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
韓熙，其祖先在先秦時期居于南陽，即今河南濟源縣、淇縣之間，春秋時屬于晉國。晉末為避戰亂，遷居到昌黎（今遼寧義縣）。昌黎韓氏在唐代曾出了一個著名人物，即著名大詩人韓愈，遂使昌黎韓氏聲名遠播，也使許多韓姓之人都以出自昌黎為榮，加之韓熙載與韓愈很可能出自同一遠祖，于是后人好事者，便稱其為昌黎人了。
至少在唐朝后期，韓熙載家已經遷到了北海。其曾祖父韓鈞，擔任過太常卿；祖父韓殷，任侍御史；父韓光嗣，任秘書少監、平盧觀察支使。不過韓熙載的曾祖、祖父似乎沒有多大的作為，在歷史上也沒有留下什么記載。他的父親韓光嗣雖然也沒有多少作為，卻被卷進了一場兵變，并且導致了韓熙載不得不南遷江南，以避禍亂。
韓熙載的家當時在五代的后唐統治之下。后唐莊宗同光四年（926年），鄴都發生兵變，后唐莊宗命宿將李嗣源率大軍征討，不料李嗣源的軍隊也發生兵變，與鄴都亂兵聯合，擁立李嗣源為主。
李嗣源即皇帝位，即后唐明宗。唐明宗任命王公儼為登州刺史，另行任命天平節度使霍彥威為平盧節度使。王公儼借口將士挽留，拒不前往登州上任。霍彥威率大軍進屯淄州，準備進攻青州，王公儼自知不敵，心中畏懼，才勉強前往登州。這年七月，霍彥威進駐青州，并派兵追趕王公儼，將他殺死。參與此事的其他將士也同時被斬，其中包括韓熙載的父親韓光嗣。
韓熙載自幼勤學苦讀，后又隱居于中岳嵩山讀書，大約二十歲時游學于洛陽，并且參加了科舉考試，一舉考中進士，此時其年齡大約在二十二歲至二十四歲之間。韓熙載在后唐同光年間考中進士后是否擔任過官職，史書沒有記載，不得而知。不久就發生了其父被殺的事件，并且誅連到整個家族，迫使韓熙載不得不逃離中原。
韓熙載偽裝成商賈，經正陽渡過淮河，逃入吳國境內。韓熙載之所以選擇這條路線，是因為他的好朋友李谷是汝陰人，潁州的治所就在汝陰（今安徽阜陽），而淮水的重要渡口正陽鎮就在潁州潁上縣境內的淮河岸邊的潁水入淮處，其對岸便是吳國疆土，交通十分便捷。
關于韓熙載與李谷之間還有一段佳話廣泛流傳。據說韓熙載與李谷在正陽分手時，兩人舉杯痛飲。韓熙載對李谷說，吳如果用我為宰相，我必將長驅以定中原。李谷笑著回答說，中原如果用我為相，我取吳國如同探囊取物。也有人說這些話是他們后來在書信來往時說的。后來周世宗果然用李谷為相，采用其謀奪取了南唐的淮南之地；而韓熙載在南唐，卻無所作為。
坎坷宦途在南唐
吳睿帝順義六年（926年）七月，韓熙載長途跋涉，終于到達了吳國的都城廣陵（今江蘇揚州）。為了獲得吳國的接納，他首先向吳睿帝楊溥上了一個《行止狀》，類似于投名狀，即介紹自己的籍貫、出身、投吳原因以及平生志愿等情況，使對方對自己有一個初步的了解。這篇《行止狀》至今尚存，《江表志》一書全文收錄，后清人又收入《全唐文》之中，寫得文采斐然，氣勢恢宏。雖然是請求對方能夠接納自己的行狀，卻絲毫沒有露出乞求之意，反而顯得氣勢如虹，暢述平生之志。
文章開頭用簡短的文字介紹自己的籍貫、出身，然后筆鋒一轉，便說“某聞釣巨鰲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故有經邦治亂之才，可以踐股肱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成績，救萬姓之焦熬；失之則遁世藏名，臥一山之蒼翠”。意在說明帝王選賢用能的重要性，然后便開始介紹自己的才學，“某爰思幼稚，便異諸童。竹馬蒿弓，固罔親于好弄；杏壇槐里，寧不倦于修身。但勵志以為文，每棲身而學武。得麟經于泗水，寧怪異圖；授豹略于邳垠，方酣勇戰”。說自己從幼年便不同于其他兒童，不貪玩耍，勵志讀書習武，胸藏文韜武略，“爭雄筆陣，決勝詞鋒”。還說自己能“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場中勁敵，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鴻儒，遙望而盡摧堅壘。橫行四海，高步出群。”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韓熙載在青年時確有傲視天下之才，胸懷遠大的抱負，然而卻也極易招致非議，被視為狂妄不羈之徒。
當時在吳國掌握實際大權的是徐知誥，也就是后來的南唐烈祖李昪，韓熙載想要得到重用，必須要首先得到他的賞識。陸游《南唐書·韓熙載傳》說韓熙載“年少，放蕩不守名檢”，徐鉉所撰的《韓熙載墓志銘》說他“以俊邁之氣，高視名流，既絳灌之徒弗容，亦季孟之間不處”。當時中原之士南遷的很多，大都得到擢用，惟獨韓熙載沒有被重用，先后充任滁、和、常三州從事，可能跟他給人留下的這種印象有關。好在韓熙載并不以為意，怡然自得，正好游山玩水，吟風弄月。
十年以后，到了升元元年（937年），李昪完成了禪代，正式建國稱帝，才把韓熙載從外州召回南唐的都城金陵，授他秘書郎之職，掌太子東宮文翰。秘書郎，從六品上，其本職工作是掌管國家圖籍的課寫之事，但韓熙載卻被派到太子東宮，可見李昪對他仍然心懷疑慮。從李昪對韓熙載所說的一番話中，也可以看出這個意思，他說：“卿雖然早登科場，但卻未經世事，所以命你任職于州縣，今日重用卿，希望能善自修飭，輔佐我兒。”
不過韓熙載卻不這樣認為，后來在李璟即位后，他曾對人說：“先帝知我而不重用，只是因為我是幕客之后。”韓熙載的父親是觀察支使，屬于幕職官系列。韓熙載的言下之意是說因為自己門第不高，所以才不能得到李昪的重用，可見他并沒有認識到其不被重用的真正原因。李昪本人就出身于社會下層，如何會以門第高低取人？他重用的宋齊丘等許多人，均屬于門第不高的庶族家庭，怎么會獨獨對韓熙載另持一套標準？李昪生活簡樸，處事謹慎，不喜張揚，而韓熙載卻恰恰相反，性格孤傲，不拘小節，自然難以獲得李昪的賞識。可見無論多聰明的人，認識別人容易，真正了解自己反倒很難。
