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一生可分三個階段：
①20歲以前，在家學習經學、文學。他自幼受母親教育,好讀詩文。從8歲起學習研究經史、小學。12歲從段玉裁學《說文》。他搜輯科名掌故；以經說字、以字說經；考古今官制；為目錄學、金石學等。同時，在文學上,也顯示了創作的才華。13歲，作《知覺辨》,“是文集之托始”；15歲，詩集編年；嘉慶十五年(1810)，19歲，倚聲填詞,應順天鄉試,由監生中式副榜第28名。這可以說是對龔自珍20歲以前學習的概括總結。
②20歲至28歲，應鄉試至入仕時期。龔自珍21歲，編詞集《懷人館詞》3卷、《紅禪詞》2卷。段玉裁作序說他“所業詩文甚夥，間有治經史之作，風發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為長短句”，“造意造言,幾如韓李之于文章”，認為“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才之絕異，與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懷人館詞序》)。二十三年(1818)又應浙江鄉試,始中舉,主考官為著名漢學家高郵王引之。次年應會試落選，嘉慶二十五年(1820)開始入仕，為內閣中書。這時期他逐漸接觸社會政治現實,并從科試失意中體驗到政治腐敗,產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從劉逢祿學習《公羊傳》。他寫出了《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尊隱》、《平均篇》等政論文。嘉慶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佇泣亭文》及詩集一冊請教“吳中尊宿”王芑孫。王認為他“詩中傷時之語、罵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譜外紀》)。同年，他開始戒詩。今存這時期詩，有《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等。
③29歲至去世。嘉慶二十四年會試落選后，他又參加五次會試。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會試,始中進士，時年38歲。在此期間，他仍為內閣中書。道光十五年（1835），遷宗人府主事。改為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兩年后，又補主客司主事。這類官職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歲，辭官南歸（道光十九年，1839）。50歲，暴卒于丹陽云陽書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時為鴉片戰爭第二年。這時期,他對政治現實認識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議,寫出許多著名評論,如《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阮尚書年譜第一序》、《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歷史、哲學論文如《古史鉤沉論》等。也有不少文學散文名篇，如《捕蜮》、《書金伶》、《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病梅館記》等。他的許多著名詩篇，如《能令公少年行》、《詠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雜詩》等，也都是這時期作品。龔自珍墨跡政治學術思想 龔自珍生活的時代，是統一的封建國家面臨沒落崩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新階段，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不斷加深。
龔自珍從青年時起，就深刻地意識到封建國家的嚴重危機,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性。“秋氣不驚堂內燕,夕陽還戀路旁鴉。”（《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梁啟超說:“舉國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龔自珍、魏源)輩若不勝其憂危，恒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清代學術概論》）早在嘉慶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戶”，“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議》)。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認識到外國資本主義侵略造成嚴重的民族危機，指出“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叩關，狎之則蠹國”（《阮尚書年譜第一序》）。他對時代的危機，不止是敏銳地感覺它，而且也積極地建議挽救它；他肯定未來時代的必然變化，并寄以熱情的幻想和希望。
龔自珍處在過渡時代的開始階段。他的思想發展，有一個艱苦、復雜和曲折的過程。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為代表的正統派考據學。但他沖出考據學的藩籬，不為家學和時代學風所囿。在現實社會運動主要是農民起義的啟發下，他以特有的敏銳的眼光，觀察現實，研究現實。
在《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等文中，他對腐朽黑暗的現實政治和社會，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平均篇》指出了貧富不均所造成的社會敗壞現象及其危險的后果:“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提出“均田”的改革主張，要求“貴乎操其本源，與隨其時而劑調之”，“挹彼注茲”，平均貧富。
在《尊隱》中，他隱晦曲折地表現出對農民起義的大膽想象和熱情頌揚，向往著未來時代的巨大變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徹底的。后來他看到均田制是辦不到的，又作《農宗篇》。主張按宗法分田：大宗百畝，小宗、群宗二十五畝，其余閑民為佃農。其目的是“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建立以中小地主為基礎的封建統治。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階級的根本立場，因此，他在《農宗答問第一》及《農宗答問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龔自珍到30歲前后，在學術思想上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他從對正統派考據學嚴歷地批判到堅決拋棄考據學，接受今文經學《春秋》公羊學派的影響，從劉逢祿學習，“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據學的有用的部分；同時也批判今文經學雜以讖緯五行的“惡習”，而主張“經世致用”，倡導學術要為現實政治服務。從此他更自覺地使學術研究密切地與現實政治社會問題聯系，研究的課題更為廣泛。他“為天地東西南北之學”，研究地理學，而特別致力于當代的典章制度和邊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圖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對現實政治社會問題也提出了積極的建議，寫《西域置行省議》和《東南罷番 主張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鞏固西北邊疆。隨著生活經驗和歷史知識的增長，以及政治、學術思想的逐漸成熟，他深入探討了天地萬物以及社會文化的起源和發展問題，并把經史、百家、小學、輿地以及當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統一起來，形成一個相當完整的歷史觀。他說：“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則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鉤沉論二》）這里有前輩章學誠“六經皆史”觀點的影響，但比章說更擴大、通達、完整，更有科學性和戰斗性。