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的書法成就主要表現于其行書和草書中。我們分別就其行書和草書來探討其藝術風格形成之淵源。
先說行書
宋代近接盛唐，書家很難不受唐代書風影響。但宋代書家更注重內在精神情趣的訴求，因而和案頭文牘融而為一的行書手札便成為一個時代書風發展的主流形式。“宋四家”和其他宋代書家的成就無不首先表現在行書上。而且在一大批古文運動領袖的筆墨實踐中，自然不會為近時書風所束縛籠罩。自晉代以后，特別是經唐李世民力推王羲之為“盡善盡美”之后，作行書者莫不以“二王”為標準。黃庭堅最早是學時人周越的。大凡學書，學時人容易上手，但同時易流于俗氣。隨著眼寬識高，黃庭堅很快便轉學于“二王”甚至說是《蘭亭》。他有一首贊頌楊凝式的詩可以說明他對《蘭亭序》習練體會之深：“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欄。”這其中不能沒有其對羲之書法忽有深悟的感慨自道。
在筆者看來，黃在上溯晉唐、學習前人經典書法時，對其影響最大的，莫過于蘇軾，甚至可以說黃庭堅的手札小行書在很大程度上是學蘇軾的。黃庭堅作為游于蘇門的四學上之一，不能不受蘇軾書風的影響。在黃氏書論中，評東坡書頗多，且多為推崇備至者。蘇東坡不僅是黃庭堅文學上的老師和提攜者，而且也是其書法的學榜樣。在山谷題跋中，即反映出黃庭堅從蘇軾處學習書法的一些消息，如“予與東坡俱學顏平原。然予手拙，終不近業”，又如“東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銘草。余嘗評東坡善書乃其天性。往嘗于東坡見手澤二囊，中有似柳公權、褚遂良者數紙，絕勝平時所作徐浩體字。又嘗為余臨一卷魯公帖，凡二十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能到”。黃庭堅與蘇軾相差八歲。，二人交誼師友之間。從黃庭堅流傳至今的行幫手札墨跡看，其撇捺開張、字形扁闊、字勢向右上揚等，都明顯表現出蘇軾書法的特征，甚至有些夸張強調，唯嫌生澀，未有蘇書圃熟也。而黃庭堅以禪悟書當與蘇軾互為影響。如蘇軾《禱雨帖》，筆意極似山谷，特別是其末尾數字，從容嫻雅，行筆松緩，幾若山谷代筆。
至于黃庭堅的行楷大字，則又另當別論。山谷行楷大字書風的形成當為其于京口見斷崖《瘞鶴銘》之后并不斷師法孳乳而自成家法的。山谷師《瘞鶴銘》有一個誤會，即他把《瘞鶴銘》看做右軍所書，且深信不疑，故而傾力揣摩師西習。不過也算是歪打正著，這倒促進了黃庭堅長槍大戟、綿勁遲澀書風的形成。從客觀上看，黃庭堅與蘇東坡是中國書法史上早于清代八百年超越唐代書風的籠罩而遠溯先唐碑版或者說進行碑帖結合的書家。對于蘇軾書風形成的淵源，只要我們把其代表作《寒食詩帖》與洛陽《龍門二十品》做一比較，即可得出明確答案。黃庭堅則明確標榜師法《瘞鶴銘》。
再說草書
黃庭堅曾有一段學習草書的概括性自白：“余學草書三十余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字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后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墨跡，乃窺筆法之妙；于燹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乃覺少進，喜之所得，輒得用筆。”由黃此自道可知，其學草首先是學時人周越的。周越的書法我們現在難以得見，不過從一些文獻記載中還是可以想見其大概規模的。蘇軾以周越書為“險劣”，米芾則評周越書為“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黃后來在一則論書語中道出了其書法及書學思想成熟后對周越書法的看法：“王著臨《蘭亭》、《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文》，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巾有書數干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兩臺、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力也。”
無疑，山谷對草書筆法的深刻認識和掌握，當是“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墨跡，乃窺筆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軒詩》中寫道：“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可，不知蝌蚪、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唯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黃庭堅草書獨自面日的成熟還得益于其書外功的參悟。除其上述“于燹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乃覺少進，喜之所得，輒得用筆”外，他還有一段自道可說明因緣：“余寓居開元寺夕怡思堂．坐見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而通神人妙。余不飲酒，忽五十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張旭、懷素作草皆以醉酒進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狀態，縱籠揮灑，往往變幻莫測、出神人化。黃庭堅不飲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筆。然其參禪妙悟，雖多理性使筆，也能大開大合，聚散收放，進入揮灑之境。而其用筆，相形之下更顯從容嫻雅，雖縱橫跌宕，亦能行處皆留，留處皆行。山谷所作《諸上座帖》等佛家經語諸草書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黃庭堅開創出了中國草書的又一新境。
