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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間集》簡介論文資料

西蜀詞人《花間集》 以后世多數評論者的眼光看來,《花間集》格調不高,題材狹窄,感慨不深,且對后世詞的創作有著深遠卻不利的影響。但若站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去體味當時文人的感情,則不足為怪... 《花間集》是五代西蜀趙崇祚所編,共收錄了自晚唐至五代的溫庭筠、韋莊、皇甫松、牛嶠、孫光憲等十八位詞家的五百首作品。其內容多為風花雪月的男女戀情,且喜好以女子的口吻抒發感情,這樣類型的詞作約占三分之二,因此總體說來,風格傾向于香軟綺靡。以后世多數評論者的眼光看來,《花間集》格調不高,題材狹窄,感慨不深,且對后世詞的創作有著深遠卻不利的影響。如俞平伯就認為,“就最早的詞的文學總集《花間》來看,即已開始走著狹深的道路”,“一般說來,思想性差,反映面狹”,“‘花間’的潛勢力依然籠罩著千年的詞壇”。我們不否認《花間》總體為“艷詞”的合理性,但不應僅僅停留于這一歷史現象表面,每一現象都有它產生的原因,無論主觀或客觀。陸游在《花間集跋》中說:“花間集皆唐五代時人作。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嘆也哉!或者,出于無聊故耶?”的確,以后人的眼光看來,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但若站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去體味當時文人的感情,其實也就不奇怪了。

(一)社會政治背景

晚唐動蕩的八十年間,城市商業消費經濟畸形發展,市民階層不斷擴大,歌妓舞女空前增多。隨著藩鎮勢力的加強,大量流落民間的宮娥樂工歸之豪強,地方音樂興盛。這為與音樂有密切聯系的詞的興盛創造了條件。而且,從宮廷到地方,大小統治者耽于享樂,奢靡風氣濃重。這種社會風氣一直延續到五代,尤其是在南方,戰亂較少,城市商業經濟繁榮,歌臺舞榭到處可見。在花間詞人較集中的蜀地,社會較安定,經濟和文化較發達,巴蜀物阜民康,游樂風氣濃重,曲詞盛行,統治者出自縱情享樂的需要,熱衷于曲詞倡導。歐陽炯在《花間集·序》中有細致描繪:“綺延公子、繡幌佳人,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在這種作詞風氣的強烈刺激下,朝野文人紛紛在花間酒邊以詞娛樂消遣,“歡極一片,艷歌聲揭”(尹鶚《秋夜月》)。因此,《花間集》選的十八位詞人除溫庭筠、皇甫松、孫光憲、和凝外,其余都是五代蜀人或入蜀詞人,這有地域因素的影響。 從當時的總體背景來看,晚唐五代是動蕩的時代,不少文人身處亂世,遭遇坎坷,雖有政治抱負,但在政治腐敗的當朝,遭到排擠與打擊,即使入朝為官也很難有所作為。面對現實,不少文人有志現實卻又深感救世無望,文人的挫折感與失意感不可避免,這是由文人的敏感與感情豐富所決定的。溫庭筠、皇甫松、薛昭蘊、韋莊等都是亂世中不同程度的失意者。為了尋求解脫,時常混跡于歌妓舞女之間。“滿眼利名渾信運,一生狂蕩恐難休,且陪煙月醉紅樓”(孫光憲《浣溪沙》)的生活感情普遍存在。在淺唱低吟中尋求苦悶的解脫,是大部分花間詞人的心理特點。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文人不得不把筆觸伸向自己的內心,個人情感成為經常玩味與描寫的對象。而這一切,又借助于對風花雪月之事的描繪作出表達。詞以其善于言情的特點成為文人抒寫這種生活、曲折表露情懷的最好文學樣式。作為第一部詞的文學總集,在這樣一種氛圍下,《花間集》表現出綺靡香艷的風格也就不奇怪了。