正因為如此，韓熙載對自己的此次升職，并沒有心存感激，也不上表稱謝。他每日在東宮與太子李璟談天說地，論文作詩，日子過得倒也安逸。韓熙載在東宮一待就是七年，與太子的長期相處，使李璟對韓熙載的才學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這對韓熙載來說，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保大元年（943年），先主李昪駕崩，太子李璟即位。因為韓熙載是東宮舊僚，所以李璟即位之始，就任命他為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賜緋。員外郎雖然仍是六品的官職，但畢竟是尚書省郎官，在唐五代屬于清選之官，升遷的前途較好；唐五代時規定，五品以上官員才能穿緋（紅）袍，韓熙載是六品的官員，按規定不能服緋，所以李璟特意賜緋，這樣他就可以與五品官一樣穿緋袍了。又因為先主新喪、新帝即位，禮儀繁多，所以李璟又給韓熙載加了太常博士之職。這個官職掌五禮，擬謚號，是國家在禮儀方面的學術權威，可見李璟對韓熙載之器重程度。在此之前，韓熙載除了談論詩文外，從不過問政事，出于報答李璟的緣故，此時的韓熙載無所隱晦，盡展平生之學，凡應當施行的大事，他都以積極的姿態參預其中。
按照中國古代禮制，凡皇帝死后，都必須給其擬定一個廟號。南唐以唐朝皇室的后裔自居，于是有人認為李昪在唐昭宗之后，其廟號應稱“宗”，韓熙載與司門郎中蕭儼、給事中江文蔚等，均認為李昪乃是中興之君，應當稱為“祖”，于是遂確定李昪廟號為“烈祖”。在這件事上韓熙載的作為甚得中主李璟的歡心。但是韓熙載并不是善于逢迎的人，所以不可能事事都使李璟滿意。
李璟即位之初，便改升元年號為保大。韓熙載認為按照禮制，新帝即位的次年，才可以改元，還說什么“逾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何以訓人？”李璟以詔書已頒，不便改動為由，拒絕了韓熙載的建議。雖然韓熙載此舉沒有得到李璟的贊同，但由于李璟是一個寬厚的人，并不影響他對韓熙載的信任。在這個期間，韓熙載對吉兇儀禮不當者十數事，一一進行了糾正，盡到了太常博士的職責。對于韓熙載的這些表現，李璟看在眼里，遂令韓熙載以本官權知制誥，對他委以更重的職責。
按照唐五代時期的制度，置中書舍人六員，以其中一員掌管起草詔敕的工作，稱為知制誥；如果以其他官員掌管這項工作，則稱兼知制誥，或權知制誥。韓熙載能任此職，除了表明中主李璟對他的信任外，同時也極大地加重了他的權力。韓熙載所起草的詔誥，文字典雅，有元和之風，甚得輿論的好評。韓熙載畢竟是書生，一旦得到重用，惟知盡心為國，全然不知如何保護自己。他任知制誥以來，感中主知遇之恩，對于朝中大事，或駁正失禮之處，或指摘批評弊端，章疏連連不斷，引起朝中權要的極大忌恨與不滿，尤其是宋齊丘、馮延巳的不滿，從而使其日后的仕途充滿了坎坷與艱辛。
保大四年（946年）八月，樞密使陳覺擅自調發汀、建、撫、信等州軍隊進攻福州，中主李璟惟恐有失，命王崇文、魏岑、馮延魯等率軍共同攻取福州。次年三月，由于諸將爭功，加上吳越軍隊的增援，南唐軍隊大敗，損失慘重。四月，李璟下詔誅殺陳覺、馮延魯等人，宋齊丘、馮延巳等從中斡旋，竟然免死，將陳覺流放蘄州，馮延魯流放舒州。御史中丞江文蔚上表彈劾宰相馮延巳、魏岑慫恿進攻福州，應該治罪，結果反被貶為江州司士參軍。在這場戰爭中，南唐元老宋齊丘與馮延巳大肆鼓吹開疆拓土，對發動這場戰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于是韓熙載又與徐鉉上表糾彈宋、馮二人與陳覺、魏岑等結為朋黨，禍亂國事，并請求誅殺陳覺、馮延魯等人，以正國法。李璟不得已貶馮延巳為太子少傅、魏岑為太子洗馬，但是不久魏岑就官復原職，而馮延巳卻被任命為昭武軍節度使。
宋齊丘與馮延巳等人本來就對韓熙載不滿，韓熙載此舉更加深了他們的忌恨。數日后，由宋齊丘親自出面誣告韓熙載嗜酒猖狂，其實韓熙載并不善飲酒。因為此時宋齊丘黨的勢力甚大，李璟不得已，只好將韓熙載貶為和州司士參軍，不久又調任宣州節度推官。
在外州數年后，他才得以調回金陵重任虞部員外郎，等于轉了一個大大的圓圈，又回到了最初所任的官職。后來從員外郎逐漸升任虞部郎中、史館修撰。因為韓熙載畢竟是中主李璟當太子時的舊僚，且頗有才華，于是李璟又給他賜紫，即可以穿三品以上官員才能穿的紫色袍服。按照唐制，六部侍郎、中書、門下侍郎等未達到三品的重要官員，如有必要，才可賜紫，而韓熙載僅僅是五品的郎中，便能得到賜紫，說明李璟對他仍然是信任的，同時也為進一步的提升做好了鋪墊。果然不久，韓熙載又被提升為中書舍人、戶部侍郎。
自保大十三年（955年）以來，后周大軍進攻淮南，連敗南唐軍隊，中主李璟數次遣使求和，皆不能如愿。次年，李璟命其弟齊王李景達為諸道兵馬元帥，以陳覺為監軍使，率大軍抵御周軍。韓熙載素知陳覺志大才疏，忌賢妒能，前番統兵攻取福州，損兵折將，致使南唐國力遭到很大的削弱，所以上疏堅決反對。他說：“親莫過親王，重莫過元帥，何必再任命監軍使！”由于先主李昪在世時，曾一度有意立李景達為太子，此事雖然未能實施，但畢竟在李璟心中已形成了陰影，把兵權交給李景達并不完全放心，所以才派陳覺進行牽制。在這種情況下，韓熙載的勸諫自然不會被采納，然李璟的固執己見，卻為南唐軍事的慘敗埋下了很大的隱患。
