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 (1045－1105)，朝代：北宋，字魯直，自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又稱黃豫章，[1]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縣）人。北宋詩人、詞人、書法家，為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開山之祖。英宗治平四年(1067)進士。歷官葉縣尉、北京國子監教授、校書郎、著作佐郎、秘書丞、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等。哲宗立，召為校書郎、《神宗實錄》 檢討官。后擢起居舍人。紹圣初，新黨謂其修史“多誣”，貶涪州（今重慶涪陵）別駕，旋遷戎州（今四川宜賓），安置黔州等地。徽宗初，羈管宜州卒。宋英宗治平四年進士，紹圣初以校書郎坐修《神宗實錄》失實被貶職，后來新黨執政，屢遭貶，死于宜州（今廣西宜山）貶所。
擅文章、詩詞，尤工書法。詩風奇崛瘦硬，力擯輕俗之習，開一代風氣。早年受知于蘇軾，與張耒、晁補之、 秦觀并稱“蘇門四學士”。詩與蘇軾并稱“蘇黃”，有《豫章黃先生文集》。詞與秦觀齊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龍榆生《豫章黃先生詞》。詞風流宕豪邁，較接近蘇軾，為“江西詩派”之祖。晁補之云：“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 是當行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見《詩人玉屑》）另有不少俚詞，不免褻諢。有《山谷詞》又名《山谷琴趣外篇》。主要墨跡有《松風閣詩》、《華嚴疏》、《經伏波神祠》、《諸上座》、《李白憶舊游詩》、《苦筍賦》等。書論有《論近進書》、《論書》、《清河書畫舫》、《式古堂書畫匯考》著錄。黃庭堅是“蘇門四學士”之一，詩風奇崛瘦硬，力擯輕俗之習。開一代風氣，為江西詩派的開山鼻祖。書法精妙，與蘇、米、蔡并稱“宋四家”。詞與秦觀齊名，藝術成就不如秦觀。晚年近蘇軾，詞風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時有高妙。
北宋元符元年，居戎州時，仿王羲之《蘭亭集序》中“曲水流觴”意境，于今宜賓市郊北鑿石飲水為池，曰“流杯池”。
文學成就 同他的前輩一樣，黃庭堅對西昆體也是猛烈攻擊的。西昆詩人講究聲律、對偶、辭藻，為了在藝術上擺脫西昆詩人的影響，從歐陽修、梅堯臣開始就企圖在立意、用事、琢句、謀篇等方面作些新的探索。到北宋中葉以后，這百年以上的承平局面和新舊黨爭的風險，即使許多詩人愈來愈脫離現實；當時大量書籍的刊行，封建文化的高漲，又使他們不滿足于尋常典故的運用，而務求爭新出奇(注：歐陽修與梅堯臣書，不滿意當時人作白兔詩“皆以嫦娥月宮為說”，蘇軾《聚星堂雪》詩“禁體物語”，皆見當時詩人爭新出奇的風氣，到黃庭堅更變本加厲。)。這樣，他們雖努力在詩法上向杜甫、韓愈以來的詩人學習，卻未能更好地繼承杜甫、白居易以來詩家的現實主義精神。他們擺脫了西昆體的形式主義，又走上了新的形式主義道路。這就是從北宋后期逐漸形成的江西詩派。這一派詩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只因黃庭堅在這派詩人里影響特別大，所以有此稱呼。 《苕溪漁隱叢話》曾稱引黃庭堅的詩說：“隨人作計終后人。”又說：“文章最忌隨人后。”可見他在文學創作上是有開辟道路的雄心的。然而他的社會接觸面較之前輩詩人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都遠為狹小，長期的書齋生活與脫離現實的創作傾向使他只能選擇一條在書本知識與寫作技巧上爭勝的創作道路。他說：“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又說：“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后人讀書少，胡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答洪駒父書》)可以看出他的這種傾向。那么怎樣取古人陳言點鐵成金呢?就是根據前人的詩意，加以變化形容，企圖推陳出新。他稱這種作法是“脫胎換骨”，是“以俗為雅，以故為新”，是“以腐朽為神奇”。比如王褒《僮約》以“離離若緣坡之竹”形容那髯奴的胡須。黃庭堅《次韻王炳之惠玉版紙》詩
擅文章、詩詞，尤工書法。詩風奇崛瘦硬，力擯輕俗之習，開一代風氣。早年受知于蘇軾，與張耒、晁補之、 秦觀并稱“蘇門四學士”。詩與蘇軾并稱“蘇黃”，有《豫章黃先生文集》。詞與秦觀齊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龍榆生《豫章黃先生詞》。詞風流宕豪邁，較接近蘇軾，為“江西詩派”之祖。晁補之云：“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 是當行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見《詩人玉屑》）另有不少俚詞，不免褻諢。有《山谷詞》又名《山谷琴趣外篇》。主要墨跡有《松風閣詩》、《華嚴疏》、《經伏波神祠》、《諸上座》、《李白憶舊游詩》、《苦筍賦》等。書論有《論近進書》、《論書》、《清河書畫舫》、《式古堂書畫匯考》著錄。黃庭堅是“蘇門四學士”之一，詩風奇崛瘦硬，力擯輕俗之習。開一代風氣，為江西詩派的開山鼻祖。書法精妙，與蘇、米、蔡并稱“宋四家”。詞與秦觀齊名，藝術成就不如秦觀。晚年近蘇軾，詞風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時有高妙。
北宋元符元年，居戎州時，仿王羲之《蘭亭集序》中“曲水流觴”意境，于今宜賓市郊北鑿石飲水為池，曰“流杯池”。
文學成就 同他的前輩一樣，黃庭堅對西昆體也是猛烈攻擊的。西昆詩人講究聲律、對偶、辭藻，為了在藝術上擺脫西昆詩人的影響，從歐陽修、梅堯臣開始就企圖在立意、用事、琢句、謀篇等方面作些新的探索。到北宋中葉以后，這百年以上的承平局面和新舊黨爭的風險，即使許多詩人愈來愈脫離現實；當時大量書籍的刊行，封建文化的高漲，又使他們不滿足于尋常典故的運用，而務求爭新出奇(注：歐陽修與梅堯臣書，不滿意當時人作白兔詩“皆以嫦娥月宮為說”，蘇軾《聚星堂雪》詩“禁體物語”，皆見當時詩人爭新出奇的風氣，到黃庭堅更變本加厲。)。這樣，他們雖努力在詩法上向杜甫、韓愈以來的詩人學習，卻未能更好地繼承杜甫、白居易以來詩家的現實主義精神。他們擺脫了西昆體的形式主義，又走上了新的形式主義道路。這就是從北宋后期逐漸形成的江西詩派。這一派詩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只因黃庭堅在這派詩人里影響特別大，所以有此稱呼。 《苕溪漁隱叢話》曾稱引黃庭堅的詩說：“隨人作計終后人。”又說：“文章最忌隨人后。”可見他在文學創作上是有開辟道路的雄心的。然而他的社會接觸面較之前輩詩人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都遠為狹小，長期的書齋生活與脫離現實的創作傾向使他只能選擇一條在書本知識與寫作技巧上爭勝的創作道路。他說：“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又說：“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后人讀書少，胡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答洪駒父書》)可以看出他的這種傾向。那么怎樣取古人陳言點鐵成金呢?就是根據前人的詩意，加以變化形容，企圖推陳出新。他稱這種作法是“脫胎換骨”，是“以俗為雅，以故為新”，是“以腐朽為神奇”。比如王褒《僮約》以“離離若緣坡之竹”形容那髯奴的胡須。黃庭堅《次韻王炳之惠玉版紙》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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