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味】 最早記載于梁朝鐘嶸的《詩品序》。“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它主要是指詩歌創(chuàng)作的感染力。這不單純是作品的藝術性問題，而是包含著作品的思想傾向問題。以“辯味”來比喻文藝的審美過程，是源于先秦諸子的論述。歷代詩論家更有所發(fā)揮，南宋揚萬里甚至提出，論詩“以味不以形”的說法。

【用事】 鐘嶸《詩品序》中說“至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他認為詩歌創(chuàng)作是抒寫個人情感和思想，不必注重用事。這里的用事，是指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一種傾向，就是在創(chuàng)作中引用典故和前人典籍中的材料。這種手法，也不是一無是處；但濫用無度，必然使作品晦澀難懂，損害感染力量。

【切對】 是指近體詩格律中的一種形式要求。在近體律詩中間，不但規(guī)定的句數(shù)要對，而且這種對，不僅字面意義上相對，而且更重要的是字音的平仄也要工整相對。這樣，就獲得完美的音韻協(xié)調的效果，增強藝術感染力。

【唱和】 最早是指歌曲演唱中的相互呼應。《荀子•樂論》“唱和相應”。南北朝開始，詩人將詩歌相互贈答稱為“唱和”。這種形式，到唐代，得到極大發(fā)展，乃至有唱和的專集。例如：元稹和白居易的 《元白繼和集》（已佚）、皮曰休和陸龜蒙的《松陵集》等。

【詩道】 唐代詩人白居易提出的詩歌創(chuàng)作和批評中的一個基本原則。他是接受了儒家思想的“道統(tǒng)”和韓愈等提的“文道”的思想而形成的主張。它指的是《詩經(jīng)》中所建立的“六義”體系。他特別著重風、雅和比、興這四類。這個體系，白居易認為貫于整個中國古典詩歌發(fā)展歷史之中。

【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唐代詩人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提出的詩歌創(chuàng)作的四種要素。這四種要素，亦就是詩歌的內(nèi)容（情•義）和形式（言、聲）的相互關系問題。白居易用樹木來作比喻，實際上只是簡單的排比，并不能完善地體現(xiàn)這四者之間的辯證統(tǒng)一關系。

【為時為事】 唐代詩人白居易所提出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一種主張。它要求詩歌創(chuàng)作于預生活，干預政事，揭露矛盾，不脫離當前的社會現(xiàn)實和人民生活。這種主張是他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的組成部分。

【嘲風雪•弄花草】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至于齊梁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他在這里批評齊梁時代的詩歌創(chuàng)作，都是些吟詠風雪花草等客觀自然物的篇章，不符合詩歌理論的“六義”和“詩教”的要求。這種主張，雖然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也存在著局限性和片面性。

【取境】 唐代釋皎然在《詩式》中提出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一種手法。所謂“境”，是指詩人將客觀現(xiàn)實生活中的場景和感受，通過主觀性創(chuàng)造，再現(xiàn)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藝術真實，這就要求詩人的感受要“深”“險”，至難至艱，而再現(xiàn)出來的卻是“新”“易”，乃至于不露主觀的刻劃痕跡，平易、自然，達到最高境界。

【五格】 唐代釋皎然在《詩式》中提出的詩歌批評的一種標準。它主要是指詩歌中運用典故的優(yōu)劣。“不用事第一”，而“有事無事情格俱下第五”。這里，也涉及到詩歌中的“情”的問題。所以，不能單純用“用事”“不用事”以及用事好壞與否來評定創(chuàng)作的高下。

【七德】 唐代釋皎然在《詩式》中提出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七個標準。即：“一識理，二高古，三典麗，四風流，五精神，六質干，七體裁”。這七個標準涉及到思想內(nèi)容、形式體例和寫作風格等。他將詩歌創(chuàng)作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可是，對于每一個標準沒有深入的闡述。

【三思】 唐代詩學論著《詩格》（偽托王昌齡所作）中提出“詩有三格：一曰生思，二曰感思；三曰取思。故稱三思。”這是指詩歌創(chuàng)作過程中詩人主觀構思的不同過程和情況。“生思”是指忽然而得；“感思”和是指間接有所感而得；“取思”是指深入客觀現(xiàn)實，而后才有所得。

【三境】 唐代詩歌論著《詩格》中提出，詩歌的境界，有物境、情境和意境。物境是指山水詩的他作；情境，是指抒情詩的創(chuàng)作；意境，是指抒寫詩人對客觀外界的感受、認識的詩篇。“張之于意而思之于心”。這就是說，它不是單純的抒情，而是主、客觀融會所得的抒述。雖然，這三境說，沒有很好的闡發(fā)，但對后世的意境說有一定的影響。

【韻味】 唐代司空圖提出的詩歌批評的總則。他認為詩歌創(chuàng)作的優(yōu)劣主要是取決于韻味的消長。所謂“韻味”是指詩歌創(chuàng)作中涵蘊的思想傾向與藝術特色所構成的一種具有審美價值的品質。這種品質和欣賞者的主觀思想相結合，就形成了“味外之致”“外象之象”等一系列的審美成果。

【雄渾】 唐代司空圖在《詩品》中提出廿四品。“雄渾”是第一類。它主要指詩歌創(chuàng)作的那種雄健有力、渾成一統(tǒng)的風格。它既包含著正確而又充實的思想內(nèi)容，又有波瀾壯闊的氣度。兩者是密切結合的。

