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談概》《太平廣記鈔》《情史》《墨憨齋定本傳奇》，以及許多解經、紀史、采風、修志的著作，而以選編“三言”的影響最大最廣。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廣，數量如此多的著作，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華有關外，也和他一生的經歷密不可分。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與封建社會的許多讀書人一樣，把主要精力放在誦讀經史以應科舉上。他曾在《磷經指月》一書的《發凡》中回憶道：“不佞童年受經，逢人問道，四方之秘復，盡得疏觀；廿載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則說他：“上下數千年，瀾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舉道路卻十分坎坷。直到崇禎三年（1630），他五十七歲時，才補為貢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訓導，七年（1634）升任福建壽寧知縣。四年以后回到家鄉。在天下動蕩的局勢中，在清兵南下時，還以七十高齡，奔走反清，他除了積極進行宣傳，刊行《中興偉略》諸書之外，應該也直接參與了抗清斗爭。在清順治三年（1646）春憂憤而死，也有說他是清軍所殺。
縱覽他的一生，雖有經世治國之志，但他不愿受封建道德約束的狂放，他對“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與歌兒妓女的廝混，他對俚詞小說的喜愛……都被理學家們認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羈，而難以容忍。因而，他只得長期沉淪下層，或舌耕授徒糊口，或為書賈編輯養家。也正因為如此，不但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奠定了他中國出版史上的崇高地位——這一點，我們至今研究、認識得還很不夠，如果沒有他的辛勤勞作和超出同時代人眼光百倍的見識，那些到明代已散佚殆盡的宋元話本以及在民間流傳的歌謠、笑話、戲曲，都將自生自滅，使文學史上留下大段大段的空白。馮夢龍的這些工作成就，實可與孔子刪定《詩經》的意義并肩媲美！
馮夢龍所編纂的這些書，從出版學的角度來看，有一個共同的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實用。他的那些記錄當時歷史事件的著作在當時具有很強的新聞性；他的那些解說經書的輔導教材受到習科舉的士子們的歡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細民閱讀的擬話本、長篇說部、小說類書，以及劇本民歌、笑話等有更大的讀者群，為書商帶來了巨大的利潤。這使得馮夢龍的編輯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場經濟下的出版業的特色。在《智囊》一書中，也充分體現了這些特點。《智囊》 《智囊》《古今談概》《情史》三部書，可謂馮夢龍在“三言”之外的又一個“三部曲”系列的小說類書。《智囊》之旨在“益智”、《古今談概》之旨在“療腐”、《情史》之旨在“情教”，均表達了馮夢龍對世事的關心。而《智囊》是其中最具社會政治特色 和實用價值的故事集。他在《智囊敘》中說：
人有智，猶地有水；地無水為焦土，人無智為行尸。智用于人，猶水行于地，地勢坳則水滿之，人事坳則智滿之。周覽古今成敗得失之林，蔑不由此。
他想由此總結“古今成敗得失”的原因，其用意不可謂不深遠。
《智囊》初編成于明天啟六年（1625），這年馮夢龍已屆天命之年，還正在各地以做館塾先生過活，兼為書商編書以解無米之炊。此時也是奸黨魏忠賢在朝中掌權，提督特務機關東廠，大興冤獄，正紅得發紫之際，是中國封建社會最黑暗的時期之一。馮夢龍編纂這部政治色彩極濃，并且許多篇章直斥閹黨掌權之弊的類書，不能不令人對馮氏大智大勇的膽識表示敬佩。
