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培云，中國粉末冶金之父。

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國家一級教授，中南大學學術顧問，中國粉末冶金學科奠基人，國際著名的材料科學及冶金學家、教育家黃培云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12年2月6日10時10分在長沙逝世，享年95歲。

人物檔案

95年，傳奇人生

黃培云，男，漢族，1917年8月出生，福建省福州市人。黃培云1952年由武漢大學調至中南礦冶學院，任副院長，后長期在中南大學任教，曾任湖南科協主席。1994年5月，他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1998年起為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

人物信息：

黃培云，男，漢族，1917年8月出生，福建省福州市人，中共黨員。 黃培云教授1938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化學系，1945年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科學博士學位，黃培云教授1946年回國在武漢大學礦冶系工作，1952年院系調整中，他由武漢大學調至中南礦冶學院，任副院長，后長期在中南礦冶學院，中南工業大學，中南大學任教，曾任湖南科協主席，是中共十二大代表。1994年5月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1998年起為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

他的歲月

黃培云，福建福州人。曾任中南礦冶學院副院長，湖南省科協主席。現任中南大學學術顧問、博士生導師。是我國粉末冶金學科的奠基者和開拓者之一，創立粉末壓型理論和燒結理論，在合金相圖計算、快速冷凝等諸多領域內取得了重大成果。獲原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一等獎(1986)和國家自然科學獎(1989)，著有《粉末冶金原理》等。

1917年8月，生于北京。

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化學系。

1938年9月，從云南昆明西南聯大畢業后在清華大學金屬研究所任助教從事科學研究工作。

1941年9月，考取清華大學第五屆留美公費生，10月起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研究生院學習。

1945年，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科學博士學位。

1946年12月，回國。

1947年3月起，在武漢大學工學院礦冶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1952年3月，赴長沙參加中南礦冶學院籌建工作;11月1日，中南礦冶學院成立，任教授，兼教務長、副院長。

1954年，創建粉末冶金專業，兼任中國科學院長沙礦冶研究所副所長。

1956年3月，赴北京參加“制定國家十二年科學規劃”會議。

1979年5月，創立中南礦冶學院粉末冶金研究所并兼任所長。

1985年8月，“粉末壓制理論”獲國家自然科學獎。

1991年12月，“無機相圖測定及計算的若干研究”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三等獎。

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

1998年6月，被授予中國工程院第一批資深院士。

2006年11月，中南大學舉行“黃培云任教60周年暨90誕辰慶祝大會”。

2010年2月，《黃培云文集》出版。

2012年2月6日于長沙病逝，享年95歲

工作成就

金屬材料及粉末冶金專家。中國粉末冶金學科的主要創始人之一。黃培云創立了著名的粉末壓制理論和燒結理論。研制成功多種用于核 、航天、航空、電子等領域的粉末冶金材料。提出了非規則溶液活度系數的計算模型、三元參數計算三元系相圖的方法及模型和多級快速凝固制取非晶、準晶和微晶金屬粉末理論。多次獲得國家及省部級獎勵。發表學術論文80余篇，專著2本。

黃培云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粉末冶金學家，是中國粉末冶金學科的奠基者和開拓者之一。他創立的粉末壓型理論和燒結理論，進入了當代國際材料科學和高技術發展的前沿領域，引起了國際粉末冶金界的重視和高度評價。他還通過合作在合金相圖計算、快速冷凝等諸多領域內取得了許多重大成果，對中國航空、航天、原子能和兵器工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曾二次獲國家自然科學獎，多次獲省、部級獎勵。

黃培云教授曾任湖南省科協主席、中南礦冶學院(中南工業大學前身)副院長，現任湖南省科協名譽主席、中南大學學術顧問、博士生導師。

求學之路

黃培云父親在海關工作經常易地任職，全家隨行。因此，黃培云小學讀于北京，初中讀于煙臺，高中讀于蘇州。但這并沒有影響他的學業，反而使他開闊了眼界，增長了不少見識。由于勤奮好學，1934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清華大學化學系。1935年，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毅然參加“一二·九”運動。1937年，日本侵略軍進占北平，清華大學遷至長沙，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不久，西遷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1938年2月，黃培云參加由聞一多等教授率領的步行團，并擔任學生小組長，風雨兼程，歷時兩個多月，從長沙步行到昆明。這次步行對黃培云一生影響極大。在憶及這段往事時，他說：“它不但鍛煉了我的身心，更重要的是深入窮鄉僻壤，了解到不少民間實際情況與疾苦，使我進一步向進步與革命靠攏。”1938年9月，黃培云大學畢業，在清華大學金屬學研究所任助教。

