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的文學創(chuàng)作，表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新特點，開創(chuàng)了近代文學的新篇章。龔自珍認為文學必須有用。他說，“曰圣之時，以有用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語在斯，求文學之美，豈不在斯”（《同年生吳侍御杰疏請?zhí)脐懶珡撵腩凇罚Ｖ赋鋈鍖W、政事和詩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他認為詩和史的功用一樣，都在對社會歷史進行批評，文章、詩歌都和史有源流的關(guān)系。他認為《六經(jīng)》是周史的宗子；《詩經(jīng)》是史官采集和編訂起來的，而且“詩人之指，有瞽獻曲之義，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七》)。因此，選詩和作史的目的，都是“樂取其人而臚之，而高下之”，進行社會歷史批評。所以他把自己的詩看成“清議”或“評論”,“貴人相訊勞相護,莫作人間清議看”(《雜詩，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漢制，詩成侍史佐評論”(《夜直》)。從這一詩論觀點出發(fā)，他認為詩歌創(chuàng)作的動機是由于“外境”即現(xiàn)實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風吹水，萬態(tài)皆有，皆成文章”（《與江居士箋》），不得不然。而創(chuàng)作方法則和撰史一樣，應(yīng)利用一切歷史資料（《送徐鐵孫序》）。龔自珍的詩和他的詩論是一致的。他打破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絕少單純地描寫自然景物，而總是著眼于現(xiàn)實政治、社會形勢,發(fā)抒感慨,縱橫議論。他的詩飽含著社會歷史內(nèi)容，是一個歷史家、政治家的詩。他從15歲開始詩編年,到47歲,詩集共有27卷。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少年哀樂過于人,歌泣無端字字真”（《己亥雜詩》）。這些“精嚴”而“字字真”的少作，雖然都已失傳，但當時卻是針對政治腐敗和官僚庸俗的“傷時”、“罵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視為“大不可”的。因此他又曾幾次戒詩。
嘉慶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開始戒詩，次年夏因考軍機章京未被錄取，賦《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編了兩卷《破戒草》后，又發(fā)誓戒詩，“戒詩昔有詩，庚辰詩語繁”正是憤慨于他的詩不能為腐朽庸俗社會所容忍。所以后來他又破戒作詩。龔自珍詩今存的600多首,絕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內(nèi)容仍是“傷時”、“罵坐”。道光五年的一首《詠史》七律是這類詩的代表作。詩中詠南朝史事，感慨當時江南名士懾服于清王朝的險惡統(tǒng)治，庸俗茍安，埋頭著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詩末更用田橫抗?jié)h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誘騙文士的用心：“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釋言四首之一》，憤怒反譏庸俗官僚對自己的誹謗，“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對自己的嫌棄,“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勞上相損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雜詩》中，詩人不僅指出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的侵略和危害,統(tǒng)治階級的昏庸墮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內(nèi)疚，如“只籌一纜十夫多”、“不論鹽鐵不籌河”等，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現(xiàn)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龔自珍更多的抒情詩，表現(xiàn)了詩人深沉的憂郁感、孤獨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座靈”，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觀中，寄托著詩人清醒的志士孤憤，抒發(fā)著對天下死氣沉沉的深憂。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深深為邊塞形勢擔憂，感慨仗劍報國的志士無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他常常用“劍”和“簫”、“劍氣”和“簫心”來寄托他的思想志向。“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己亥雜詩》)；對于自己的志向抱負不能實現(xiàn)，深為苦悶。在“拋卻湖山一笛秋，人間天地署無愁”（《夢中作四截句》）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下，詩人除了抒發(fā)感慨、縱橫議論之外，回憶值得留戀的快樂的過去，幻想現(xiàn)實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為詩人思想中一種必然的發(fā)展和出路。因此，在詩人的許多作品中表現(xiàn)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詩相當集中地表現(xiàn)了詩人思想中的矛盾。詩中有逃向虛空的消極因素，更多的積極意義在于詩人對無可奈何的現(xiàn)實社會環(huán)境的極端厭惡和否定，因而在《己亥雜詩》“少年尊隱有高文”、“九州生氣恃風雷”二詩中，他確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時代變化必然到來，希望“風雷”的爆發(fā)，以掃蕩一切的迅疾氣勢，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氣沉沉的局面。
嘉慶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開始戒詩，次年夏因考軍機章京未被錄取，賦《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編了兩卷《破戒草》后，又發(fā)誓戒詩，“戒詩昔有詩，庚辰詩語繁”正是憤慨于他的詩不能為腐朽庸俗社會所容忍。所以后來他又破戒作詩。龔自珍詩今存的600多首,絕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內(nèi)容仍是“傷時”、“罵坐”。道光五年的一首《詠史》七律是這類詩的代表作。詩中詠南朝史事，感慨當時江南名士懾服于清王朝的險惡統(tǒng)治，庸俗茍安，埋頭著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詩末更用田橫抗?jié)h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誘騙文士的用心：“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釋言四首之一》，憤怒反譏庸俗官僚對自己的誹謗，“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對自己的嫌棄,“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勞上相損宵眠”。晚年在著名的《己亥雜詩》中，詩人不僅指出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的侵略和危害,統(tǒng)治階級的昏庸墮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內(nèi)疚，如“只籌一纜十夫多”、“不論鹽鐵不籌河”等，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現(xiàn)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龔自珍更多的抒情詩，表現(xiàn)了詩人深沉的憂郁感、孤獨感和自豪感。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座靈”，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觀中，寄托著詩人清醒的志士孤憤，抒發(fā)著對天下死氣沉沉的深憂。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深深為邊塞形勢擔憂，感慨仗劍報國的志士無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他常常用“劍”和“簫”、“劍氣”和“簫心”來寄托他的思想志向。“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己亥雜詩》)；對于自己的志向抱負不能實現(xiàn)，深為苦悶。在“拋卻湖山一笛秋，人間天地署無愁”（《夢中作四截句》）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下，詩人除了抒發(fā)感慨、縱橫議論之外，回憶值得留戀的快樂的過去，幻想現(xiàn)實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為詩人思想中一種必然的發(fā)展和出路。因此，在詩人的許多作品中表現(xiàn)了重重矛盾。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詩相當集中地表現(xiàn)了詩人思想中的矛盾。詩中有逃向虛空的消極因素，更多的積極意義在于詩人對無可奈何的現(xiàn)實社會環(huán)境的極端厭惡和否定，因而在《己亥雜詩》“少年尊隱有高文”、“九州生氣恃風雷”二詩中，他確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時代變化必然到來，希望“風雷”的爆發(fā)，以掃蕩一切的迅疾氣勢，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氣沉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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