【沖淡】“廿四品”中的一類。它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一種主要風格。所謂“淡”，不是指“淡而無味”，而是指“素”（從色彩角度著眼）“默”（從意境角度看）和“微”（從欣賞心理角度著眼）。總之，詩人運用高妙手法，徐纖從容的神態(tài)來表現(xiàn)一些微妙雋永超逸的思想感受，詩歌語言也必然是樸素無華、不事藻飾。

【自然】 唐代司空圖《詩品》中提出的一種詩歌創(chuàng)作風格。它側重于創(chuàng)作手法角度，排斥人工的造作、矯飾、刻劃等，力求一種天然形成的美的境地。這種風格，實際上和宋代梅堯臣提出的“平談”不同，不可混為一談。

【含蓄】 唐代司空圖《詩品》中提出的廿四品中的一類。這是側重于創(chuàng)作手法的一種風格。它和淺露、率直相對立，要求詩歌創(chuàng)作的含意深遠，含而不露，及至達到意在言外。這就是說，詩人創(chuàng)作時對于客觀生活和主觀內(nèi)心有深刻的體察感受，能發(fā)現(xiàn)深層次的思想感情，又能運用高超的藝術手法，寓深意于篇章之中。從讀者角度來說，必須磨練自己的感受力，能有條件體察其中的奧秘，求索作者的本意。

【綺麗】 唐代司空圖《詩品》中所提出的廿四品中的一類。這種藝術風格，著眼于藝術語言的創(chuàng)造和運用方面。主要指華麗辭采的描述以及聲韻的巧妙。

【疏野】 唐代司空圖在《詩品》中提出的“廿四品”中的一類。這種藝術風格正好和含蓄蘊藉相對立。它要求詩人感情奔放，一瀉千里，盡情宣瀉。讀者閱讀時，他的思想感情追隨著詩篇也經(jīng)歷一個宣瀉過程，獲得精神的享受，不再需要去品味“言外之意”了。

【意新語工】 宋代歐陽修在《六一詩話》中引梅堯臣的詩歌創(chuàng)作的主張。它涉及到詩歌的內(nèi)容和形式兩方面。“意新”是指立意要新，能夠達到“前人所未道者”；“語工”則要求形式上（包括語言）要刻意求工，務必反復探求。這種主張，具有一定的正確性，但，后代各家理解并不一致，效果也就不同了。

【詩中有畫】 宋代蘇軾對唐代詩人王維的詩畫的評論。“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味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書摩詰蘭田煙雨圖》）這里涉及到詩與畫的分界和交互滲透問題。某些山水詩和風景畫，都是以自然客體為對象，但詩與畫是兩種不同的藝術，效果并不一致。就觀賞者角度來說，它卻有某種相通的地方，那就是某些描繪自然客體的詩篇，在觀賞者角度的接受過程中，往往回原為具體的形象的畫面。這種共通性，亦就是“詩中有畫”的基本意思。

【點鐵成金•奪胎換骨】宋代詩人黃庭堅提出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主要論點。它主要是探討詩歌創(chuàng)作中學習古代典范著作應采取的態(tài)度和具體途徑。在詩歌形式（特別是語言方面）領域，那就是在“陶冶萬物”的基礎上，吸取前人成果，做到“點鐵成金”，化腐朽為神奇。在思想內(nèi)容方面，則要求推陳出新，從前人已經(jīng)寫過的內(nèi)容中造出新的意境，達到“奪胎”“換骨”的程度。

【閉門覓句】 相傳北宋詩人陳師道，經(jīng)常閉門創(chuàng)作詩篇。這里一種脫離生活實際，單憑主觀想象或模擬古人典籍的錯誤傾向。金代詩人元好問在《論詩絕句三十首》中就對這種創(chuàng)作手法給于深刻的批評。

【悟入】 “悟入”原本佛家禪宗的用語。宋代呂本中將它引入詩歌創(chuàng)作和評論領域。他認為詩人必須透徹了解和掌握作詩的“活法，”，才能創(chuàng)作出優(yōu)秀的作品，由此可見，他倡導的“悟入”，并不是禪宗南派的“頓悟”，而是必須經(jīng)過刻苦的一番功夫才能做到“悟入”。

【活法】 宋代詩論學家呂本中提出的詩歌的基本法則。他在《夏均文集序》中說：“所謂活法者，規(guī)矩具備，而能出于規(guī)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規(guī)矩也”。這實際上就是“有定法”與“無定法”之間的辯證關系。這種關系比較符合詩歌創(chuàng)作的實際情況。

【葉韻】 亦稱“協(xié)韻”。宋代女詞人李清照在《論詞》中，提出了詞的葉韻的特色。認為詞在聲律上要求極為嚴格，它不但分析五音，而且“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她主要從音樂角度對詩與詞的分界作了明確的規(guī)定。

【別是一家】 宋代女詞人李清照在《詞論》中對于詞作為一種獨立的創(chuàng)作領域所建立的一個重要界說。它并不是單從“體”著眼，也并不只是音樂性的問題。詞與詩的分界，是內(nèi)容、形式，乃至手法、作用等各個方面構成的整體的區(qū)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