1940年，黃培云考取清華大學第五屆公費留美生，1941年秋抵美，在麻省理工學院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1945年獲科學博士學位后，他繼續在該院從事博士后科學研究工作，同年7月，與哈佛大學國際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的次女趙新那結為伉儷。

黃培云的博士學位論文的題目是《銅反射爐渣中銅的存在形態研究》。論文發表后，很受美、蘇、英等國礦冶工程界重視。英國出版的《冶銅物理化學》一書對該文作了較詳細的介紹。黃培云的導師、國際著名學者M·柯亨(cohen)教授等對他很器重，要挽留他繼續留美。但為了中華民族的振興，黃培云毅然偕同已入美國籍的夫人于1946年底回到了祖國，以圖科學救國。1947年春，他受聘到武漢大學礦冶系任教授和系主任。1948年冬，中國人民解放軍準備渡江南下時，在美國的岳父母擔心黃培云夫婦的安全，來信來電敦促他們立即赴美工作，都被婉拒。

冶金之路

黃培云1941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1946年回到祖國。上個世紀60年代初，在中南礦冶學院，他帶領他的弟子向世界高新技術發起了沖擊。半個世紀以來，關于燒結過程是擴散機制還是流動機制在起作用，許多學者一直爭論不休。黃培云經過近20年潛心研究、反復計算，提出粉末冶金燒結過程綜合作用原理。這個理論不僅對燒結過程發生的現象能夠正確地定性描述，而且對燒結過程的參數能夠進行精確的定量計算。

黃培云是國際上最早采用粉末流變理論來研究粉末壓制的學者之一，他提出的粉末體應變推遲、應力松弛、粉末體變形充分馳豫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新理論，不僅對粉末冶金具有重大貢獻，而且對力學、流變學也具有重要的實用意義。這一理論因而被稱為“黃氏壓制理論”。

黃培云是中國粉末冶金學科的啟蒙者和創始人之一。在黃培云等努力下，中南礦冶學院相繼創建了國內第一個粉末冶金教研室，第一個粉末冶金研究所，成立了中國第一座粉末冶金國家重點實驗室，建立了粉末冶金工程中心。由這些研究所、重點實驗室和工程中心組建的中南大學粉末冶金研究院已成為具有很高國際聲譽的和中國最重要的粉末冶金教學、科研、生產基地。

教學經驗

1952年，中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政務院(今國務院)決定將武漢大學等六所院校的地質、礦冶系(科)合并，在長沙成立中南礦冶學院(1985年更名為中南工業大學)，黃培云受命參加籌備工作，同年11月學院成立后，任副院長兼教務長，倡導“三嚴”作風，即嚴肅對待教學工作、嚴密組織教學過程、嚴格要求學生。1956年，他作為冶金專家代表，參加了國家“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的制定工作。這一年中國科學院礦冶研究所在長沙成立，黃培云兼任副所長至1983年(該所現為礦冶研究院)，195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恢復了副院長職務，兼任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主管全校科研工作。1982年，黃培云當選為中共十二大代表。1984年他退居二線，任校學術顧問。

獎項榮譽

在中國，他創辦了第1個粉末冶金專業，創建了第1個粉末冶金研究所。他親自撰寫教材、開設課程、制定教學計劃，培養研究生，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科學技術人才，其中博士、碩士研究生80余人，本科生2000余名，都已成為中國粉末冶金領域的骨干力量。他創建和領導的粉末冶金研究所，現已成為中國粉末冶金學科中心。在他的主持和領導下，共完成國家重點科研項目300余項，其中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3項、三等獎2項;國家發明一等獎1項、三等獎1項，四等獎1項;國家自然科學進步獎三等獎1項、四等獎1項;省部級獎47項。這些科研成果被廣泛應用于國防建設和國家重點工程上，先后3次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賀電和嘉獎。經過黃培云教授幾十年的辛勤努力，中南大學粉末冶金研究院的科研學水平已被國內外同行所公認，國家計委先后批準以該所為依托建設“粉末冶金國家重點實驗室”和“粉末冶金國家工程研究中心”。