這一時期南唐軍隊雖然屢敗，但由于后周軍隊軍紀敗壞，所到之處，燒殺搶掠，激起了淮南人民的反抗，他們自動拿起武器，四處襲擊周軍；加之周世宗一度返回汴梁，南唐失去的州縣又有不少相繼被收復。南唐的壽州守將劉仁贍出兵攻擊圍城的周軍得手，殺傷數萬，焚毀其器械無數。在形勢有利的情況下，劉仁贍派人至李景達駐扎的濠州，請求派大將邊鎬來守壽州，自己乘勝率軍出城與周軍決戰。由于陳覺的干擾，劉仁贍的請求沒有被批準，劉仁贍憤郁得疾。這時各地周軍紛紛撤退，準備集中兵力攻取壽州，南唐諸將請求乘機據險邀擊周軍，而朝中權要擔心事態擴大，不許行動，致使周軍安然退至正陽，使壽州之圍更加難以解救。李景達雖為元帥，卻處處受到陳覺的牽制，軍政大權實際控制在陳覺手中，而陳覺擁兵五萬，無意決戰，將吏畏其權勢，無人敢言。正在雙方相持不下之時，卻發生了南唐大將朱元臨陣叛變降敵的事件，致使局面不可收拾。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朱元奉命擔任淮南西北面應接都監，他連下舒、和二州，駐軍紫金山。朱元善撫士卒，與之同甘苦，每戰誓眾，慷慨陳詞，流涕被面，士卒皆有效死之意。陳覺與朱元不和，密奏朱元不可信，不可付以兵權，中主李璟于是命楊守忠前往代替朱元統軍。楊守忠到前線后，陳覺以李景達的名義，召朱元至濠州議事，謀奪其兵權。朱元聞知，悲憤欲自殺，其門客勸他投降后周，朱元遂率本部萬馀人歸降了后周。朱元的投降引起南唐諸軍崩潰，紛紛沿淮河東逃，被事先埋伏的周軍截擊，死傷及投降的達四萬馀眾，拋棄的船艦器械不計其數。李景達、陳覺狼狽逃回金陵，大將邊鎬、許文稹、楊守忠被俘。壽州援兵斷絕，守將劉仁贍憂憤而死，壽州失守。其馀各州守將紛紛棄城而逃，后周戰艦直入長江，布列江面。南唐徹底戰敗，只好割讓淮南十四州給后周，并稱臣納貢。
中主李璟不聽韓熙載的勸諫，終于釀成戰敗的大禍。從此南唐積貧積弱，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為了躲避中原王朝的威脅，李璟被迫遷都洪州（今江西南昌），郁郁寡歡，終于一病而亡。
后主李煜即位后，任命韓熙載為吏部侍郎、兼修國史。不久因為改鑄錢幣之事，韓熙載與宰相嚴續爭論于御前，韓熙載辭色俱厲，聲震殿廷。后主因其失禮，改授秘書監。不到一年，又再次任命他為吏部侍郎，并升任兵部尚書、充勤政殿學士承旨。后又因為其曠達不羈，放縱聲色，被人彈劾，貶為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即于洪州安置。韓熙載上表乞哀，于是又被留了下來，重任舊職。
這一時期韓熙載仍不改其狂傲的性格，由于后主李煜生性寬仁厚愛，凡事皆能容忍，君臣之間尚能相安無事。比如后主納小周后時，在宮中大宴群臣，韓熙載卻賦詩諷刺，而李煜未加譴責。有一次，李煜狩獵于青龍山，返回金陵后，親自到大理寺復核關押的囚犯，多有赦免者。韓熙載再次上書進諫，認為此事自有司法部門負責，監獄非君主所應入之地，要求后主自罰錢三百萬以充軍費。后主也沒有怪罪于他。開寶元年（968年）五月，韓熙載撰成《格言》五卷、《格言后述》三卷，進獻給后主李煜，并上疏“論刑政之要，古今之勢，災異之變”。李煜讀后非常賞識，遂升任他為中書侍郎、充光政殿學士承旨，這是韓熙載生前所任的最高官職。
韓熙載平生不懼權貴，性格詼諧，宋齊丘勢盛時，自以為文章華美，蓋世無雙，好給人撰寫碑志，而韓熙載因為八分書尤佳，所以每逢此類事，都由宋齊丘起草文字，而由韓熙載進行繕寫。韓熙載每次承擔此事時，都用紙塞住自己的鼻孔，有人詢問何故？答曰：“文辭穢且臭。”韓熙載還有一個長處，就是喜好獎掖后進之士，因此時常有人投文求教，當遇到那些文字低劣的文章時，他遂令女伎點艾熏之。當見到求教者時，故意批評說：“怎么您的大作這么多艾氣啊！”據載其出使中原時，有人問道：“江南人為何不食剝皮羊？”韓熙載回答說：“這是江南多產羅綺的緣故。”當時問者還沒有弄懂其意，等到后來醒悟過來，韓熙載已經離去多日了。
據《玉壺清話》卷四載：后周曾派遣陶谷出使江南，以觀察虛實。陶谷在南唐君臣面前容色凜然，宴席之間，從未談笑，顯得道貌岸然。韓熙載對其親朋說：“我輩經事已多，歷官多年，陶公何必如此？我觀此人，非端介正人，諸君請觀，吾有法使其露出原形。”于是命歌妓秦若蘭冒充驛卒之女，舊衣竹釵，每天早晚在館驛中灑掃庭院。秦若蘭容貌秀美，即使宮掖之中也很少有如此佳麗。陶谷見其美麗，遂上前詢問其家世，秦若蘭說：“妾身不幸，夫婿亡故，無處可歸，托身于父母，就是館驛中守門的那對老夫婦。”陶谷愛其美貌，遂成好事，并贈《春光好》詞一首。數日后，中主李璟設宴于澄心堂，命以玻璃巨盅酌滿酒，請陶谷飲之，陶谷不理不顧，李璟便將秦若蘭叫至席間，令其演唱前日陶谷所作之詞：
好姻緣，惡姻緣，奈何天，只是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瑟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弦，是何年？
陶谷聽后只能愧笑，于是再也不敢推諉，連酌連飲，醉吐茵席，南唐君臣仍不作罷。陶谷由于這個原因，遂為中主李璟所輕視，北還之日，只命幾個小吏設薄宴于郊外相送。等到陶谷回到汴梁時，其在南唐的所作所為及其所撰之詞，已經傳遍了京師。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陶谷后來始終不被重用。
關于此事，宋人周所撰的《清波雜志》認為可能不實。盡管如此，由于這則故事頗能反映韓熙載為人處事的風格，故附述于此。
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十月，韓熙載奉命與太府卿田霖出使中原，參加宋朝皇太后的葬禮。被宋朝久留而不遣還，韓熙載遂題詩于館驛的墻壁之上，詩曰：
我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
還至江北時，舉目無相識。
清風吹我寒，明月為誰白。
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