(二)文學傳統的延續性

任何事物都有其歷史的延續性和繼承性,在受到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之后,《花間集》同時也具有對過去文學傳統的繼承。就好象是坐標軸中的一點,有著對應的縱坐標和橫坐標。對于《花間》這一特定歷史產物,尤其不能忽略晚唐詩歌創作風氣對它的影響。 中晚唐時期是一個重要轉折期,唐代由全盛轉向衰退。這種社會轉向影響了唐代文學尤其是詩歌創作。這一時期,詩歌創作越來越傾向于表現個人生活和抒寫內心世界,不僅在語言、意境等方面刻意追求幽隱含蓄的凄艷美,宴間酒邊還產生出不少消遣意味濃厚的艷情小詩。晚唐詩人表現出不同以往的審美趣味和創作追求,重要的一點就是“俗”的傾向。這種“俗”的重要表現就在于對情感大膽而直率的表露。《長恨歌》可說是著名的愛情長詩,可白居易卻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此誠雕蟲之技,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 (《與元九書》)不難看出,“時俗所重”的就是這種對情感的描繪。至晚唐,這種傾向更加明顯,李商隱提出“反道緣情”的主張, “重情”風氣越發盛行。且 “晚唐體”“香體”詩歌廣泛出現。艷詩的普遍流行對以后艷詞的興起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如清人田同之認為:“大歷、元和后,溫、李、韋、杜漸入《香》,遂啟詞端。”(《西圃詞說》)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當時詞受詩壇影響相當之大。《花間》大面積艷詞的存在因為有了晚唐艷詩的基礎于是不再顯得突兀。 況且,香艷的風格古已有之。歐陽炯在《花間集·序》中提到:“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可見,花間詞人如歐陽迥也意識到了“花間”與“宮體”之間的某種聯系。的確,二者有著相似之處。《隋書·經籍志》說蕭綱之詩“清詞巧制,止乎衽席之間,雕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后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為宮體。”可見,宮體詩以描繪女性體態與生活為重要內容,風格綺麗輕柔。這一點在《花間》的創作中同樣有著鮮明的表現。 綜觀《花間》詞作,不難體會出一種愛情意識的張揚。其實這也體現了愛情意識的歷史承接性。自古以來,愛情意識在文學作品中一直有著鮮明的體現,從《詩經》的“風”到《楚辭》的某些篇章到漢魏六朝的樂府民歌,都抒發了真摯的感情,活潑嫵媚。情因為真因為沒有虛偽才顯得尤為可貴。然而自秦漢以來,儒家正統倫理思想對這種真摯熱烈的感情采取了排斥與壓抑態度,且影響到文人創作中愛情意識的表露。但作為人類的天性之一,愛情意識又是壓抑不住的,一旦遇到歷史契機便會蓬勃發展起來。唐五代便是一個契機。唐王朝氣象宏大,風氣相對自由,因為它的寬容性,愛情意識在作品中的表現也更為活躍。至晚唐五代,社會動亂,對封建倫理的沖擊加大,愛情意識的表露也更直接與大膽。有觀點認為,詞的發展,實際上是承接了艷詩中愛情意識的“轉移”而致。雖然《花間》諸詞對愛情意識的表露不是一致的,不能否認是香花與莠草并存的局面,但因為其對“情”的表露是大膽直接的,這在充斥封建禮教的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就有了它獨特的意義,即它表露了人性的真實。用現在的話來講,是有了思想解放的意義。 總之,人有多層次性、多側面性,在晚唐五代,一系列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就是使文人對情、對婉約美喜好的一面更加明顯地表露出來,也就造成了“詞為艷科” 的結果。我們承認人類感情的復雜性,承認人們審美趣味的多樣性,就應承認花間詞人審美趣味的合理性。我相信,這種審美趣味是一種客觀存在,它深深地隱藏于人性深處。即使批評過《花間》的陸游,他的《豆葉黃》、《采桑子》之類的作品也表現出與《花間》一致的風格。當人們蒙受愛情意識的“沖擊”之時,往往會向《花間》式的詞中尋找審美上的心靈共振,這是《花間》依然對后人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同時也證明了它存在的合理性。