創新項目

上世紀80年代初期，黃培云還領導合金設計和計算相圖的研究工作，提出了非規則溶液活度系數的計算模型、二元系參數計算三元系參數的方法和模型。80年代中期，黃培云開始從事粉末冶金高技術和新材料的研究工作，其中在快速冷凝超微粉末領域，他和他的學生發明了一系列新型快速冷凝裝置，其綜合性能指標均達到或超過國際同類產品。1988年，采用上述裝置成功地制備了固體火箭推進器用微細鋁粉，技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2]。

無悔人生

88歲的趙新那老人膝上攤開著幾本厚厚的硬皮畫冊，那是她為老伴黃培云精心制作的生日卡片——其實說人生紀念簿也許更準確——這些用心挑選出來的照片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按順序貼在大16開的冊子內頁。每一張照片都記錄著一段時光，這些被凝固的畫面連綴起來，便構成了主人公的個人史。

《黃培云院士口述傳記》作者鄭艷以此為訪談的切入點，追索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中國粉末冶金學科奠基人黃培云豐富而厚重的人生歷程，希冀發現一個人、一個學科、一個時代之間的關聯與邏輯。

趙新那老人嗓門高而且亮，指著一張照片能講上老半天。94歲的黃培云先生坐在對面的沙發上，他的耳朵不好使了，但從他飄向遠方的目光中，能明顯感覺到，他陷入了對往事的回憶。

“我一生參與完成兩件大事，一件是艱苦建校，一件是粉末冶金學科建設。”經歷過四處遷徙的少年時代、參加過由聞一多等教授率領的西南聯大步行團、通過清華庚款留學選拔考試赴美攻讀博士學位……對于走過很遠的路、看過很多風景的黃培云來說，應國家之需回國受聘擔任武漢大學礦冶系主任，參與中南礦冶學院(中南大學前身)創建，致力于開拓我國粉末冶金學科建設并為國家培養急需人才，這是他人生的重要篇章。

“很多人說我回來傻，我也聽慣了，不在乎。嘴長在別人身上，讓別人去說吧。我自己認為不傻。”在國困民窮的年代選擇回國，許多人不解，對于別人的議論，黃培云的回答帶著他特有的執拗。趙新那記得，學校為黃培云慶祝70歲生日時，“培云說，我從來沒有后悔回來過”。

朝花夕拾，親切而溫暖。鄭艷從黃先生娓娓道來的人生故事中，感受著由豐厚學養、豐富閱歷帶來的雅達散淡。走進黃培云院士九十余載的悠長歲月，我們得以探尋一段令人難忘的風云際會，得以從一個個被還原的歷史細節中，發現一個人、一個學科、一個時代之間的關聯與邏輯。

風雨求學

“西山蒼蒼，東海茫茫，吾校莊嚴，巍然中央……”2008年4月27日，是清華大學97華誕紀念日，一群白發蒼蒼的老人重聚校園，深情地唱起清華老校歌。他們是已畢業70年的十級校友，最年輕的也有91歲了。再見同窗，黃培云的思緒回到了上世紀30年代的清華園，在那里，他學到了太多太多。

黃培云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化學系，是清華大學由留美預備學校改為大學后的第十班，所以稱為十級。

“教學方針是通才教育，各院系都比較重視基礎又各有側重。我記得很清楚，入清華第一節上的是數學課，老師是鄭桐蓀。”物理吳有訓、化學張子高、國文俞平伯、英文吳可讀……對于這些教基礎課的名教授，黃培云如數家珍，“老師們都以能夠在清華教基礎課為很大的榮譽”。后來黃培云才知道鄭桐蓀在數學界非常有名，而且是陳省身的老師兼岳父。“鄭老師是個文理兼通的學者，業余時間研究清史，還寫了很多詩。因此，他也要求學生基礎要寬。”黃培云至今記得他的話：“窄的基礎很難變成高高的尖尖的東西，不穩定就容易倒下來。把基礎弄得很寬，很扎實，你的學問才能夠做下去。”

第一堂數學課給了黃培云很大的影響。

黃培云學生時代的記憶印證著清華“清新、活潑、民主、向上”的校風。

惡作劇、運動、出汗，每個時代的青春都是這樣充滿活力和趣味吧。黃培云躲過了新生入學時必須通過的一項叫做“拖尸”(Toss)的清華傳統儀式，但對“斗牛”印象頗深。“斗牛”是清華學生自創的打籃球方式，就是打球時愿意參加哪邊就參加哪邊，打著打著覺得這邊不好，可以轉而加入對方反擊原來的一方，對人數沒有限制。這種自由的游戲成為清華的黃昏一景，當一天的課程結束，學生們跑到體育館盡情地揮灑汗水，場面好不熱鬧。