還有一種不同的記載說，其所作詩共有兩首，除了前面一首外，還有一首是：
未到故鄉時，將謂故鄉好。
及至親得歸，爭如身不到。
目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
風雨蕭蕭旅館秋，歸來窗下和衣倒。
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京中舊居處。
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門前擁將去。
這兩首詩是否是韓熙載所作，還不好論定，尤其是后一首，更可懷疑。不過這兩首詩倒是客觀地反映了韓熙載當時的心境，因為韓熙載青年時離鄉，相識的故舊皆已故去，而妻子兒女又皆在江南，加之此時的韓熙載已屆六旬，思念江南，盼望歸去，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韓熙載是一個具有遠大政治抱負的人，見識學問都有許多獨到之處，他入仕南唐以來多次進言，均能切中時弊。但是至后主李煜統治時期，南唐統治岌岌可危，而李煜卻不想有所作為。韓熙載知大勢已不可扭轉，遂縱情于清歌艷舞之中，這種行為是朝野清議所不能容忍的，也與一個朝廷大員的身份極不相稱。
韓熙載本來家財頗豐，除了每月豐厚的俸祿收入外，由于他文章寫得極好，文名遠播，江南貴族、士人、僧道載金帛求其撰寫碑碣的人不絕于道，甚至有以千金求其一文者，加上皇帝的賞賜，遂使韓熙載成為南唐朝臣中為數不多的富有之家。正因為韓熙載家富于財，所以他才有條件蓄養伎樂，廣招賓客，宴飲歌舞。家財耗盡后，仍未有所改變，每得月俸，就散于諸伎，以至于搞得自己一無所有。每到這個時候，他就會換上破衣爛衫，裝成盲叟模樣，手持獨弦琴，令門生舒雅執板，敲敲打打，逐房向諸伎乞食，大家都習以為常了。有時碰到伎妾與諸生私會，韓熙載便不進其門，還笑著說不敢打擾你們的好興致。以至于有的伎妾夜奔賓客寢處，其客有詩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頭畔著衣裳。”
韓熙載的這種行為，有意造成了放蕩不羈、不堪重用的影響。但是他畢竟有一個人口眾多的家庭，僅靠游戲般的乞討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在不能度日、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他只好向后主上表哭窮，后主李煜雖然不滿，但還是以內庫之錢賞賜。于是韓熙載索性不再上朝，被人彈劾，貶為右庶子，分司于南都，即于洪州安置。韓熙載遂盡逐諸伎，一面單車上路，一面上表乞哀，當后主將他挽留下來后，以前所逐諸伎又紛紛返回，韓熙載也重新回到了以往那種縱情聲色的日子。后主李煜感嘆：我都不知道該怎么辦。
韓熙載才華橫溢，也曾經立志報國，卻放蕩到如此地步，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頗多猜測。
后主李煜曾經想拜韓熙載為相，這在《宋史》、《新五代史》、《續資治通鑒長編》、《湘山野錄》、《玉壺清話》、陸游《南唐書》等諸多典籍中都有所記載，應該是確實無疑的，這也很可能是李煜派人去韓熙載家繪制夜宴生活圖景的原因。在諸多的傳聞之下，李煜頗想知道真相，以便確定是否重用。顧閎中大概就是領受了這樣的使命，夜至其第，竊窺之，目識心記，圖繪以上。還有一種說法，見于《五代史補》，說韓熙載晚年生活荒縱，毎當延賓客請謁，先讓女仆與之相見，或調戲，或毆擊，或加以爭奪靴笏，無不曲盡，然后韓熙載才緩步而出，習以為常。同時還有醫人及燒煉僧數人，毎次來無不升堂入室，與女仆等雜處。后主李煜知道之后，雖然很生氣，但是因為韓熙載是朝中大臣，不想直指其過，于是命待詔畫圖以賜之，使其自愧。不管怎么說，從這一點來看，后主李煜了解韓熙載夜生活的目的，都是出于善意，或欲重用，或欲促其能有所改正。
關于韓熙載縱情聲色、躲避拜相的真正原因，陸游《南唐書·韓熙載傳》與《釣磯立談》等書均說：韓熙載“認為中原王朝一直對江南虎視眈眈，一旦真命天子出現，我們連棄甲的時間都沒有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如何能夠接受拜相，成為千古之笑談？”在這一時期，韓熙載的政治抱負和理想完全破滅了，而且亡國當俘虜的命運迫在眉睫，個人內心和客觀現實的錯綜復雜的矛盾與痛苦在折磨著他，使他除了以聲色自娛來安慰和消磨自己外，已別無出路。這就是我們看到《夜宴圖》中的韓熙載在歡宴時，非但不是心情歡暢，反而表現出悒悒不樂、心情沉重的表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韓熙載在六十九歲的時候死去，那一年是宋太祖開寶三年（970）。盡管也有野史記載他是被謀害致死的，不過這些均為無稽之談，不足于采信。韓熙載死時畢竟已經六十九歲了，在古代社會已經算是高齡了，加上其晚年縱情聲色，心情又非常郁悶，壽終正寢還是非常有可能的。
韓熙載死后，后主李煜非常痛惜，欲贈其同平章事的官職，遂問左右前代是否有這樣的先例，左右回答說以前劉穆之曾贈開府儀同三司。于是下詔贈韓熙載左仆射、同平章事，即宰相之職，謚曰“文靖”，這在古代已經是極好的謚號了。韓熙載死時家里已經非常貧窮，棺槨衣衾，都由后主賜給。后主又命人為其選擇墓地，要求必須選在“山峰秀絕，靈仙勝境，或與古賢丘表相近，使為泉臺雅游”。后來將他埋葬在風景秀美的梅頤嶺東晉著名大臣謝安墓旁。李煜還令南唐著名文士徐鉉為韓熙載撰寫墓志銘，徐鍇負責收集其遺文，編集成冊。這種待遇對于臣下來說，可謂榮耀之至了。