先說行書
宋代近接盛唐，書家很難不受唐代書風影響。但宋代書家更注重內在精神情趣的訴求，因而和案頭文牘融而為一的行書手札便成為一個時代書風發展的主流形式。“宋四家”和其他宋代書家的成就無不首先表現在行書上。而且在一大批古文運動領袖的筆墨實踐中，自然不會為近時書風所束縛籠罩。自晉代以后，特別是經唐李世民力推王羲之為“盡善盡美”之后，作行書者莫不以“二王”為標準。黃庭堅最早是學時人周越的。大凡學書，學時人容易上手，但同時易流于俗氣。隨著眼寬識高，黃庭堅很快便轉學于“二王”甚至說是《蘭亭》。他有一首贊頌楊凝式的詩可以說明他對《蘭亭序》習練體會之深：“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欄。”這其中不能沒有其對羲之書法忽有深悟的感慨自道。
在筆者看來，黃在上溯晉唐、學習前人經典書法時，對其影響最大的，莫過于蘇軾，甚至可以說黃庭堅的手札小行書在很大程度上是學蘇軾的。黃庭堅作為游于蘇門的四學上之一，不能不受蘇軾書風的影響。在黃氏書論中，評東坡書頗多，且多為推崇備至者。蘇東坡不僅是黃庭堅文學上的老師和提攜者，而且也是其書法的學榜樣。在山谷題跋中，即反映出黃庭堅從蘇軾處學習書法的一些消息，如“予與東坡俱學顏平原。然予手拙，終不近業”，又如“東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銘草。余嘗評東坡善書乃其天性。往嘗于東坡見手澤二囊，中有似柳公權、褚遂良者數紙，絕勝平時所作徐浩體字。又嘗為余臨一卷魯公帖，凡二十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能到”。黃庭堅與蘇軾相差八歲。，二人交誼師友之間。從黃庭堅流傳至今的行幫手札墨跡看，其撇捺開張、字形扁闊、字勢向右上揚等，都明顯表現出蘇軾書法的特征，甚至有些夸張強調，唯嫌生澀，未有蘇書圃熟也。而黃庭堅以禪悟書當與蘇軾互為影響。如蘇軾《禱雨帖》，筆意極似山谷，特別是其末尾數字，從容嫻雅，行筆松緩，幾若山谷代筆。
至于黃庭堅的行楷大字，則又另當別論。山谷行楷大字書風的形成當為其于京口見斷崖《瘞鶴銘》之后并不斷師法孳乳而自成家法的。山谷師《瘞鶴銘》有一個誤會，即他把《瘞鶴銘》看做右軍所書，且深信不疑，故而傾力揣摩師西習。不過也算是歪打正著，這倒促進了黃庭堅長槍大戟、綿勁遲澀書風的形成。從客觀上看，黃庭堅與蘇東坡是中國書法史上早于清代八百年超越唐代書風的籠罩而遠溯先唐碑版或者說進行碑帖結合的書家。對于蘇軾書風形成的淵源，只要我們把其代表作《寒食詩帖》與洛陽《龍門二十品》做一比較，即可得出明確答案。黃庭堅則明確標榜師法《瘞鶴銘》。
再說草書
黃庭堅曾有一段學習草書的概括性自白：“余學草書三十余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字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后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墨跡，乃窺筆法之妙；于燹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乃覺少進，喜之所得，輒得用筆。”由黃此自道可知，其學草首先是學時人周越的。周越的書法我們現在難以得見，不過從一些文獻記載中還是可以想見其大概規模的。蘇軾以周越書為“險劣”，米芾則評周越書為“氣勢雄健而鋒刃交加”。黃后來在一則論書語中道出了其書法及書學思想成熟后對周越書法的看法：“王著臨《蘭亭》、《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文》，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巾有書數干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兩臺、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力也。”
無疑，山谷對草書筆法的深刻認識和掌握，當是“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墨跡，乃窺筆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軒詩》中寫道：“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為草書可，不知蝌蚪、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唯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黃庭堅草書獨自面日的成熟還得益于其書外功的參悟。除其上述“于燹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乃覺少進，喜之所得，輒得用筆”外，他還有一段自道可說明因緣：“余寓居開元寺夕怡思堂．坐見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而通神人妙。余不飲酒，忽五十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張旭、懷素作草皆以醉酒進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狀態，縱籠揮灑，往往變幻莫測、出神人化。黃庭堅不飲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筆。然其參禪妙悟，雖多理性使筆，也能大開大合，聚散收放，進入揮灑之境。而其用筆，相形之下更顯從容嫻雅，雖縱橫跌宕，亦能行處皆留，留處皆行。山谷所作《諸上座帖》等佛家經語諸草書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黃庭堅開創出了中國草書的又一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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