清華重視體育是出了名的，黃培云讀書時體育部主任是馬約翰先生，他對學生的要求很嚴格。那時，清華有一套“體力測驗及格標準”，如爬繩、100米跑步、跳遠、游泳等，一項不及格便不能畢業。“我們那時候被要求‘橫渡’泳池，25米，不愛運動的我幾乎是連扒帶抓游過去的。”說起當年“糗事”，黃培云自己也忍俊不禁。

親歷了“一二·九”和其后的“一二·一六”運動，黃培云深深感到，“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只是個夢想，“七七事變”的槍炮聲打破了校園的寧靜。1937年9月，教育部正式下令，北大、清華、南開聯合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0月，黃培云跟隨1600多名來自三校的師生到達長沙。

在國共合作剛剛開始、全民抗戰熱情高漲的背景下，張治中、陳獨秀、徐特立等社會名流來校進行的講演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那一階段的課堂既有朱自清、聞一多、陳寅恪等名教授各具特色的授課，也有不時傳來的日軍轟炸機警報聲。

武漢失守后，長沙的局勢愈發緊張。1938年2月，教育部決定將學校從長沙搬到昆明。當時國內交通極不發達，只好分三路赴昆。身體條件較好的學生由教授任領隊組成“湘滇黔旅行團”，沿湘黔公路步行進入云南。黃培云跟著同在清華讀書的二哥黃培熙參加了步行團，被選為小分隊隊長。

“早上軍號一吹，我們就卷被子，匆匆吃完飯便往前走。我們穿著黃色的制服，罩著黑色的棉大衣。因為經常下雨，每天都得帶一把雨傘。還得帶一個飯盒裝午飯，背一個軍用水壺以防口渴。”黃培云和許多同學都有寫日記的習慣，每天睡前把當天的見聞記下來。這樣的記錄使這段經歷深深地烙印在他們的記憶里，但這本珍貴的日記在“文革”期間被抄走了。

1938年2月19日由長沙出發，沿公路經常德、沅陵、芷江、晃縣進貴州省，經玉屏、鎮遠、貴陽、安順、鎮寧、普安進云南省，經沾益、曲靖，4月28日到昆明，共行69日，全程1670公里。在漫長而艱苦的旅途中，黃培云和同伴們以張騫通西域、玄奘游天竺、鄭和下西洋自比，克服了重重困難，使身體和精神都受到了磨礪。

長沙臨時大學遷昆明后正式定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每當哼唱起西南聯大校歌中的這一句，于風雨之途求學的感懷便涌上黃培云心頭。在他心里，西南聯大最值得懷念的是其自由寬容的學風，讓老師和學生凝聚在一起的是師生共同的愛國情懷。憶及那段難忘的步行經歷，他說：“它不但鍛煉了我的身心，更重要的是深入窮鄉僻壤，使我了解到不少民間實際情況和大眾生活的疾苦。”

當時，同學間關于應該念書還是該去打仗的爭論同樣引起了黃培云的思考：作為一個有血性的男兒，我們是否也應該跟同齡人一樣去當兵，保家衛國?教授們開導學生說，戰爭總會過去，我們這個民族在戰后還要建設，要復興。只有國家強大，我們才不會挨打。所以我們不能中斷讀書，不能中斷人才的培養。這種觀點使學生信服，為救國而讀書成為西南聯大人的信念，在這種信念的支撐下，西南聯大涌現出一大批杰出人才。

1938年夏天大學畢業后，黃培云留在清華大學金屬研究所擔任助教。1941年通過第五屆清華庚款留美考試，赴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非鐵冶金。

艱苦建校

1951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工學院院長會議揭開了1952年院系調整的序幕，會議決定對湖南大學、武漢大學、廣西大學、南昌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工業學院6所高校有關地質、采礦、冶金的學科進行調整合并，成立獨立的中南礦冶學院。該學院定位為以培養有色金屬工業需要的人才為主，并要求1952年招生。時任武漢大學礦冶系主任的黃培云參與了籌建工作。