以后此書又經馮夢龍增補，重刊時改名《智囊補》，其他刊本也稱《智囊全集》《增智囊補》《增廣智囊補》等，內容上均同《智囊補》。全書共收上起先秦，下迄明代的歷代智慧故事1238則，依內容分為十部二十八卷。《上智》《明智》《察智》所收歷代政治故事表達了馮氏的政治見解和明察勤政的為官態度；《膽智》《術智》《捷智》編選的是各種治理政務手段的故事；《語智》收辯才善言的故事；《兵智》集各種出奇制勝的軍事謀略；《閨智》專輯歷代女子的智慧故事；《雜智》收各種黠狡小技以至于種種騙術。馮夢龍在《雜智部總敘》中說：“正智無取于狡，而正智反為狡者困；大智無取于小，而大智或反為小者欺。破其狡，則正者勝矣；識其小，則大者又勝矣。況狡而歸之于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于大，未始不大乎？”點明了這些雜智故事的認識價值。全書既有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大謀略，也有士卒、漂婦、仆奴、僧道、農夫、畫工等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奇機智。這些故事匯成了中華民族古代智慧的海洋。書中涉及的典籍幾乎涵蓋了明代以前的全部正史和大量的筆記、野史，使這部關于智慧和計謀的類書還具有重要的資料價值、校勘價值。書中的一千多則故事，多數信而有征，查而有據，真實生動，對我們今天學習歷史， 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是十分有益的。應當特別提及的是書中專輯《閨智》一部，記敘了許多有才智、有勇謀、有遠見卓識的婦女，這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時代，使此書具有鮮明的反封建的人民性。
書中各部類之前的總敘、分敘，各篇之后的評語，文中的夾批，均由馮夢龍撰寫。這些地方是馮氏政治態度、人生見解、愛憎之情的最集中、最直接的表達，嘻笑怒罵皆成文章，是研究馮氏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此書“間系以評語，佻薄殊甚。” 這一站在封建正統道德一邊的評價是不公平的。不過書中確實有一些迷信觀念，對少數民族、農民起義有一些誣蔑之詞，這些落后的東西今天并不難識別，這里就不再贅言了。
《智囊》的刻本很多，我們這次校譯所用的底本名《增廣智囊補》，題為馮夢龍重輯，張明粥、沈幾、張我城同閱。雖然是清初的印本，但和其他清刻本相比，此本不避“夷”、“虜”等字，如卷三《薛簡肅》中的“虜酋”，他本改作“胡人”或“汗”；同卷《高拱》中的“夷民”、“夷俗”、“夷人”，他本改作“其民”、“民俗”、“民人”，證明此本可能是明末的原刻本或離原刻本很近的翻刻本。
馮子曰：人有智猶地有水，地無水為焦土，人無智為行尸。智用于人，猶水行于地，地勢坳則水滿之，人事坳則智滿之。周覽古今成敗得失之林，蔑不由此。何以明之？昔者梁、紂愚而湯、武智；六國愚而秦智；楚愚而漢智；隋愚而唐智；宋愚而元智；元愚而圣祖智。舉大則細可見，斯《智囊》所為述也。或難之曰：智莫大于舜，而困于頑囂；亦莫大于孔，而厄于陳蔡；西鄰之子，六藝嫻習，懷璞不售，鶉衣彀食，東鄰之子，紇字未識，坐享素封，仆從盈百，又安在乎愚失而智得？馮子笑曰：子不見夫鑿井者乎？冬裸而夏裘，繩以入，畚以出，其平地獲泉者，智也，菲夫土究而石見，則變也。有種世衡者，屑石出泉，潤及萬家。是故愚人見石，智者見泉，變能窮智，智復不窮于變。使智非舜、孔，方且灰于廩、泥于井、俘于陳若蔡，何暇琴于床而弦于野？子且未知圣人之智之妙用，而又何以窺吾囊？或又曰：舜、孔之事則誠然矣。然而“智囊”者，固大夫錯所以膏焚于漢市也，子何取焉？馮子曰：不不！錯不死于智，死于愚，方其坐而談兵，人主動色，迨七國事起，乃欲使天子將而已居守，一為不智，讒興身滅。雖然，錯愚于衛身，而智于籌國，故身死數千年，人猶痛之，列于名臣。（左車右免）斗宵之流，衛身偏智，籌國偏愚，以此較彼，誰妍誰媸？且“智囊”之名，子知其一，未知二也。前乎錯，有樗里子焉；后乎錯，有魯匡、支謙、杜預、桓范、王儉焉；其在皇明，楊文襄公并擅此號。數君子者，跡不一軌，亦多有成功豎勛、身榮道泰。子舍其利而懲其害，是猶睹一人之溺，而廢舟揖之用，夫亦愈不智矣！或又曰：子之述《智囊》，將令人學智也。智由性生乎，由紙上乎？馮子曰：吾向者固言之：智猶水，然藏于地中者，性；鑿而出之者，學。井澗之用，與江河參。吾憂夫人性之錮于土石，而以紙上言為之畚鍤，庶于應世有廖爾。或又曰：仆聞“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子之品智，神奸巨猾，或登上乘，雞鳴狗盜，亦備奇聞，囊且穢矣，何以訓世？馮子曰：吾品智非品人也。不唯其人唯其事，不唯其事唯其智，雖好猾盜賊，誰非吾藥籠中硝、戟？吾一以為蛛網而推之可漁，一以為蠶繭而推之可室。譬之谷王，眾水同歸，豈其擇流而受！或無以難，遂書其語于篇首。東吳之畸人也。
