的治學道路。學習一段理學之后，他對理學也不贊成了。因為理學“僅言孔子修已之學，不明孔子救世之學。”他二十二歲那年離開朱次琦，一個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讀書，讀了不少經世致用的書，如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開眼界。以后他又閱讀《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這一年是康有為從中學轉為西學的重要開端。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會試，回歸時經過上海，進一步接觸到了資本主義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紹資本主義各國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學的書刊。經過學習，康有為逐步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比中國的封建制度先進。帝國主義的侵略，清朝的腐敗，使年輕的康有為胸中燃起了救國之火；西方的強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學習，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國。
188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當年9月，他上書光緒帝，痛陳祖國的危亡，批判因循守舊，要求變法維新，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條綱領性的主張。1891年，康有為回到廣東，開辦萬木草堂學館，聚徒講學，并為變法運動創造理論。先后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兩部著作，這兩部書都是在尊孔名義下寫成的。前一部書把封建主義者歷來認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經典宣布為偽造的文獻；后一部書把本來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滿懷進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觀念的人。康有為的這些看法，雖都不科學，但他的改革精神卻在知識界產生了強烈的震動和反響，而對封建頑固守舊分子構成了很大的威脅，因而這兩部書被他們視為異端邪說。1894年，康有為開始編《人類公理》一書，這本書經多次修補，后來定名為《大同書》發表。《大同書》描繪了人世間的種種苦難，提出大同社會將是無私產、無階級、人人相親、人人平等的人間樂園。這當然是荒謬的，因為“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
在從容不迫地為戊戌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之后，1895年～1898年，康有為積極地進行了變法實踐。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聽說清政府要與日本訂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極為憤慨。康有為連夜起草了一份一萬四千多字的上皇帝書。各省舉人一千三百多人集會，通過了這個萬言書。5月2日，這份萬言書送交都察院。這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在上書中，康有為從愛國的立場出發，強烈主張“拒和、遷都、變法”，建議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在這次會試中，康有為中了進士，被任命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為又連續給皇帝上了幾次書。光緒皇帝對康有為提出的問題，很受感動。在這些上書中，康有為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變法思想，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幾個方面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政治方面，康有為提出了變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的要求。他指出：“東西國之強，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國會者，君與國民共議一國之政法也”。經濟方面，康有為提出了發展工業，振興商業，保護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主張。文化教育方面，康有為提出了“開民智”、“興學校”、“廢八股”的主張。這幾個方面構成了康有為變法維新的基本綱領。
為了組織和發展維新派力量，1895年8月，康有為在北京組織了強學會。強學會成立之后，每三天舉行一次例會，相互討論“中國自強之學”，批判頑固派的投降賣國。這就惹怒了李鴻章等人，他們下令封閉了這個學會。在這個學會被封閉之前，康有為已感到形勢緊張，于同年11月離京南下在上海組織了強學分會，不久也被封閉。1897年11月，德國出兵占膠州灣，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激烈反對。1898年3月，康有為在北京又組織了保國會。在成立大會上，康有為慷慨陳詞，說：“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康有為的話深深地打動了聽眾的心，保國會員很快發展到數百人。這就引起了頑固派的恐懼和誹謗。有人上書大罵保國會是“名為保國，勢必亂國。”有的人還上書彈劾，準備對康等進行查究。只是光緒皇帝說了“會為保國，豈不甚善”才算作罷。不過從此以后，保國會的活動也就很少了。康有為和他的同事們通過組織學會，宣傳了愛國主義思想，進一步動員了群眾，擴大了變法維新的影響。