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后，校址最終選定在湖南長沙。“建校時最困難的是沒有人，我們就在長沙即將畢業的學生中找幾個能干的。”黃培云印象深刻的是武大學冶金的佘思明。他負責木工，完全是是從頭開始學，邊學邊干。他們是從學行話開始的。哪些木頭耐用，哪些木頭會長蟲，他們很快就掌握了這些知識。先對學校的桌椅板凳、實驗臺需要多少木頭進行估算，然后再去買，他們總能買到最好的木頭。“那木頭真是好啊，我家里現在還有幾把那樣的黑漆木頭椅子，結實極了。”黃培云感嘆地說。趙新那在一旁補充道：“比什么摩登家具都好。”

佘思明他們又買了馬達和鋸片，自己裝了鋸木頭的機器，很快，木工廠建起來了。說是木工廠，實際上除了那臺鋸以外，什么都沒有。但學生們就是用它制作了一大批小板凳。

然而，建校不是把桌子板凳做好就行了。幾所學校的師生加起來有好幾百人，加上當時交通不便，從四面八方到長沙來這個過程就不簡單。

最開始的時候連學生宿舍、職工宿舍都沒有。從清華大學秘書長職位抽調來籌建學校的陳新民提出“以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方法，艱苦奮斗，團結建校”。

黃培云記得，在修整校舍的過程中，實在買不到瓦，他們就自己做瓦。建房子需要大量的磚，他們就自己建窯、自己壓胚、自己燒磚。

還有水的問題，學校所在的左家垅一帶缺水嚴重，居民人口多，自然條件差，逼得學校只能自己解決用水問題。學校師生自己設計、自己裝管子……靠自己的力量辦了一個小型自來水廠。

交通運輸也是一個問題。建校時，左家垅一帶只有一條勉強可以通過單車的羊腸小道，其中還有一兩處連單車都很難通過。學校師生就用鋤頭一點一點把路鏟平、開通，使大批建校物資運往新校區成為可能。

要在1952年11月如期開學，教材問題迫在眉睫。6所學校所用教材的內容、范圍差別很大，急需在開學前把各個學科的內涵，范圍等規定好。

黃培云回憶道：“我們把6個學校的教材擺在一塊兒，強中選優，最后確定以武大、湖大、北京工業學院的教材為主。當時沒有復印機和掃描儀，就用蠟紙和油印機。”但這套綜合幾所大學教材臨時編寫的教材沒用多久，就依據教育部的規定，統一用蘇聯教材了。

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師生團結一致，以必勝的信念迎來了中南礦冶學院的如期開學。1952年11月，在隆重的開學典禮上，陳新民被任命為中南礦冶學院首任院長，黃培云和顧凌申任副院長。

嚴肅對待教學工作、嚴密組織教學過程、嚴格要求學生，黃培云倡導的“三嚴”作風在建校以后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們一方面不斷改善教學的物質條件，一方面大力培養師資。學院成立時基建只有兩萬多平方米，實驗室、教室、宿舍等都非常缺乏。”大概用了3年時間，教學樓、實驗樓相繼建立，實驗室設備不斷補充，教學質量也有了提高。

從1954年開始，學院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改組了院務會議，調整教研組，修訂教學計劃及教學大綱，對教學法展開研究。

包括黃培云在內的學院領導特別強調科學研究的重要性，認為科研是促進教師成長的重要因素，是提高教師學術水平、保證教學質量的重要途徑。由于積極利用行政管理優勢促進教師開展科學研究，中南礦冶學院的教師和學生參加國家科技攻關時捷報頻傳，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1956年中南礦冶學院培養出第一批畢業生，較強的專業能力和綜合素質使這些畢業生受到用人單位的歡迎。

孜孜治學

談及粉末治金學科，黃培云感到無比親切：“這個學科，我參與了奠基、培養人，更直接見證了它的發展。”

粉末冶金是一門制取金屬、非金屬和化合物粉末及其材料的高新科學技術，它能滿足航空、航天、核能、兵器、電子、電氣等高新技術領域各種特殊環境中使用的特殊材料的要求。一些發達國家早在20世紀初就開始了該領域的研究，而在1950年代的中國還是一個空白。

冶金部把培養生產硬質合金所需人才的任務下達給了剛剛成立兩年的中南礦冶學院，要求設立粉末冶金專業。

任務下達，誰都不知道粉末冶金是什么。中南礦冶學院當時的黨委書記、院長唐楠屏問誰知道粉末冶金是怎么一回事，黃培云說他在麻省理工學院學過一門30學時的粉末冶金選修課，有點概念，但當時并不太重視這門課程。