智囊自敘智囊補自敘
憶丙寅歲，余坐蔣氏三徑齋小樓近兩月，輯成《智囊》二十七卷。以請教于海內之明哲，往往濫蒙嘉許，而嗜癡者遂冀余有續刻。余菰蘆中老儒爾，目未睹西山之秘籍，耳未聞海外之僻事，安所得匹此者而續之？顧數年以來，聞見所觸，茍鄰于智，未嘗不存諸胸臆，以此補前輯所未備，庶幾其可。雖然，岳忠武有言：“運用之妙，在乎一心。”善用之，鳴吠之長可以逃死；不善用之，則馬服之書無以救敗。故以羊悟馬，前刻已慶其繁；執方療疾，再補尚虞其寡。第余更有說焉。唐太宗喜右軍筆意，命書家分臨蘭亭本，各因其質，勿泥形模，而民間片紙只字，乃至搜括無遺。佛法上乘，不立文字，四十二章，后增添至五千四十八卷而猶未已。故致用雖貴乎神明，往跡何妨乎多識？茲補或亦海內明哲之所不棄，不止塞嗜痂者之請而已也。書成，值余將赴閩中，而社友德仲氏以送余，故同至松陵。德仲先行余《指月》、《衡庫》諸書，蓋嗜痂之尤者，因述是語為敘而之。
吳門馮夢龍題于松陵之舟中
“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稱。作者為明代馮夢龍。又和“二拍（《初刻拍 案驚奇》和《 二 刻拍案驚奇》的合稱）”合稱“三言二拍”。（《喻世明言》初刻時名為《全像古今小說》，后來為了和三言之意，改名為《喻世明言》
馮夢龍的思想非常復雜，充滿了矛盾。如果要全面研究馮夢龍思想的來源，至少要涉及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以孔子為代表的正統的儒家思想；第二，明中葉以降東南沿海一帶市民階層的思想觀念；第三，明代影響較大的哲學思潮。就馮夢龍與明代哲學思潮的關系而言，對馮夢龍思想影響最大的是李卓吾和王陽明。
《活見鬼》納入北師大版五年級下冊 ，寓意人生中的鬼其實都是幻影，只有冷靜，才能克服這些“鬼”。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廣，數量如此多的著作，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華有關外，也和他一生的經歷密不可分。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與封建社會的許多讀書人一樣，把主要精力放在誦讀經史以應科舉上。他曾在《磷經指月》一書的《發凡》中回憶道：“不佞童年受經，逢人問道，四方之秘復，盡得疏觀；廿載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則說他：“上下數千年，瀾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舉道路卻十分坎坷。直到崇禎三年（1630），他五十七歲時，才補為貢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訓導，七年（1634）升任福建壽寧知縣。四年以后回到家鄉。在天下動蕩的局勢中，在清兵南下時，還以七十高齡，奔走反清，他除了積極進行宣傳，刊行《中興偉略》諸書之外，應該也直接參與了抗清斗爭。在清順治三年（1646）春憂憤而死，也有說他是清軍所殺。
縱覽他的一生，雖有經世治國之志，但他不愿受封建道德約束的狂放，他對“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與歌兒妓女的廝混，他對俚詞小說的喜愛……都被理學家們認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羈，而難以容忍。因而，他只得長期沉淪下層，或舌耕授徒糊口，或為書賈編輯養家。也正因為如此，不但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奠定了他中國出版史上的崇高地位——這一點，我們至今研究、認識得還很不夠，如果沒有他的辛勤勞作和超出同時代人眼光百倍的見識，那些到明代已散佚殆盡的宋元話本以及在民間流傳的歌謠、笑話、戲曲，都將自生自滅，使文學史上留下大段大段的空白。馮夢龍的這些工作成就，實可與孔子刪定《詩經》的意義并肩媲美！