改良派還通過發行報刊進行輿論宣傳。1898年強學會成立時，康有為就在北京創辦《中外紀聞》，開始印一千份，后來加印三千份。當時許多官員都能看到，一時在朝廷內外影響甚大。同年，康有為又在上海組織發行了《強學報》。改良派通過報紙，動員力量，擴大了自己的陣地。
康有為通過一系列的政治實踐，在社會上名聲很大。光緒皇帝準備召見康有為。但是，由于頑固大臣從中設置障礙未能成功，光緒皇帝下令說，以后康有為如有奏折，即日呈遞，不得阻攔。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發布《明定國是詔》，宣布實行新政，“變法自強”。五天以后，光緒皇帝正式接見康有為，并賞給六品銜，任“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同時給他以專折奏事的權力。不久，梁啟超、譚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職。這樣康有為和他的同事們總算參與了變法維新的機要。在三個來月的時間里，他們根據皇帝的授意，發布了不少實行新政的詔書，如設立學堂、提倡一定的言論自由、獎勵發明創造、保護和獎勵農工商業、改革財政等。康有為等人以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無事不成，其實，光緒皇帝只不過是個空架子，實權完全掌握在頑固派慈禧太后等人手里。正當康有為等躊躇滿志的時候，頑固派一個反撲，發動“戊戌政變”，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緒皇帝被囚禁，譚嗣同等人被殺，康有為、梁啟超逃往國外。戊戌變法運動，前后不過百天，歷史上又稱“百日維新”。
康有為領導的變法運動固然有其進步意義，但其失敗也帶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為他們害怕群眾甚至敵視群眾。他們主張變法，但卻反對革命。康有為認為“凡君主專制、立憲、民主三法，必當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則必大亂。”他在《進呈法國革命記序》中，把革命描寫得十分殘暴嚇人；“臣讀各國史，至法國革命之際，君民爭禍之劇，未嘗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國，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萬變革三次，君主再復，而綿禍八十年。”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以后還死抱住保皇的主張不放，堅決反對革命，最后成了阻礙歷史前進的絆腳石。
同時在袁世凱提出祭孔的時候，康有為致電黎元洪、段祺瑞，提出祭孔要行跪拜禮，叫囂“中國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為？”
康有為最早的教師是他的祖父康贊修。他十九歲時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學者朱次琦為師。康贊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學，因此，康有為在宋明理學的影響下，鄙棄所謂漢學家的煩瑣考據，企圖開辟新的治學道路。學習一段理學之后，他對理學也不贊成了。因為理學“僅言孔子修已之學，不明孔子救世之學。”他二十二歲那年離開朱次琦，一個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讀書，讀了不少經世致用的書，如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開眼界。以后他又閱讀《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這一年是康有為從中學轉為西學的重要開端。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會試，回歸時經過上海，進一步接觸到了資本主義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紹資本主義各國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學的書刊。經過學習，康有為逐步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比中國的封建制度先進。帝國主義的侵略，清朝的腐敗，使年輕的康有為胸中燃起了救國之火；西方的強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學習，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國。
188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當年9月，他上書光緒帝，痛陳祖國的危亡，批判因循守舊，要求變法維新，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條綱領性的主張。1891年，康有為回到廣東，開辦萬木草堂學館，聚徒講學，并為變法運動創造理論。先后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兩部著作，這兩部書都是在尊孔名義下寫成的。前一部書把封建主義者歷來認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經典宣布為偽造的文獻；后一部書把本來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滿懷進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觀念的人。康有為的這些看法，雖都不科學，但他的改革精神卻在知識界產生了強烈的震動和反響，而對封建頑固守舊分子構成了很大的威脅，因而這兩部書被他們視為異端邪說。1894年，康有為開始編《人類公理》一書，這本書經多次修補，后來定名為《大同書》發表。《大同書》描繪了人世間的種種苦難，提出大同社會將是無私產、無階級、人人相親、人人平等的人間樂園。這當然是荒謬的，因為“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