唐院長說：“好極了，你就負責粉末冶金人才培養這個任務。”從那以后，黃培云在學術和專業方面由一般有色金屬冶金研究，轉向集中研究粉末冶金與粉末材料，“我開始一心一意進行粉末冶金教學與科研工作，我的后半生都用于這一事業了”。

“回想起來，我們那時候什么都沒有，真是從零開始。學生、講課教師、教材、實驗室都還沒有。我們首先在冶金系里成立了粉末冶金教研室，我兼任教研室主任，成員有冶金系主任何福煦、助教曹明德。”黃培云說。

在第一班中有個學生叫呂海波，他畢業后由一名助教成長為教授、博士生導師，與黃培云一起工作，一起出席學術會議。“我們合作的時間超過半個世紀了。”

60年代初黃培云培養了第一批粉末冶金專業的研究生。“文革”中，研究生培養工作中斷。1978年，黃培云又開始招收研究生。上世紀80年代，他培養了這個專業的第一批博士生。在培養專業人才的過程中，他先后給學生上過硬質合金、粉末冶金原理等課程。

幾十年來，這個專業為我國粉末冶金行業培養了大批人才，其中有一些成為了我國粉末冶金領域的骨干力量，發揮著學術帶頭人的作用。

培養人才之外，黃培云領導的粉末冶金專業還接受完成國防部門下達的任務。即使在“文革”中新材料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也沒停過。

從新材料研究室到后來的粉末冶金研究所，多年來，研究所同仁共完成國家重點科研項目數百項，為我國原子彈、導彈、衛星、雷達等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文革”之后，黃培云和學生們合作擴大了研究領域。與呂海波合作開展了粉末壓制和粉末動壓成形的應變行為研究，與曾德麟合作開展了水靜壓制研究，還與楊守植等人合作開展了粉末振動熱壓研究。

黃培云創立的粉末壓型理論和燒結理論，進入了當代國際材料科學和高技術發展的前沿領域，獲得了國際粉末冶金界的關注和高度評價。

黃培云評價自己“不是一個活躍的人，比較內向”，這種個性使他在學生眼里常常是不茍言笑的形象。但談完了正題，他又變得談笑風生，和藹可親。曾德麟教授是黃老上世紀60年代的研究生。他記得那時的每周三下午，研究生們都會例行來到黃培云的辦公室。指導、答疑之后，話題也就說開了，國內、國際科技信息、動態、前景、意義，時而分析，時而歸納，學生們可以插話、可以質疑、可以反駁。“遇到不易說清的問題，黃先生就側身在房門后掛著的小黑板上寫寫畫畫，總想讓人信服。偶爾，有人還是不服，他就滿臉微笑，和緩地說，大家回去再仔細思考研究，下次再談。”

黃培云牢記著自己當學生時老師的教誨，他當教授后總是鼓勵學生多關心所學專業之外的東西，要把基礎打得又牢又寬。面對越來越多的博士只關心本專業的現象，他總忍不住呼吁，千萬別把博士給培養成“窄士”。

黃培云無疑是幸運的，在戰時的中國，他在擁有中國最著名師資的學府讀書，在精神與學術上受到多重熏陶。知識淵博、興趣廣泛的名教授講普通基本課程的風氣使黃培云受益并深深影響了他后來的教學科研之路。

黃培云的學生、今年教師節被評為全國教書育人楷模的中南大學教授金展鵬上個世紀70年代曾與黃培云共事。黃培云十分支持金展鵬開展的相圖計算工作，但金出國兩年之后回來，因遇到一些困難，當時情緒不高，“黃院長每次見到我都提相圖計算的事，要我抓緊。有一次，他對我說，你要抓緊時間。他引用了一首唐詩：詩家清景在新春，綠柳才黃半未勻。若待上林花似錦，出門俱是看花人。他的意思是說學科發展也是這樣，真正的春天并不是大家都看到的春天，當柳樹還是嫩芽的時候，真正勇于探索、有眼光的人會發現春天已經來臨了，而等到繁花似錦的時候，到處都是看花人，要趕都趕不上了，對科研目而言，就是把創新的時機放過去了。”