韓熙，其祖先在先秦時期居于南陽，即今河南濟源縣、淇縣之間，春秋時屬于晉國。晉末為避戰亂，遷居到昌黎（今遼寧義縣）。昌黎韓氏在唐代曾出了一個著名人物，即著名大詩人韓愈，遂使昌黎韓氏聲名遠播，也使許多韓姓之人都以出自昌黎為榮，加之韓熙載與韓愈很可能出自同一遠祖，于是后人好事者，便稱其為昌黎人了。
至少在唐朝后期，韓熙載家已經遷到了北海。其曾祖父韓鈞，擔任過太常卿；祖父韓殷，任侍御史；父韓光嗣，任秘書少監、平盧觀察支使。不過韓熙載的曾祖、祖父似乎沒有多大的作為，在歷史上也沒有留下什么記載。他的父親韓光嗣雖然也沒有多少作為，卻被卷進了一場兵變，并且導致了韓熙載不得不南遷江南，以避禍亂。
韓熙載的家當時在五代的后唐統治之下。后唐莊宗同光四年（926年），鄴都發生兵變，后唐莊宗命宿將李嗣源率大軍征討，不料李嗣源的軍隊也發生兵變，與鄴都亂兵聯合，擁立李嗣源為主。
李嗣源即皇帝位，即后唐明宗。唐明宗任命王公儼為登州刺史，另行任命天平節度使霍彥威為平盧節度使。王公儼借口將士挽留，拒不前往登州上任。霍彥威率大軍進屯淄州，準備進攻青州，王公儼自知不敵，心中畏懼，才勉強前往登州。這年七月，霍彥威進駐青州，并派兵追趕王公儼，將他殺死。參與此事的其他將士也同時被斬，其中包括韓熙載的父親韓光嗣。
韓熙載自幼勤學苦讀，后又隱居于中岳嵩山讀書，大約二十歲時游學于洛陽，并且參加了科舉考試，一舉考中進士，此時其年齡大約在二十二歲至二十四歲之間。韓熙載在后唐同光年間考中進士后是否擔任過官職，史書沒有記載，不得而知。不久就發生了其父被殺的事件，并且誅連到整個家族，迫使韓熙載不得不逃離中原。
韓熙載偽裝成商賈，經正陽渡過淮河，逃入吳國境內。韓熙載之所以選擇這條路線，是因為他的好朋友李谷是汝陰人，潁州的治所就在汝陰（今安徽阜陽），而淮水的重要渡口正陽鎮就在潁州潁上縣境內的淮河岸邊的潁水入淮處，其對岸便是吳國疆土，交通十分便捷。
關于韓熙載與李谷之間還有一段佳話廣泛流傳。據說韓熙載與李谷在正陽分手時，兩人舉杯痛飲。韓熙載對李谷說，吳如果用我為宰相，我必將長驅以定中原。李谷笑著回答說，中原如果用我為相，我取吳國如同探囊取物。也有人說這些話是他們后來在書信來往時說的。后來周世宗果然用李谷為相，采用其謀奪取了南唐的淮南之地；而韓熙載在南唐，卻無所作為。
坎坷宦途在南唐
吳睿帝順義六年（926年）七月，韓熙載長途跋涉，終于到達了吳國的都城廣陵（今江蘇揚州）。為了獲得吳國的接納，他首先向吳睿帝楊溥上了一個《行止狀》，類似于投名狀，即介紹自己的籍貫、出身、投吳原因以及平生志愿等情況，使對方對自己有一個初步的了解。這篇《行止狀》至今尚存，《江表志》一書全文收錄，后清人又收入《全唐文》之中，寫得文采斐然，氣勢恢宏。雖然是請求對方能夠接納自己的行狀，卻絲毫沒有露出乞求之意，反而顯得氣勢如虹，暢述平生之志。
文章開頭用簡短的文字介紹自己的籍貫、出身，然后筆鋒一轉，便說“某聞釣巨鰲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故有經邦治亂之才，可以踐股肱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成績，救萬姓之焦熬；失之則遁世藏名，臥一山之蒼翠”。意在說明帝王選賢用能的重要性，然后便開始介紹自己的才學，“某爰思幼稚，便異諸童。竹馬蒿弓，固罔親于好弄；杏壇槐里，寧不倦于修身。但勵志以為文，每棲身而學武。得麟經于泗水，寧怪異圖；授豹略于邳垠，方酣勇戰”。說自己從幼年便不同于其他兒童，不貪玩耍，勵志讀書習武，胸藏文韜武略，“爭雄筆陣，決勝詞鋒”。還說自己能“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場中勁敵，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鴻儒，遙望而盡摧堅壘。橫行四海，高步出群。”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韓熙載在青年時確有傲視天下之才，胸懷遠大的抱負，然而卻也極易招致非議，被視為狂妄不羈之徒。
當時在吳國掌握實際大權的是徐知誥，也就是后來的南唐烈祖李昪，韓熙載想要得到重用，必須要首先得到他的賞識。陸游《南唐書·韓熙載傳》說韓熙載“年少，放蕩不守名檢”，徐鉉所撰的《韓熙載墓志銘》說他“以俊邁之氣，高視名流，既絳灌之徒弗容，亦季孟之間不處”。當時中原之士南遷的很多，大都得到擢用，惟獨韓熙載沒有被重用，先后充任滁、和、常三州從事，可能跟他給人留下的這種印象有關。好在韓熙載并不以為意，怡然自得，正好游山玩水，吟風弄月。
十年以后，到了升元元年（937年），李昪完成了禪代，正式建國稱帝，才把韓熙載從外州召回南唐的都城金陵，授他秘書郎之職，掌太子東宮文翰。秘書郎，從六品上，其本職工作是掌管國家圖籍的課寫之事，但韓熙載卻被派到太子東宮，可見李昪對他仍然心懷疑慮。從李昪對韓熙載所說的一番話中，也可以看出這個意思，他說：“卿雖然早登科場，但卻未經世事，所以命你任職于州縣，今日重用卿，希望能善自修飭，輔佐我兒。”
不過韓熙載卻不這樣認為，后來在李璟即位后，他曾對人說：“先帝知我而不重用，只是因為我是幕客之后。”韓熙載的父親是觀察支使，屬于幕職官系列。韓熙載的言下之意是說因為自己門第不高，所以才不能得到李昪的重用，可見他并沒有認識到其不被重用的真正原因。李昪本人就出身于社會下層，如何會以門第高低取人？他重用的宋齊丘等許多人，均屬于門第不高的庶族家庭，怎么會獨獨對韓熙載另持一套標準？李昪生活簡樸，處事謹慎，不喜張揚，而韓熙載卻恰恰相反，性格孤傲，不拘小節，自然難以獲得李昪的賞識。可見無論多聰明的人，認識別人容易，真正了解自己反倒很難。