馮夢龍所編纂的這些書，從出版學的角度來看，有一個共同的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實用。他的那些記錄當時歷史事件的著作在當時具有很強的新聞性；他的那些解說經書的輔導教材受到習科舉的士子們的歡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細民閱讀的擬話本、長篇說部、小說類書，以及劇本民歌、笑話等有更大的讀者群，為書商帶來了巨大的利潤。這使得馮夢龍的編輯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場經濟下的出版業的特色。在《智囊》一書中，也充分體現了這些特點。《智囊》 《智囊》《古今談概》《情史》三部書，可謂馮夢龍在“三言”之外的又一個“三部曲”系列的小說類書。《智囊》之旨在“益智”、《古今談概》之旨在“療腐”、《情史》之旨在“情教”，均表達了馮夢龍對世事的關心。而《智囊》是其中最具社會政治特色 和實用價值的故事集。他在《智囊敘》中說：
人有智，猶地有水；地無水為焦土，人無智為行尸。智用于人，猶水行于地，地勢坳則水滿之，人事坳則智滿之。周覽古今成敗得失之林，蔑不由此。
他想由此總結“古今成敗得失”的原因，其用意不可謂不深遠。
《智囊》初編成于明天啟六年（1625），這年馮夢龍已屆天命之年，還正在各地以做館塾先生過活，兼為書商編書以解無米之炊。此時也是奸黨魏忠賢在朝中掌權，提督特務機關東廠，大興冤獄，正紅得發紫之際，是中國封建社會最黑暗的時期之一。馮夢龍編纂這部政治色彩極濃，并且許多篇章直斥閹黨掌權之弊的類書，不能不令人對馮氏大智大勇的膽識表示敬佩。
以后此書又經馮夢龍增補，重刊時改名《智囊補》，其他刊本也稱《智囊全集》《增智囊補》《增廣智囊補》等，內容上均同《智囊補》。全書共收上起先秦，下迄明代的歷代智慧故事1238則，依內容分為十部二十八卷。《上智》《明智》《察智》所收歷代政治故事表達了馮氏的政治見解和明察勤政的為官態度；《膽智》《術智》《捷智》編選的是各種治理政務手段的故事；《語智》收辯才善言的故事；《兵智》集各種出奇制勝的軍事謀略；《閨智》專輯歷代女子的智慧故事；《雜智》收各種黠狡小技以至于種種騙術。馮夢龍在《雜智部總敘》中說：“正智無取于狡，而正智反為狡者困；大智無取于小，而大智或反為小者欺。破其狡，則正者勝矣；識其小，則大者又勝矣。況狡而歸之于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于大，未始不大乎？”點明了這些雜智故事的認識價值。全書既有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大謀略，也有士卒、漂婦、仆奴、僧道、農夫、畫工等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奇機智。這些故事匯成了中華民族古代智慧的海洋。書中涉及的典籍幾乎涵蓋了明代以前的全部正史和大量的筆記、野史，使這部關于智慧和計謀的類書還具有重要的資料價值、校勘價值。書中的一千多則故事，多數信而有征，查而有據，真實生動，對我們今天學習歷史， 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是十分有益的。應當特別提及的是書中專輯《閨智》一部，記敘了許多有才智、有勇謀、有遠見卓識的婦女，這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時代，使此書具有鮮明的反封建的人民性。
書中各部類之前的總敘、分敘，各篇之后的評語，文中的夾批，均由馮夢龍撰寫。這些地方是馮氏政治態度、人生見解、愛憎之情的最集中、最直接的表達，嘻笑怒罵皆成文章，是研究馮氏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此書“間系以評語，佻薄殊甚。” 這一站在封建正統道德一邊的評價是不公平的。不過書中確實有一些迷信觀念，對少數民族、農民起義有一些誣蔑之詞，這些落后的東西今天并不難識別，這里就不再贅言了。