在從容不迫地為戊戌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之后，1895年～1898年，康有為積極地進行了變法實踐。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聽說清政府要與日本訂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極為憤慨。康有為連夜起草了一份一萬四千多字的上皇帝書。各省舉人一千三百多人集會，通過了這個萬言書。5月2日，這份萬言書送交都察院。這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在上書中，康有為從愛國的立場出發，強烈主張“拒和、遷都、變法”，建議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在這次會試中，康有為中了進士，被任命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為又連續給皇帝上了幾次書。光緒皇帝對康有為提出的問題，很受感動。在這些上書中，康有為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變法思想，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幾個方面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政治方面，康有為提出了變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的要求。他指出：“東西國之強，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國會者，君與國民共議一國之政法也”。經濟方面，康有為提出了發展工業，振興商業，保護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主張。文化教育方面，康有為提出了“開民智”、“興學校”、“廢八股”的主張。這幾個方面構成了康有為變法維新的基本綱領。
為了組織和發展維新派力量，1895年8月，康有為在北京組織了強學會。強學會成立之后，每三天舉行一次例會，相互討論“中國自強之學”，批判頑固派的投降賣國。這就惹怒了李鴻章等人，他們下令封閉了這個學會。在這個學會被封閉之前，康有為已感到形勢緊張，于同年11月離京南下在上海組織了強學分會，不久也被封閉。1897年11月，德國出兵占膠州灣，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激烈反對。1898年3月，康有為在北京又組織了保國會。在成立大會上，康有為慷慨陳詞，說：“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康有為的話深深地打動了聽眾的心，保國會員很快發展到數百人。這就引起了頑固派的恐懼和誹謗。有人上書大罵保國會是“名為保國，勢必亂國。”有的人還上書彈劾，準備對康等進行查究。只是光緒皇帝說了“會為保國，豈不甚善”才算作罷。不過從此以后，保國會的活動也就很少了。康有為和他的同事們通過組織學會，宣傳了愛國主義思想，進一步動員了群眾，擴大了變法維新的影響。
改良派還通過發行報刊進行輿論宣傳。1898年強學會成立時，康有為就在北京創辦《中外紀聞》，開始印一千份，后來加印三千份。當時許多官員都能看到，一時在朝廷內外影響甚大。同年，康有為又在上海組織發行了《強學報》。改良派通過報紙，動員力量，擴大了自己的陣地。
康有為通過一系列的政治實踐，在社會上名聲很大。光緒皇帝準備召見康有為。但是，由于頑固大臣從中設置障礙未能成功，光緒皇帝下令說，以后康有為如有奏折，即日呈遞，不得阻攔。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發布《明定國是詔》，宣布實行新政，“變法自強”。五天以后，光緒皇帝正式接見康有為，并賞給六品銜，任“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同時給他以專折奏事的權力。不久，梁啟超、譚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職。這樣康有為和他的同事們總算參與了變法維新的機要。在三個來月的時間里，他們根據皇帝的授意，發布了不少實行新政的詔書，如設立學堂、提倡一定的言論自由、獎勵發明創造、保護和獎勵農工商業、改革財政等。康有為等人以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無事不成，其實，光緒皇帝只不過是個空架子，實權完全掌握在頑固派慈禧太后等人手里。正當康有為等躊躇滿志的時候，頑固派一個反撲，發動“戊戌政變”，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緒皇帝被囚禁，譚嗣同等人被殺，康有為、梁啟超逃往國外。戊戌變法運動，前后不過百天，歷史上又稱“百日維新”。
康有為領導的變法運動固然有其進步意義，但其失敗也帶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為他們害怕群眾甚至敵視群眾。他們主張變法，但卻反對革命。康有為認為“凡君主專制、立憲、民主三法，必當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則必大亂。”他在《進呈法國革命記序》中，把革命描寫得十分殘暴嚇人；“臣讀各國史，至法國革命之際，君民爭禍之劇，未嘗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國，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萬變革三次，君主再復，而綿禍八十年。”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以后還死抱住保皇的主張不放，堅決反對革命，最后成了阻礙歷史前進的絆腳石。
同時在袁世凱提出祭孔的時候，康有為致電黎元洪、段祺瑞，提出祭孔要行跪拜禮，叫囂“中國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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