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北方屯田，興修水利，解決了軍糧缺乏的問題，對農業生產恢復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門第觀念，羅致地主階級中下層人物，抑制豪強，加強集權。所統治的地區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精于兵法，著《孫子略解》、《兵書接要》等書。善詩歌，《蒿里行》、《觀滄海》等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并反映漢末人民苦難生活，氣魄雄偉，慷慨悲涼，他在政治上的功績亦是不凡的。
曹操統一北方的積極作用。 前已敘及，東漢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無法生活，終于爆發了轟轟烈烈的黃巾大起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民起義不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繼之而來的是東漢王朝的解體和軍閥混戰。在混戰中，不僅董卓、李傕等涼州軍閥到處屠殺人民，搶劫財物，就是打著勤王旗號的東方將領也“縱兵鈔掠”。因而普遍出現了“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荒涼景象。這種情況的造成，除了應當歸罪于東漢王朝的反動統治外，鎮壓農民起義和破壞社會生產的軍閥，自然也是不可饒恕的罪首。但相對的說，各軍閥之間，畢竟還是有所差別的。拿曹操來說，他雖然鎮壓過農民起義和濫殺過無辜人民，但從他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表現來看，他比被他消滅的那些軍閥還是勝過一籌的。比如他推行屯田，興修水利，實行鹽鐵官賣制度，對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經濟的整頓起了積極作用。
曹操一開始走上仕途就試圖用比較嚴格的法律改變當時權豪橫行的情況。但由于禍害根子在中央，操無法施展自己的意圖。到他自己掌握政權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強的法治政策。他說：“夫刑，百姓之命也”；“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強。如果把袁紹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術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情況：“漢末政失于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在袁紹的寬縱政策下，“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命”。這樣，自然不能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所以袁紹雖地較大、兵較多、糧較足，終為操所敗。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強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較能使“百姓喜悅”的效果。司馬光說操“化亂為治”，并非無據。而且操用人不重虛譽，他選用的官員要“明達法理”，能行法治。操還提倡廉潔，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于是社會風氣有所好轉。
與推行法治政策相輔而行的是操力圖集權于己，不容許臣下有結黨行為。他下令說：“今清時，但當盡忠于國，效力王事，雖私結好于他人，用千匹絹，萬石谷，猶無所益”。操為了監視群臣，設置“校事”。這件事受到大臣反對，認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對此加以解釋說：“要能刺舉而辦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所謂“賢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們累世為官，枝連葉附，名望和勢力很大。操對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籠絡，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實權；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賤的校事來檢查他們的行動。至于這樣做有無必要呢？我們可以用日后孫權的話來回答。孫權說：“長文（陳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成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孫權也仿效操設校事一職，可知在當時情況下，設置監視大臣行動的校事，以防漢末和袁紹集團內大臣結黨拉派的重演，還是不無道理的。從曹魏政權的內部結構看，世家大臣最多，潛在的危險也較重。曹操為自身及子孫計，設置校事以伺察大臣，雖有些苛刻和搞權術，但不這樣，是難以制服他們的。史稱：“曹公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操還令諸將家屬居鄴，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與屬下存在著隔閡與矛盾的反映。
總起來看，黃河流域在曹操統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經濟逐步恢復，階級壓迫稍有減輕，社會風氣有所好轉。所以我們說操之統一北方及其相應采取的一些措施還是具有積極作用的。
曹操統一北方的積極作用。 前已敘及，東漢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無法生活，終于爆發了轟轟烈烈的黃巾大起義。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民起義不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繼之而來的是東漢王朝的解體和軍閥混戰。在混戰中，不僅董卓、李傕等涼州軍閥到處屠殺人民，搶劫財物，就是打著勤王旗號的東方將領也“縱兵鈔掠”。因而普遍出現了“民人相食，州里蕭條”的荒涼景象。這種情況的造成，除了應當歸罪于東漢王朝的反動統治外，鎮壓農民起義和破壞社會生產的軍閥，自然也是不可饒恕的罪首。但相對的說，各軍閥之間，畢竟還是有所差別的。拿曹操來說，他雖然鎮壓過農民起義和濫殺過無辜人民，但從他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表現來看，他比被他消滅的那些軍閥還是勝過一籌的。比如他推行屯田，興修水利，實行鹽鐵官賣制度，對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經濟的整頓起了積極作用。
曹操一開始走上仕途就試圖用比較嚴格的法律改變當時權豪橫行的情況。但由于禍害根子在中央，操無法施展自己的意圖。到他自己掌握政權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強的法治政策。他說：“夫刑，百姓之命也”；“撥亂之政，以刑為先”。他起用王修、司馬芝、楊沛、呂虔、滿寵、賈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強。如果把袁紹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術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情況：“漢末政失于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在袁紹的寬縱政策下，“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命”。這樣，自然不能使“百姓親附，甲兵強盛”。所以袁紹雖地較大、兵較多、糧較足，終為操所敗。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強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較能使“百姓喜悅”的效果。司馬光說操“化亂為治”，并非無據。而且操用人不重虛譽，他選用的官員要“明達法理”，能行法治。操還提倡廉潔，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于是社會風氣有所好轉。
與推行法治政策相輔而行的是操力圖集權于己，不容許臣下有結黨行為。他下令說：“今清時，但當盡忠于國，效力王事，雖私結好于他人，用千匹絹，萬石谷，猶無所益”。操為了監視群臣，設置“校事”。這件事受到大臣反對，認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對此加以解釋說：“要能刺舉而辦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所謂“賢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們累世為官，枝連葉附，名望和勢力很大。操對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籠絡，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實權；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賤的校事來檢查他們的行動。至于這樣做有無必要呢？我們可以用日后孫權的話來回答。孫權說：“長文（陳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成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孫權也仿效操設校事一職，可知在當時情況下，設置監視大臣行動的校事，以防漢末和袁紹集團內大臣結黨拉派的重演，還是不無道理的。從曹魏政權的內部結構看，世家大臣最多，潛在的危險也較重。曹操為自身及子孫計，設置校事以伺察大臣，雖有些苛刻和搞權術，但不這樣，是難以制服他們的。史稱：“曹公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操還令諸將家屬居鄴，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與屬下存在著隔閡與矛盾的反映。
總起來看，黃河流域在曹操統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經濟逐步恢復，階級壓迫稍有減輕，社會風氣有所好轉。所以我們說操之統一北方及其相應采取的一些措施還是具有積極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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