正因為如此，韓熙載對自己的此次升職，并沒有心存感激，也不上表稱謝。他每日在東宮與太子李璟談天說地，論文作詩，日子過得倒也安逸。韓熙載在東宮一待就是七年，與太子的長期相處，使李璟對韓熙載的才學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這對韓熙載來說，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保大元年（943年），先主李昪駕崩，太子李璟即位。因為韓熙載是東宮舊僚，所以李璟即位之始，就任命他為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賜緋。員外郎雖然仍是六品的官職，但畢竟是尚書省郎官，在唐五代屬于清選之官，升遷的前途較好；唐五代時規定，五品以上官員才能穿緋（紅）袍，韓熙載是六品的官員，按規定不能服緋，所以李璟特意賜緋，這樣他就可以與五品官一樣穿緋袍了。又因為先主新喪、新帝即位，禮儀繁多，所以李璟又給韓熙載加了太常博士之職。這個官職掌五禮，擬謚號，是國家在禮儀方面的學術權威，可見李璟對韓熙載之器重程度。在此之前，韓熙載除了談論詩文外，從不過問政事，出于報答李璟的緣故，此時的韓熙載無所隱晦，盡展平生之學，凡應當施行的大事，他都以積極的姿態參預其中。
按照中國古代禮制，凡皇帝死后，都必須給其擬定一個廟號。南唐以唐朝皇室的后裔自居，于是有人認為李昪在唐昭宗之后，其廟號應稱“宗”，韓熙載與司門郎中蕭儼、給事中江文蔚等，均認為李昪乃是中興之君，應當稱為“祖”，于是遂確定李昪廟號為“烈祖”。在這件事上韓熙載的作為甚得中主李璟的歡心。但是韓熙載并不是善于逢迎的人，所以不可能事事都使李璟滿意。
李璟即位之初，便改升元年號為保大。韓熙載認為按照禮制，新帝即位的次年，才可以改元，還說什么“逾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何以訓人？”李璟以詔書已頒，不便改動為由，拒絕了韓熙載的建議。雖然韓熙載此舉沒有得到李璟的贊同，但由于李璟是一個寬厚的人，并不影響他對韓熙載的信任。在這個期間，韓熙載對吉兇儀禮不當者十數事，一一進行了糾正，盡到了太常博士的職責。對于韓熙載的這些表現，李璟看在眼里，遂令韓熙載以本官權知制誥，對他委以更重的職責。
按照唐五代時期的制度，置中書舍人六員，以其中一員掌管起草詔敕的工作，稱為知制誥；如果以其他官員掌管這項工作，則稱兼知制誥，或權知制誥。韓熙載能任此職，除了表明中主李璟對他的信任外，同時也極大地加重了他的權力。韓熙載所起草的詔誥，文字典雅，有元和之風，甚得輿論的好評。韓熙載畢竟是書生，一旦得到重用，惟知盡心為國，全然不知如何保護自己。他任知制誥以來，感中主知遇之恩，對于朝中大事，或駁正失禮之處，或指摘批評弊端，章疏連連不斷，引起朝中權要的極大忌恨與不滿，尤其是宋齊丘、馮延巳的不滿，從而使其日后的仕途充滿了坎坷與艱辛。
保大四年（946年）八月，樞密使陳覺擅自調發汀、建、撫、信等州軍隊進攻福州，中主李璟惟恐有失，命王崇文、魏岑、馮延魯等率軍共同攻取福州。次年三月，由于諸將爭功，加上吳越軍隊的增援，南唐軍隊大敗，損失慘重。四月，李璟下詔誅殺陳覺、馮延魯等人，宋齊丘、馮延巳等從中斡旋，竟然免死，將陳覺流放蘄州，馮延魯流放舒州。御史中丞江文蔚上表彈劾宰相馮延巳、魏岑慫恿進攻福州，應該治罪，結果反被貶為江州司士參軍。在這場戰爭中，南唐元老宋齊丘與馮延巳大肆鼓吹開疆拓土，對發動這場戰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于是韓熙載又與徐鉉上表糾彈宋、馮二人與陳覺、魏岑等結為朋黨，禍亂國事，并請求誅殺陳覺、馮延魯等人，以正國法。李璟不得已貶馮延巳為太子少傅、魏岑為太子洗馬，但是不久魏岑就官復原職，而馮延巳卻被任命為昭武軍節度使。
宋齊丘與馮延巳等人本來就對韓熙載不滿，韓熙載此舉更加深了他們的忌恨。數日后，由宋齊丘親自出面誣告韓熙載嗜酒猖狂，其實韓熙載并不善飲酒。因為此時宋齊丘黨的勢力甚大，李璟不得已，只好將韓熙載貶為和州司士參軍，不久又調任宣州節度推官。
在外州數年后，他才得以調回金陵重任虞部員外郎，等于轉了一個大大的圓圈，又回到了最初所任的官職。后來從員外郎逐漸升任虞部郎中、史館修撰。因為韓熙載畢竟是中主李璟當太子時的舊僚，且頗有才華，于是李璟又給他賜紫，即可以穿三品以上官員才能穿的紫色袍服。按照唐制，六部侍郎、中書、門下侍郎等未達到三品的重要官員，如有必要，才可賜紫，而韓熙載僅僅是五品的郎中，便能得到賜紫，說明李璟對他仍然是信任的，同時也為進一步的提升做好了鋪墊。果然不久，韓熙載又被提升為中書舍人、戶部侍郎。
自保大十三年（955年）以來，后周大軍進攻淮南，連敗南唐軍隊，中主李璟數次遣使求和，皆不能如愿。次年，李璟命其弟齊王李景達為諸道兵馬元帥，以陳覺為監軍使，率大軍抵御周軍。韓熙載素知陳覺志大才疏，忌賢妒能，前番統兵攻取福州，損兵折將，致使南唐國力遭到很大的削弱，所以上疏堅決反對。他說：“親莫過親王，重莫過元帥，何必再任命監軍使！”由于先主李昪在世時，曾一度有意立李景達為太子，此事雖然未能實施，但畢竟在李璟心中已形成了陰影，把兵權交給李景達并不完全放心，所以才派陳覺進行牽制。在這種情況下，韓熙載的勸諫自然不會被采納，然李璟的固執己見，卻為南唐軍事的慘敗埋下了很大的隱患。
