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時的游歷生涯〗
少年時代的晁補之隨父親游官四方，曾一度寓居洛陽。治平元年（1084），他十二歲時，從父仕會稽（今浙江紹興），過曹娥江，游上虞觀海。此后一直在江南各地，歷覽勝覽，開拓了胸襟眼界。
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冬，蘇軾通判杭州，時晁補之正待父杭之新城，以久慕軾大各，乃往拜謁。乃聽到蘇軾議論，遂退而撰《七述》，備述錢塘山川風(fēng)物之秀麗。蘇軾讀后大為贊嘆，“稱其文博辯雋偉，絕人遠甚，必顯于世，由是知名。”（《宋史》本傳）這是二人訂交之始，此后直貫終生，對晁補之影響極深遠。熙寧八年，晁端友病卒京師昭得坊，官終著作佐郎。補之因家貧，竟不能以時葬，引為終身憾事。這年他才二十三歲，即奉母歸巨野故里，耕讀度日，常常為衣食困窘嘆息。這一段艱苦歲月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痕跡。
〖坎坷的官場生涯〗
宋神宗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晁補之27歲時“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于經(jīng)術(shù)者，可革浮薄。’”后調(diào)澶州司戶參軍，改充北京國子監(jiān)教授，才步入坎坷的仕官生涯。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哲宗即位，高太后執(zhí)政，舊黨得主國是。晁補之被召試京師，除太學(xué)正。不久，又以執(zhí)政李清臣薦堪館閣，經(jīng)考試后，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
時蘇軾任翰林學(xué)士，黃庭堅、張耒等俱供職館閣，他們詩酒酬唱，度過一生中最愜意的時期。不過，晁補之雖居官京師，卻因生性清孤耿介，不事干謁，一直未能擺脫窮苦的困擾。元祐五年，他終因校書郎官奉微薄，不足贍養(yǎng)，乃乞補外官，得以秘閣校理通判揚州。兩年后又被召還朝，除秘書省著作佐郎。時期朝政動蕩，哲宗親政，元祐末，紹圣初宋王朝政局大變，用章敦為相、倡紹述之說，新黨復(fù)起，乃盡逐元祐相臣。晁補之亦受累離開京師，于紹圣元年（公元1094年）出知濟州（今山東濟南）。
以后，章惇又興史禍，晁補之坐修《神宗實錄》失實，遂于紹圣二年，敕降通判應(yīng)天府（今河南商丘）。到貶所不久，又以岳父杜純弟杜纮知應(yīng)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為避親嫌，改差通判亳州（今安徽亳州）。朝廷紛爭傾軋繼續(xù)激烈。紹圣四年（公元1097年），黨訖起，再治元佑舊臣。晁補之亦在籍中，被貶監(jiān)處、信二州（今浙江麗水）鹽酒稅，乃匆匆趕赴貶所。不料行到丹陽途中，母楊氏夫人病歿，即奉靈柩還鄉(xiāng)，服喪家居。到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因嫌巨里地方低卑貧薄，便遷居金鄉(xiāng)（今山東金鄉(xiāng)縣）城東。次年夏服除，改監(jiān)信州（今江西上饒）鹽酒稅。
一年后，政局又起變化，由于哲宗病逝，徽宗即位，皇太后聽政，復(fù)用元祐黨人。晁補之得遇赦，被召為著作佐郎還京師。建中靖國元年（公元1101年），授尚書禮部員外郎、哲宗實錄院檢討官、神宗國史編修官。他都再三上表辭謝而求外任，不許，只得改除吏部郎中。七月間，蘇軾的病逝，使他悲痛深鉅，一腔真摯情意盡數(shù)傾注到《祭端明蘇公文》中。