(三)《花間》所體現的詞的發展

《花間集》產生于五代前期,詞作跨越了從唐文宗開成元年(836年)至后晉高祖天福五年(940年)的歷史時期。不同時期的詞家由于不同的歷史境遇,詞的創作呈現出各自的特色。《花間集》作為這一時期詞的文學總集,因其作品時間的跨越性,體現了詞在這一時期的創作發展。 “花間鼻祖”溫庭筠開一代詞風,其風格濃麗婉約,被周濟、王國維分別擬之為嚴妝美婦人和“畫屏金鷓鴣”。自此,詞提高了委婉曲折表達細膩情感的能力,影響深遠。以后的花間詞人中,以和凝受溫詞影響最深,其詞也很能體現花間詞“一小語致巧”的特征。“花間”另一大家韋莊,作詞直接收到溫詞的影響,卻又別樹一幟。韋詞的題材范圍比溫詞廣泛,除了戀情詞,還有記游、送別、詠史詞。其最大特色在于用白描手法寫詞,擅長白描又每以情勝,顯得情調明朗、形象生動。其淡雅詞風為婉約詞別添一格,不僅對“花間”一派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把詞體在抒情道路上推進了一步。韋莊詞不僅直接啟示了后來“花間”的孫光憲、李珣等人,對以后詞的影響雖與溫不同卻同樣深遠。 五代前期溫韋兩種詞風盛行與融合,此時文人詞或近溫或近韋。《花間集》的作者們當然不可能完全不受這種風氣的影響。但在此基礎上卻也時有發展,“聲色漸開”(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如“花間”的孫光憲、李珣、毛文錫諸人的詞都在溫韋之外別具一格,從而在不同方面為婉約詞的繼續發展大開門徑。尤其是孫光憲,他的詞在反映客觀現實和抒寫主觀情懷方面無論深度和廣度都較前人有所發展。他有《河傳》、《后庭花》、《思越人》等多首詠史詞,詞旨鮮明,內容充實。他的名篇《酒泉子》:“空 無邊,萬里陽關道路。馬蕭蕭,人去去,隴云愁。香貂舊制戎衣窄,胡霜千里白。綺羅心,魂夢隔,上高樓。”反映社會戰亂,表現民生疾苦,感情深沉,湯顯祖也 “再讀不禁酸鼻”(湯評《花間集》),這在題材上是一大突破。孫詞多方面展示詞人生活和內心世界的豐富性,《浣溪沙》“落絮飛花滿帝京”寫他“未甘虛老負平生”的人生態度,“十五年來錦岸游”一首揭示其放浪歌酒的真實原因是名利無著,或寄寓托身無所的飄零感受。在孫詞中,有志于時卻懷才不遇,放浪不羈又堅守節操,騷愁滿腹又曠達豪爽的失意文人形象得到呈現。孫詞上承韋莊,白描運用得更普遍,情態逼真,“如身履其地,親見其人”(賀裳《皺水軒詞筌》),而孫詞語言的平淡易曉、俗樸近人,比韋詞更能與溫詞形成對比。其“詞氣甚遒,措辭亦多警煉”(《白雨齋詞評》),在韋莊之后,把詞引向清曠剛健、顯豁俗樸的一路,對后世柳永、蘇軾諸人詞有一定影響。 此外,牛橋詞的充沛的感情,明朗的色調,牛希濟自然嫻熟的運筆和不浮靡、不藻飾的特點,毛文錫質直的風格特征,李珣詞的曠放自得、清俊淡婉等等,都使得《花間》在香軟之外表現出多樣的風格,其獨創性與豐富性為后代詞的發展提供了啟示。 《花間集》作為一客觀存在,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每個人都可以根據各自的喜好對它作出評判,但必須建立在尊重它、理解它的基礎上。將它放在它所處的位置,還原它的本來面目,這是我們所應做到的。客觀地、歷史地看待《花間集》,便是對它最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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