《智囊》的刻本很多，我們這次校譯所用的底本名《增廣智囊補》，題為馮夢龍重輯，張明粥、沈幾、張我城同閱。雖然是清初的印本，但和其他清刻本相比，此本不避“夷”、“虜”等字，如卷三《薛簡肅》中的“虜酋”，他本改作“胡人”或“汗”；同卷《高拱》中的“夷民”、“夷俗”、“夷人”，他本改作“其民”、“民俗”、“民人”，證明此本可能是明末的原刻本或離原刻本很近的翻刻本。
馮子曰：人有智猶地有水，地無水為焦土，人無智為行尸。智用于人，猶水行于地，地勢坳則水滿之，人事坳則智滿之。周覽古今成敗得失之林，蔑不由此。何以明之？昔者梁、紂愚而湯、武智；六國愚而秦智；楚愚而漢智；隋愚而唐智；宋愚而元智；元愚而圣祖智。舉大則細可見，斯《智囊》所為述也。或難之曰：智莫大于舜，而困于頑囂；亦莫大于孔，而厄于陳蔡；西鄰之子，六藝嫻習，懷璞不售，鶉衣彀食，東鄰之子，紇字未識，坐享素封，仆從盈百，又安在乎愚失而智得？馮子笑曰：子不見夫鑿井者乎？冬裸而夏裘，繩以入，畚以出，其平地獲泉者，智也，菲夫土究而石見，則變也。有種世衡者，屑石出泉，潤及萬家。是故愚人見石，智者見泉，變能窮智，智復不窮于變。使智非舜、孔，方且灰于廩、泥于井、俘于陳若蔡，何暇琴于床而弦于野？子且未知圣人之智之妙用，而又何以窺吾囊？或又曰：舜、孔之事則誠然矣。然而“智囊”者，固大夫錯所以膏焚于漢市也，子何取焉？馮子曰：不不！錯不死于智，死于愚，方其坐而談兵，人主動色，迨七國事起，乃欲使天子將而已居守，一為不智，讒興身滅。雖然，錯愚于衛身，而智于籌國，故身死數千年，人猶痛之，列于名臣。（左車右免）斗宵之流，衛身偏智，籌國偏愚，以此較彼，誰妍誰媸？且“智囊”之名，子知其一，未知二也。前乎錯，有樗里子焉；后乎錯，有魯匡、支謙、杜預、桓范、王儉焉；其在皇明，楊文襄公并擅此號。數君子者，跡不一軌，亦多有成功豎勛、身榮道泰。子舍其利而懲其害，是猶睹一人之溺，而廢舟揖之用，夫亦愈不智矣！或又曰：子之述《智囊》，將令人學智也。智由性生乎，由紙上乎？馮子曰：吾向者固言之：智猶水，然藏于地中者，性；鑿而出之者，學。井澗之用，與江河參。吾憂夫人性之錮于土石，而以紙上言為之畚鍤，庶于應世有廖爾。或又曰：仆聞“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子之品智，神奸巨猾，或登上乘，雞鳴狗盜，亦備奇聞，囊且穢矣，何以訓世？馮子曰：吾品智非品人也。不唯其人唯其事，不唯其事唯其智，雖好猾盜賊，誰非吾藥籠中硝、戟？吾一以為蛛網而推之可漁，一以為蠶繭而推之可室。譬之谷王，眾水同歸，豈其擇流而受！或無以難，遂書其語于篇首。東吳之畸人也。
智囊自敘智囊補自敘
憶丙寅歲，余坐蔣氏三徑齋小樓近兩月，輯成《智囊》二十七卷。以請教于海內之明哲，往往濫蒙嘉許，而嗜癡者遂冀余有續刻。余菰蘆中老儒爾，目未睹西山之秘籍，耳未聞海外之僻事，安所得匹此者而續之？顧數年以來，聞見所觸，茍鄰于智，未嘗不存諸胸臆，以此補前輯所未備，庶幾其可。雖然，岳忠武有言：“運用之妙，在乎一心。”善用之，鳴吠之長可以逃死；不善用之，則馬服之書無以救敗。故以羊悟馬，前刻已慶其繁；執方療疾，再補尚虞其寡。第余更有說焉。唐太宗喜右軍筆意，命書家分臨蘭亭本，各因其質，勿泥形模，而民間片紙只字，乃至搜括無遺。佛法上乘，不立文字，四十二章，后增添至五千四十八卷而猶未已。故致用雖貴乎神明，往跡何妨乎多識？茲補或亦海內明哲之所不棄，不止塞嗜痂者之請而已也。書成，值余將赴閩中，而社友德仲氏以送余，故同至松陵。德仲先行余《指月》、《衡庫》諸書，蓋嗜痂之尤者，因述是語為敘而之。
吳門馮夢龍題于松陵之舟中
“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稱。作者為明代馮夢龍。又和“二拍（《初刻拍 案驚奇》和《 二 刻拍案驚奇》的合稱）”合稱“三言二拍”。（《喻世明言》初刻時名為《全像古今小說》，后來為了和三言之意，改名為《喻世明言》
馮夢龍的思想非常復雜，充滿了矛盾。如果要全面研究馮夢龍思想的來源，至少要涉及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以孔子為代表的正統的儒家思想；第二，明中葉以降東南沿海一帶市民階層的思想觀念；第三，明代影響較大的哲學思潮。就馮夢龍與明代哲學思潮的關系而言，對馮夢龍思想影響最大的是李卓吾和王陽明。
《活見鬼》納入北師大版五年級下冊 ，寓意人生中的鬼其實都是幻影，只有冷靜，才能克服這些“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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