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景明性耿介，鄙榮利，對當時政治黑暗不滿。在《玄明宮行》等詩中諷刺了皇室的奢欲和劉瑾的用權;在《盤江行》等詩中揭露了官軍屠掠人民的罪行;在《興隆祀丁曲》、 《羅女曲》、 《平壩城南村》、《偏橋行》等詩中，描繪了他行經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情風物。這些詩都具有一定的人民性。
何景明是明代著名的“前七子”之一，在“七子”中，他的地位僅次于李夢陽，“天下語詩文，必并稱何、李”(《明史·何景明傳》)。他也主張文宗秦、漢，古詩宗漢、魏，近體詩宗盛唐。他在《述歸賦》中披露自己的文學思想是“于古人之文，務得其宏偉之觀，超曠之趣”;“不墜古人之余烈”。這在打擊明代前期盛行的臺閣體詩文及八股文上，有一定積極作用。正德年間，他這種主張產生頗大影響，“四方學士感愿知先生，車馬填門巷”(《何大復先生年譜》)。但他的復古主張單純從形式上著眼，并未注重繼承古代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使文學創作走上錯誤傾向。因此，他的大多數作品思想平庸，藝術上缺乏特色。
何景明謙恭好學，從不以才凌人。19歲中進士后，在京與李夢陽等人合力倡導改革文風，以"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相號召，反對臺閣體，天下文士翕然從風，遂成為明代文壇"前七子"(其他6人：李夢陽、徐楨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四大家"(其他三人：李夢陽、徐楨卿、邊貢)的首領，并成為"后七子"的開山人物。傳世著作有《大復集》38卷，《雍大記》30卷，《大復集》二卷，《何景明詩集》26卷及《何子雜言》、《學約》等十多種。在明代詩歌集的《明詩別裁》中就選了何氏的48首，為全集之冠。400多年來，《大復集》翻刻版本就有二十多種。河南巡撫蔡汝楠曾為他在汝南天中山下立祠并親撰碑文。開封禹王臺五賢祠即專為何景明、李白、杜甫、高適、李夢陽而立。何景明著作多收入《四庫全書》，而《四庫全書》又被翻譯成許多外國文字，因而，何景明在國外也有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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