這一時期南唐軍隊雖然屢敗，但由于后周軍隊軍紀敗壞，所到之處，燒殺搶掠，激起了淮南人民的反抗，他們自動拿起武器，四處襲擊周軍；加之周世宗一度返回汴梁，南唐失去的州縣又有不少相繼被收復。南唐的壽州守將劉仁贍出兵攻擊圍城的周軍得手，殺傷數萬，焚毀其器械無數。在形勢有利的情況下，劉仁贍派人至李景達駐扎的濠州，請求派大將邊鎬來守壽州，自己乘勝率軍出城與周軍決戰。由于陳覺的干擾，劉仁贍的請求沒有被批準，劉仁贍憤郁得疾。這時各地周軍紛紛撤退，準備集中兵力攻取壽州，南唐諸將請求乘機據險邀擊周軍，而朝中權要擔心事態擴大，不許行動，致使周軍安然退至正陽，使壽州之圍更加難以解救。李景達雖為元帥，卻處處受到陳覺的牽制，軍政大權實際控制在陳覺手中，而陳覺擁兵五萬，無意決戰，將吏畏其權勢，無人敢言。正在雙方相持不下之時，卻發生了南唐大將朱元臨陣叛變降敵的事件，致使局面不可收拾。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朱元奉命擔任淮南西北面應接都監，他連下舒、和二州，駐軍紫金山。朱元善撫士卒，與之同甘苦，每戰誓眾，慷慨陳詞，流涕被面，士卒皆有效死之意。陳覺與朱元不和，密奏朱元不可信，不可付以兵權，中主李璟于是命楊守忠前往代替朱元統軍。楊守忠到前線后，陳覺以李景達的名義，召朱元至濠州議事，謀奪其兵權。朱元聞知，悲憤欲自殺，其門客勸他投降后周，朱元遂率本部萬馀人歸降了后周。朱元的投降引起南唐諸軍崩潰，紛紛沿淮河東逃，被事先埋伏的周軍截擊，死傷及投降的達四萬馀眾，拋棄的船艦器械不計其數。李景達、陳覺狼狽逃回金陵，大將邊鎬、許文稹、楊守忠被俘。壽州援兵斷絕，守將劉仁贍憂憤而死，壽州失守。其馀各州守將紛紛棄城而逃，后周戰艦直入長江，布列江面。南唐徹底戰敗，只好割讓淮南十四州給后周，并稱臣納貢。
中主李璟不聽韓熙載的勸諫，終于釀成戰敗的大禍。從此南唐積貧積弱，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為了躲避中原王朝的威脅，李璟被迫遷都洪州（今江西南昌），郁郁寡歡，終于一病而亡。
后主李煜即位后，任命韓熙載為吏部侍郎、兼修國史。不久因為改鑄錢幣之事，韓熙載與宰相嚴續爭論于御前，韓熙載辭色俱厲，聲震殿廷。后主因其失禮，改授秘書監。不到一年，又再次任命他為吏部侍郎，并升任兵部尚書、充勤政殿學士承旨。后又因為其曠達不羈，放縱聲色，被人彈劾，貶為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即于洪州安置。韓熙載上表乞哀，于是又被留了下來，重任舊職。
這一時期韓熙載仍不改其狂傲的性格，由于后主李煜生性寬仁厚愛，凡事皆能容忍，君臣之間尚能相安無事。比如后主納小周后時，在宮中大宴群臣，韓熙載卻賦詩諷刺，而李煜未加譴責。有一次，李煜狩獵于青龍山，返回金陵后，親自到大理寺復核關押的囚犯，多有赦免者。韓熙載再次上書進諫，認為此事自有司法部門負責，監獄非君主所應入之地，要求后主自罰錢三百萬以充軍費。后主也沒有怪罪于他。開寶元年（968年）五月，韓熙載撰成《格言》五卷、《格言后述》三卷，進獻給后主李煜，并上疏“論刑政之要，古今之勢，災異之變”。李煜讀后非常賞識，遂升任他為中書侍郎、充光政殿學士承旨，這是韓熙載生前所任的最高官職。
韓熙載平生不懼權貴，性格詼諧，宋齊丘勢盛時，自以為文章華美，蓋世無雙，好給人撰寫碑志，而韓熙載因為八分書尤佳，所以每逢此類事，都由宋齊丘起草文字，而由韓熙載進行繕寫。韓熙載每次承擔此事時，都用紙塞住自己的鼻孔，有人詢問何故？答曰：“文辭穢且臭。”韓熙載還有一個長處，就是喜好獎掖后進之士，因此時常有人投文求教，當遇到那些文字低劣的文章時，他遂令女伎點艾熏之。當見到求教者時，故意批評說：“怎么您的大作這么多艾氣啊！”據載其出使中原時，有人問道：“江南人為何不食剝皮羊？”韓熙載回答說：“這是江南多產羅綺的緣故。”當時問者還沒有弄懂其意，等到后來醒悟過來，韓熙載已經離去多日了。
據《玉壺清話》卷四載：后周曾派遣陶谷出使江南，以觀察虛實。陶谷在南唐君臣面前容色凜然，宴席之間，從未談笑，顯得道貌岸然。韓熙載對其親朋說：“我輩經事已多，歷官多年，陶公何必如此？我觀此人，非端介正人，諸君請觀，吾有法使其露出原形。”于是命歌妓秦若蘭冒充驛卒之女，舊衣竹釵，每天早晚在館驛中灑掃庭院。秦若蘭容貌秀美，即使宮掖之中也很少有如此佳麗。陶谷見其美麗，遂上前詢問其家世，秦若蘭說：“妾身不幸，夫婿亡故，無處可歸，托身于父母，就是館驛中守門的那對老夫婦。”陶谷愛其美貌，遂成好事，并贈《春光好》詞一首。數日后，中主李璟設宴于澄心堂，命以玻璃巨盅酌滿酒，請陶谷飲之，陶谷不理不顧，李璟便將秦若蘭叫至席間，令其演唱前日陶谷所作之詞：
好姻緣，惡姻緣，奈何天，只是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瑟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弦，是何年？
陶谷聽后只能愧笑，于是再也不敢推諉，連酌連飲，醉吐茵席，南唐君臣仍不作罷。陶谷由于這個原因，遂為中主李璟所輕視，北還之日，只命幾個小吏設薄宴于郊外相送。等到陶谷回到汴梁時，其在南唐的所作所為及其所撰之詞，已經傳遍了京師。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陶谷后來始終不被重用。
關于此事，宋人周所撰的《清波雜志》認為可能不實。盡管如此，由于這則故事頗能反映韓熙載為人處事的風格，故附述于此。
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十月，韓熙載奉命與太府卿田霖出使中原，參加宋朝皇太后的葬禮。被宋朝久留而不遣還，韓熙載遂題詩于館驛的墻壁之上，詩曰：
我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
還至江北時，舉目無相識。
清風吹我寒，明月為誰白。
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
還有一種不同的記載說，其所作詩共有兩首，除了前面一首外，還有一首是：
未到故鄉時，將謂故鄉好。
及至親得歸，爭如身不到。