然而，政局變幻難測。向太后去世，徽宗又紹述熙寧、元豐，改元崇寧，黨論復(fù)起。元祐諸賢與司馬光、蘇軾等，被控為“奸黨”，晁補之亦在其中，為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濟），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像。但任職才數(shù)月，又改知湖州（今浙江湖州市）。朝廷局勢卻急劇變化，再窮治元祐及元符末舊臣。補之遂于秋日離任，由吏部改授密州，又改果州，然皆不許。
崇寧五年（公元1106年）九月，宰相蔡京籍司馬光、蘇軾等一百二十人罪狀，謂之奸黨，黃庭堅、秦觀、晁補之皆在其中。補之乃管勾江州太平觀，退返金鄉(xiāng)家園閑處，是年已過五十，從此開始了長達八年的廢黜生涯。由于他一生仁途坎坷，屢遭貶謫，多處漂泊，對宦海生活感受尤深，所以他歸隱鄉(xiāng)里后，“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忘情仕進，慕陶潛為人。”這一階段也是他創(chuàng)作的豐收期，詩、詞、文各體俱備，多方面表現(xiàn)出他的生活和復(fù)雜矛盾的心緒，取得較大成績。到大觀二年（公元1180年），政局漸有緩和，補之先是改提西京崇福宮，又改提舉南京鴻慶宮。大觀四年（公元1110年），“黨籍”事消，補之詣吏部侯調(diào)，得起知達州，未赴，尋改知泗州。至官無幾，便于是年中秋日病卒于泗州官舍，終年五十八歲。
〖政治生涯對于文學(xué)的影響〗
晁補之生活在北宋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幾帝期間，正值北宋王朝由盛漸衰之際，社會的各種矛盾、朝內(nèi)新舊黨爭，日益尖銳、激烈。王安石的變法受到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加上自身的弱點，最后失敗。北宋王朝在日趨激化的社會矛盾，以及朝政的危機中，越陷越深。昏庸的宋帝及統(tǒng)治集團已無力、也不可能改變和擺脫這一衰敗局面。在當(dāng)時黑暗腐敗的社會里，盡管晁補之有濟世之志，但不能施展，政治抱負不能實現(xiàn)。他在任職期間，雖頗有政績，但不被重用；相反，卻一次次受排斥、被貶官。
晁補之聯(lián)系他仕途坎坷、郁郁不得志的身世，憤怨抑郁的心情凝聚于筆端，抒之于詞章之中。他這種情感，從其創(chuàng)作的許多詩詞作品中都程度不同的流露出來。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他于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貶監(jiān)信州酒稅時寫的《迷神引·貶玉溪，對江山作》（引自《晁氏琴趣外篇》卷二）：
黯黯青山紅日暮，浩浩大江東注。余霞散綺，向煙波路。使人愁，長安遠，在何處。幾點漁燈小，迷近塢。一片客船低，傍前浦。
暗想平生，自悔儒冠誤。覺阮途窮，歸心阻。斷魂素月，一千里，傷平楚。怪竹枝歌，聲聲怨，為誰苦。猿鳥一時啼，驚島嶼。燭暗不成眠，聽津鼓。
這首詞寫他目睹夕陽江水、煙波暗淡、一片客船的蒼茫景象，心中產(chǎn)生出萬千思緒，不禁發(fā)出帝鄉(xiāng)歸路在何處的感慨。“暗想平生，自悔儒冠誤”，聯(lián)系自己被貶職的境遇，以“斷魂素月”、猿鳥哀啼，烘托他的凄苦心境。“燭暗不成眠，聽津鼓”，表現(xiàn)出他淪落天涯、長夜不眠的悲苦。
晁補之一生嗜學(xué)不倦，文章名重一時。《宋史》本傳云：“補之才氣飄逸，嗜學(xué)不知倦，文章溫潤典縟，其凌麗奇卓出于天成。尤精《楚辭》，論集屈、宋以來賦詠為《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為五管郡守，及修海上諸郡武備，議者以為通達世務(wù)。”晁補之散文流暢，其政論、論史之作，比較注重“事功”，并對空泛、迂腐、不切實際的議論，有所嘲諷。他除善文外，亦工詩詞書畫。其所作詩文凡70卷，名《雞肋集》，另有收錄晁補之詞作的《晁氏琴趣外篇》6卷，此兩種著作輯本，今均傳于世。