他把古代的一切歷史文化的功罪完全歸結到史官，并以當代的史官即歷史家自任。他認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從全面著眼，作客觀的、公正的現實政治社會的批判。這實際是要使歷史和現實政治社會問題即“當今之務”聯系起來，應用《春秋》公羊學派變化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在“尊史”的口號下，對腐朽的現實政治社會作全面的批判。這就是他在《尊隱》里所尊“橫天地之隱”的具體化。與此同時，他繼續不斷地關心現實政治社會的重大問題，不斷地提出批判和建議，始終沒有與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試《對策》中，他肯定經史的作用，更指出經史之用必以現實問題為依據，“不通乎當世之務，不知經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緩、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對現實問題，特別關切西北邊疆和東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國蒼生”，“益誡西邊將帥”。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學士書》，建議改革內閣制度。他對腐朽的官僚機構和庸俗官僚深惡痛絕。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陳“當今急務八條”，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濫”（《己亥雜詩》自注）。道光十八年(1838)，林則徐奉命到廣東海口查禁鴉片，他作了《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則徐“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主張嚴禁鴉片，堅決抵抗英國侵略者;主張和外國作有益的通商,嚴格禁止奢侈品的輸入；并駁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賈、紳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論調。在中英鴉片戰爭發生后，江蘇巡撫梁章巨駐防上海，他在丹陽書院于暴死前數日寫信給梁“論時事,并約即日解館來訪,稍助籌筆”（梁章巨《師友集》卷六《仁和龔定盦主事》條），表示希望參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國侵略者，更表現出堅決反抗外國侵略的愛國主義精神。
龔自珍在中年以后，隨著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煩惱和痛苦，“坐耗蒼茫想，全憑瑣屑謀”(《撰羽林山館金石墨本記成，弁端二十字》)。有時想以“搜羅文獻”自慰，“狂臚文獻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緣”（《猛憶》）；甚至想“發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間的解脫。但他愛祖國,關心現實,無法排除“外緣”，終于成不了佛教徒。龔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導方面說，雖然他的批判不徹底，改良的目標不明確，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態度始終是積極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現實統治為“衰世”，為“日之將夕”，確信未來時代的巨大變化，并寄以極大的熱情和希望，也是始終一貫的。他是在中國封建社會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的前夕，一個主張改革腐朽現狀和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啟蒙思想家。一生中因為政治改革而不得不退隱.
①20歲以前，在家學習經學、文學。他自幼受母親教育,好讀詩文。從8歲起學習研究經史、小學。12歲從段玉裁學《說文》。他搜輯科名掌故；以經說字、以字說經；考古今官制；為目錄學、金石學等。同時，在文學上,也顯示了創作的才華。13歲，作《知覺辨》,“是文集之托始”；15歲，詩集編年；嘉慶十五年(1810)，19歲，倚聲填詞,應順天鄉試,由監生中式副榜第28名。這可以說是對龔自珍20歲以前學習的概括總結。
②20歲至28歲，應鄉試至入仕時期。龔自珍21歲，編詞集《懷人館詞》3卷、《紅禪詞》2卷。段玉裁作序說他“所業詩文甚夥，間有治經史之作，風發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為長短句”，“造意造言,幾如韓李之于文章”，認為“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才之絕異，與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懷人館詞序》)。二十三年(1818)又應浙江鄉試,始中舉,主考官為著名漢學家高郵王引之。次年應會試落選，嘉慶二十五年(1820)開始入仕，為內閣中書。這時期他逐漸接觸社會政治現實,并從科試失意中體驗到政治腐敗,產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從劉逢祿學習《公羊傳》。他寫出了《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尊隱》、《平均篇》等政論文。嘉慶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佇泣亭文》及詩集一冊請教“吳中尊宿”王芑孫。王認為他“詩中傷時之語、罵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譜外紀》)。同年，他開始戒詩。今存這時期詩，有《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等。
③29歲至去世。嘉慶二十四年會試落選后，他又參加五次會試。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會試,始中進士，時年38歲。在此期間，他仍為內閣中書。道光十五年（1835），遷宗人府主事。改為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兩年后，又補主客司主事。這類官職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歲，辭官南歸（道光十九年，1839）。50歲，暴卒于丹陽云陽書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時為鴉片戰爭第二年。這時期,他對政治現實認識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議,寫出許多著名評論,如《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阮尚書年譜第一序》、《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歷史、哲學論文如《古史鉤沉論》等。也有不少文學散文名篇，如《捕蜮》、《書金伶》、《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病梅館記》等。他的許多著名詩篇，如《能令公少年行》、《詠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雜詩》等，也都是這時期作品。龔自珍墨跡政治學術思想 龔自珍生活的時代，是統一的封建國家面臨沒落崩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新階段，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不斷加深。