目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
風雨蕭蕭旅館秋，歸來窗下和衣倒。
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京中舊居處。
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門前擁將去。
這兩首詩是否是韓熙載所作，還不好論定，尤其是后一首，更可懷疑。不過這兩首詩倒是客觀地反映了韓熙載當時的心境，因為韓熙載青年時離鄉，相識的故舊皆已故去，而妻子兒女又皆在江南，加之此時的韓熙載已屆六旬，思念江南，盼望歸去，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韓熙載是一個具有遠大政治抱負的人，見識學問都有許多獨到之處，他入仕南唐以來多次進言，均能切中時弊。但是至后主李煜統治時期，南唐統治岌岌可危，而李煜卻不想有所作為。韓熙載知大勢已不可扭轉，遂縱情于清歌艷舞之中，這種行為是朝野清議所不能容忍的，也與一個朝廷大員的身份極不相稱。
韓熙載本來家財頗豐，除了每月豐厚的俸祿收入外，由于他文章寫得極好，文名遠播，江南貴族、士人、僧道載金帛求其撰寫碑碣的人不絕于道，甚至有以千金求其一文者，加上皇帝的賞賜，遂使韓熙載成為南唐朝臣中為數不多的富有之家。正因為韓熙載家富于財，所以他才有條件蓄養伎樂，廣招賓客，宴飲歌舞。家財耗盡后，仍未有所改變，每得月俸，就散于諸伎，以至于搞得自己一無所有。每到這個時候，他就會換上破衣爛衫，裝成盲叟模樣，手持獨弦琴，令門生舒雅執板，敲敲打打，逐房向諸伎乞食，大家都習以為常了。有時碰到伎妾與諸生私會，韓熙載便不進其門，還笑著說不敢打擾你們的好興致。以至于有的伎妾夜奔賓客寢處，其客有詩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頭畔著衣裳。”
韓熙載的這種行為，有意造成了放蕩不羈、不堪重用的影響。但是他畢竟有一個人口眾多的家庭，僅靠游戲般的乞討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在不能度日、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他只好向后主上表哭窮，后主李煜雖然不滿，但還是以內庫之錢賞賜。于是韓熙載索性不再上朝，被人彈劾，貶為右庶子，分司于南都，即于洪州安置。韓熙載遂盡逐諸伎，一面單車上路，一面上表乞哀，當后主將他挽留下來后，以前所逐諸伎又紛紛返回，韓熙載也重新回到了以往那種縱情聲色的日子。后主李煜感嘆：我都不知道該怎么辦。
韓熙載才華橫溢，也曾經立志報國，卻放蕩到如此地步，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頗多猜測。
后主李煜曾經想拜韓熙載為相，這在《宋史》、《新五代史》、《續資治通鑒長編》、《湘山野錄》、《玉壺清話》、陸游《南唐書》等諸多典籍中都有所記載，應該是確實無疑的，這也很可能是李煜派人去韓熙載家繪制夜宴生活圖景的原因。在諸多的傳聞之下，李煜頗想知道真相，以便確定是否重用。顧閎中大概就是領受了這樣的使命，夜至其第，竊窺之，目識心記，圖繪以上。還有一種說法，見于《五代史補》，說韓熙載晚年生活荒縱，毎當延賓客請謁，先讓女仆與之相見，或調戲，或毆擊，或加以爭奪靴笏，無不曲盡，然后韓熙載才緩步而出，習以為常。同時還有醫人及燒煉僧數人，毎次來無不升堂入室，與女仆等雜處。后主李煜知道之后，雖然很生氣，但是因為韓熙載是朝中大臣，不想直指其過，于是命待詔畫圖以賜之，使其自愧。不管怎么說，從這一點來看，后主李煜了解韓熙載夜生活的目的，都是出于善意，或欲重用，或欲促其能有所改正。
關于韓熙載縱情聲色、躲避拜相的真正原因，陸游《南唐書·韓熙載傳》與《釣磯立談》等書均說：韓熙載“認為中原王朝一直對江南虎視眈眈，一旦真命天子出現，我們連棄甲的時間都沒有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如何能夠接受拜相，成為千古之笑談？”在這一時期，韓熙載的政治抱負和理想完全破滅了，而且亡國當俘虜的命運迫在眉睫，個人內心和客觀現實的錯綜復雜的矛盾與痛苦在折磨著他，使他除了以聲色自娛來安慰和消磨自己外，已別無出路。這就是我們看到《夜宴圖》中的韓熙載在歡宴時，非但不是心情歡暢，反而表現出悒悒不樂、心情沉重的表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韓熙載在六十九歲的時候死去，那一年是宋太祖開寶三年（970）。盡管也有野史記載他是被謀害致死的，不過這些均為無稽之談，不足于采信。韓熙載死時畢竟已經六十九歲了，在古代社會已經算是高齡了，加上其晚年縱情聲色，心情又非常郁悶，壽終正寢還是非常有可能的。
韓熙載死后，后主李煜非常痛惜，欲贈其同平章事的官職，遂問左右前代是否有這樣的先例，左右回答說以前劉穆之曾贈開府儀同三司。于是下詔贈韓熙載左仆射、同平章事，即宰相之職，謚曰“文靖”，這在古代已經是極好的謚號了。韓熙載死時家里已經非常貧窮，棺槨衣衾，都由后主賜給。后主又命人為其選擇墓地，要求必須選在“山峰秀絕，靈仙勝境，或與古賢丘表相近，使為泉臺雅游”。后來將他埋葬在風景秀美的梅頤嶺東晉著名大臣謝安墓旁。李煜還令南唐著名文士徐鉉為韓熙載撰寫墓志銘，徐鍇負責收集其遺文，編集成冊。這種待遇對于臣下來說，可謂榮耀之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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