少年時代的晁補之隨父親游官四方，曾一度寓居洛陽。治平元年（1084），他十二歲時，從父仕會稽（今浙江紹興），過曹娥江，游上虞觀海。此后一直在江南各地，歷覽勝覽，開拓了胸襟眼界。
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冬，蘇軾通判杭州，時晁補之正待父杭之新城，以久慕軾大各，乃往拜謁。乃聽到蘇軾議論，遂退而撰《七述》，備述錢塘山川風(fēng)物之秀麗。蘇軾讀后大為贊嘆，“稱其文博辯雋偉，絕人遠甚，必顯于世，由是知名。”（《宋史》本傳）這是二人訂交之始，此后直貫終生，對晁補之影響極深遠。熙寧八年，晁端友病卒京師昭得坊，官終著作佐郎。補之因家貧，竟不能以時葬，引為終身憾事。這年他才二十三歲，即奉母歸巨野故里，耕讀度日，常常為衣食困窘嘆息。這一段艱苦歲月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痕跡。
〖坎坷的官場生涯〗
宋神宗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晁補之27歲時“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于經(jīng)術(shù)者，可革浮薄。’”后調(diào)澶州司戶參軍，改充北京國子監(jiān)教授，才步入坎坷的仕官生涯。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哲宗即位，高太后執(zhí)政，舊黨得主國是。晁補之被召試京師，除太學(xué)正。不久，又以執(zhí)政李清臣薦堪館閣，經(jīng)考試后，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
時蘇軾任翰林學(xué)士，黃庭堅、張耒等俱供職館閣，他們詩酒酬唱，度過一生中最愜意的時期。不過，晁補之雖居官京師，卻因生性清孤耿介，不事干謁，一直未能擺脫窮苦的困擾。元祐五年，他終因校書郎官奉微薄，不足贍養(yǎng)，乃乞補外官，得以秘閣校理通判揚州。兩年后又被召還朝，除秘書省著作佐郎。時期朝政動蕩，哲宗親政，元祐末，紹圣初宋王朝政局大變，用章敦為相、倡紹述之說，新黨復(fù)起，乃盡逐元祐相臣。晁補之亦受累離開京師，于紹圣元年（公元1094年）出知濟州（今山東濟南）。
以后，章惇又興史禍，晁補之坐修《神宗實錄》失實，遂于紹圣二年，敕降通判應(yīng)天府（今河南商丘）。到貶所不久，又以岳父杜純弟杜纮知應(yīng)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為避親嫌，改差通判亳州（今安徽亳州）。朝廷紛爭傾軋繼續(xù)激烈。紹圣四年（公元1097年），黨訖起，再治元佑舊臣。晁補之亦在籍中，被貶監(jiān)處、信二州（今浙江麗水）鹽酒稅，乃匆匆趕赴貶所。不料行到丹陽途中，母楊氏夫人病歿，即奉靈柩還鄉(xiāng)，服喪家居。到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因嫌巨里地方低卑貧薄，便遷居金鄉(xiāng)（今山東金鄉(xiāng)縣）城東。次年夏服除，改監(jiān)信州（今江西上饒）鹽酒稅。
一年后，政局又起變化，由于哲宗病逝，徽宗即位，皇太后聽政，復(fù)用元祐黨人。晁補之得遇赦，被召為著作佐郎還京師。建中靖國元年（公元1101年），授尚書禮部員外郎、哲宗實錄院檢討官、神宗國史編修官。他都再三上表辭謝而求外任，不許，只得改除吏部郎中。七月間，蘇軾的病逝，使他悲痛深鉅，一腔真摯情意盡數(shù)傾注到《祭端明蘇公文》中。
然而，政局變幻難測。向太后去世，徽宗又紹述熙寧、元豐，改元崇寧，黨論復(fù)起。元祐諸賢與司馬光、蘇軾等，被控為“奸黨”，晁補之亦在其中，為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濟），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像。但任職才數(shù)月，又改知湖州（今浙江湖州市）。朝廷局勢卻急劇變化，再窮治元祐及元符末舊臣。補之遂于秋日離任，由吏部改授密州，又改果州，然皆不許。