龔自珍從青年時起，就深刻地意識到封建國家的嚴重危機,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性。“秋氣不驚堂內燕,夕陽還戀路旁鴉。”（《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梁啟超說:“舉國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龔自珍、魏源)輩若不勝其憂危，恒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清代學術概論》）早在嘉慶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戶”，“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議》)。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認識到外國資本主義侵略造成嚴重的民族危機，指出“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叩關，狎之則蠹國”（《阮尚書年譜第一序》）。他對時代的危機，不止是敏銳地感覺它，而且也積極地建議挽救它；他肯定未來時代的必然變化，并寄以熱情的幻想和希望。
龔自珍處在過渡時代的開始階段。他的思想發展，有一個艱苦、復雜和曲折的過程。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為代表的正統派考據學。但他沖出考據學的藩籬，不為家學和時代學風所囿。在現實社會運動主要是農民起義的啟發下，他以特有的敏銳的眼光，觀察現實，研究現實。
在《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等文中，他對腐朽黑暗的現實政治和社會，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平均篇》指出了貧富不均所造成的社會敗壞現象及其危險的后果:“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提出“均田”的改革主張，要求“貴乎操其本源，與隨其時而劑調之”，“挹彼注茲”，平均貧富。
在《尊隱》中，他隱晦曲折地表現出對農民起義的大膽想象和熱情頌揚，向往著未來時代的巨大變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徹底的。后來他看到均田制是辦不到的，又作《農宗篇》。主張按宗法分田：大宗百畝，小宗、群宗二十五畝，其余閑民為佃農。其目的是“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建立以中小地主為基礎的封建統治。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階級的根本立場，因此，他在《農宗答問第一》及《農宗答問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龔自珍到30歲前后，在學術思想上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他從對正統派考據學嚴歷地批判到堅決拋棄考據學，接受今文經學《春秋》公羊學派的影響，從劉逢祿學習，“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但他肯定考據學的有用的部分；同時也批判今文經學雜以讖緯五行的“惡習”，而主張“經世致用”，倡導學術要為現實政治服務。從此他更自覺地使學術研究密切地與現實政治社會問題聯系，研究的課題更為廣泛。他“為天地東西南北之學”，研究地理學，而特別致力于當代的典章制度和邊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圖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對現實政治社會問題也提出了積極的建議，寫《西域置行省議》和《東南罷番 主張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鞏固西北邊疆。隨著生活經驗和歷史知識的增長，以及政治、學術思想的逐漸成熟，他深入探討了天地萬物以及社會文化的起源和發展問題，并把經史、百家、小學、輿地以及當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統一起來，形成一個相當完整的歷史觀。他說：“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則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鉤沉論二》）這里有前輩章學誠“六經皆史”觀點的影響，但比章說更擴大、通達、完整，更有科學性和戰斗性。他把古代的一切歷史文化的功罪完全歸結到史官，并以當代的史官即歷史家自任。他認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從全面著眼，作客觀的、公正的現實政治社會的批判。這實際是要使歷史和現實政治社會問題即“當今之務”聯系起來，應用《春秋》公羊學派變化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在“尊史”的口號下，對腐朽的現實政治社會作全面的批判。這就是他在《尊隱》里所尊“橫天地之隱”的具體化。與此同時，他繼續不斷地關心現實政治社會的重大問題，不斷地提出批判和建議，始終沒有與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試《對策》中，他肯定經史的作用，更指出經史之用必以現實問題為依據，“不通乎當世之務，不知經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緩、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對現實問題，特別關切西北邊疆和東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國蒼生”，“益誡西邊將帥”。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學士書》，建議改革內閣制度。他對腐朽的官僚機構和庸俗官僚深惡痛絕。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陳“當今急務八條”，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濫”（《己亥雜詩》自注）。道光十八年(1838)，林則徐奉命到廣東海口查禁鴉片，他作了《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則徐“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主張嚴禁鴉片，堅決抵抗英國侵略者;主張和外國作有益的通商,嚴格禁止奢侈品的輸入；并駁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賈、紳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論調。在中英鴉片戰爭發生后，江蘇巡撫梁章巨駐防上海，他在丹陽書院于暴死前數日寫信給梁“論時事,并約即日解館來訪,稍助籌筆”（梁章巨《師友集》卷六《仁和龔定盦主事》條），表示希望參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國侵略者，更表現出堅決反抗外國侵略的愛國主義精神。
龔自珍在中年以后，隨著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煩惱和痛苦，“坐耗蒼茫想，全憑瑣屑謀”(《撰羽林山館金石墨本記成，弁端二十字》)。有時想以“搜羅文獻”自慰，“狂臚文獻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緣”（《猛憶》）；甚至想“發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間的解脫。但他愛祖國,關心現實,無法排除“外緣”，終于成不了佛教徒。龔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導方面說，雖然他的批判不徹底，改良的目標不明確，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態度始終是積極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現實統治為“衰世”，為“日之將夕”，確信未來時代的巨大變化，并寄以極大的熱情和希望，也是始終一貫的。他是在中國封建社會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的前夕，一個主張改革腐朽現狀和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啟蒙思想家。一生中因為政治改革而不得不退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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