崇寧五年（公元1106年）九月，宰相蔡京籍司馬光、蘇軾等一百二十人罪狀，謂之奸黨，黃庭堅、秦觀、晁補之皆在其中。補之乃管勾江州太平觀，退返金鄉(xiāng)家園閑處，是年已過五十，從此開始了長達八年的廢黜生涯。由于他一生仁途坎坷，屢遭貶謫，多處漂泊，對宦海生活感受尤深，所以他歸隱鄉(xiāng)里后，“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忘情仕進，慕陶潛為人。”這一階段也是他創(chuàng)作的豐收期，詩、詞、文各體俱備，多方面表現(xiàn)出他的生活和復(fù)雜矛盾的心緒，取得較大成績。到大觀二年（公元1180年），政局漸有緩和，補之先是改提西京崇福宮，又改提舉南京鴻慶宮。大觀四年（公元1110年），“黨籍”事消，補之詣吏部侯調(diào)，得起知達州，未赴，尋改知泗州。至官無幾，便于是年中秋日病卒于泗州官舍，終年五十八歲。
〖政治生涯對于文學(xué)的影響〗
晁補之生活在北宋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幾帝期間，正值北宋王朝由盛漸衰之際，社會的各種矛盾、朝內(nèi)新舊黨爭，日益尖銳、激烈。王安石的變法受到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加上自身的弱點，最后失敗。北宋王朝在日趨激化的社會矛盾，以及朝政的危機中，越陷越深。昏庸的宋帝及統(tǒng)治集團已無力、也不可能改變和擺脫這一衰敗局面。在當(dāng)時黑暗腐敗的社會里，盡管晁補之有濟世之志，但不能施展，政治抱負不能實現(xiàn)。他在任職期間，雖頗有政績，但不被重用；相反，卻一次次受排斥、被貶官。
晁補之聯(lián)系他仕途坎坷、郁郁不得志的身世，憤怨抑郁的心情凝聚于筆端，抒之于詞章之中。他這種情感，從其創(chuàng)作的許多詩詞作品中都程度不同的流露出來。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他于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貶監(jiān)信州酒稅時寫的《迷神引·貶玉溪，對江山作》（引自《晁氏琴趣外篇》卷二）：
黯黯青山紅日暮，浩浩大江東注。余霞散綺，向煙波路。使人愁，長安遠，在何處。幾點漁燈小，迷近塢。一片客船低，傍前浦。
暗想平生，自悔儒冠誤。覺阮途窮，歸心阻。斷魂素月，一千里，傷平楚。怪竹枝歌，聲聲怨，為誰苦。猿鳥一時啼，驚島嶼。燭暗不成眠，聽津鼓。
這首詞寫他目睹夕陽江水、煙波暗淡、一片客船的蒼茫景象，心中產(chǎn)生出萬千思緒，不禁發(fā)出帝鄉(xiāng)歸路在何處的感慨。“暗想平生，自悔儒冠誤”，聯(lián)系自己被貶職的境遇，以“斷魂素月”、猿鳥哀啼，烘托他的凄苦心境。“燭暗不成眠，聽津鼓”，表現(xiàn)出他淪落天涯、長夜不眠的悲苦。
晁補之一生嗜學(xué)不倦，文章名重一時。《宋史》本傳云：“補之才氣飄逸，嗜學(xué)不知倦，文章溫潤典縟，其凌麗奇卓出于天成。尤精《楚辭》，論集屈、宋以來賦詠為《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為五管郡守，及修海上諸郡武備，議者以為通達世務(wù)。”晁補之散文流暢，其政論、論史之作，比較注重“事功”，并對空泛、迂腐、不切實際的議論，有所嘲諷。他除善文外，亦工詩詞書畫。其所作詩文凡70卷，名《雞肋集》，另有收錄晁補之詞作的《晁氏琴趣外篇》6卷，此兩種著作輯本，今均傳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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