當時的科研條件差，黃培云就拿鄭板橋那首《竹石》詩勉勵年輕人，進行科學研究要有艱苦奮斗的精神，要學黃山的松樹，要學石頭縫中生長的竹子……

“黃院長指導研究生相當具體，有些程序都是他自己寫的。要求學生看的參考文獻，他自己也看過。”金展鵬說。

事實上，即使在年事已高的今天，黃培云身上仍保持著這種求真務實、向善向美的品性。《黃培云院士口述傳記》的作者鄭艷每次去黃老家里訪談，“都見到他堅持學習，見到他拒絕空泛議論，見到他談起古典音樂時輕彈節奏的手指……正是這些，形成了一種精神的穿透力，穿透各種困擾，保護他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從事真正的科學、真正的學術”。

繾綣親情

“我們這批留美的研究生出國以前，清華當時理學院的院長吳有訓先生跟我們反復講，這批考生是各個學校里成績最優秀的學生，所選的學科是經過反復研究的，都是國家很需要的專業，希望你們能夠趕快回來發揮作用。因此我從沒有想過不回來，我們那一批學生后來都回來了。1973年新那的父母回國探親，在北京，吳有訓先生對老朋友趙元任夫婦說：‘你們的二女兒、二女婿回國來，是對的。’”

黃培云從不懷疑自己作出的歸國決定的正確性，在他的意識里，這幾乎無需討論。回國前夕，他的導師Hayward教授問他：“你考慮過留在美國繼續工作嗎?”他回答：“回不去沒辦法，回得去我下決心回去。”

1946年12月2日，黃培云、趙新那夫婦登上了從洛杉磯開往上海的輪船。

深受蔡元培先生影響的武大校長周鯁生認定辦好一所大學首先要有優秀的師資，所以他求賢若渴，廣攬人才，不管是英美派，還是德日派，對于有真才實學的人，他都聘用。他在美國講學期間就十分注意在留學生中選拔人才，黃培云就是在美國接到武漢大學聘書的。

黃培云夫婦1947年3月到了武大，當時學校很困難，經費極少。但珞珈山的風景使他們感受到了家園的美好。

黃培云說：“學校為了減少一點職工的困難，有一部分工資用實物替代。什么實物呢?現在聽起來都令人驚異：鹽、幾塊錢的鎳幣……為了不貶值，大家拿了工資就拼命買東西。有一次，因為新那懷了身孕，身子不方便，我進城去買東西，好東西別人都買走了，我只好買了個木柜子回來。新那說，行，咱們這個月就吃木頭吧。”

“工資的數目越來越大，先是幾百塊，后來又是幾千塊，幾萬塊，上百萬塊錢，最多的時候是幾億幾億的工資。后來連金元券也貶值了。買東西經常得騎著自行車，后面是一大捆鈔票，加在一起是幾個億去買點東西。”講起那時候日子的拮據，黃培云像在說別人的故事那般輕松。他陶醉在自己的工作中，逐步建起了礦冶系的實驗室。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常有別的學校的人來參觀，慢慢的，武漢大學礦冶系在國內有了點名氣。

“培云今年87歲了，用英文說：‘pushing 90!’咱們在一起也將近60年了。”2004年，趙新那在給黃培云的生日贈言中寫下了這段話。

談起他們的相識、相知、相愛，快言快語的趙新那說：“我還記得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你別把碗砸啦’。”

趙新那是中國語言學家趙元任的二女兒。趙元任僑居美國后，他的家幾乎成了留美學生的“接待站”。周培源等許多早期赴美留學的學者，都曾是趙府的座上客。

在趙家開清華同學會，通常很熱鬧。幾十個人在那兒吃飯，飯后這個表演唱歌那個表演跳舞，常常是吃完飯后盤子和碗一大堆等人清理，黃培云就自告奮勇到廚房去洗碗。“新那到廚房來幫忙，我說用不著了，已經差不多了。我們就這樣認識的。”

那時候時興男同學請女同學到餐廳吃飯、跳舞，“但我們的情緒不一樣，我們國家正在受侵略，對于他們時興的這些我們不感興趣。培云不會跳舞，我也不會”。同樣的心情，同樣的志趣，使趙新那與黃培云走到了一起。而趙元任也早就把黃培云看成家里人了，“培云博士論文交上去的稿子就是我父親打的”。

1945年7月21日趙元任在日記中寫道：發出新那的結婚通知約300份。跟新那、培云、陳福田夫人同去市政廳，City Clark Buck 主持婚禮……

黃培云說：“這是趙家第一次嫁女兒，岳父親手辦理婚事，用中文書寫結婚通知書，送到雕版印刷公司制版印刷。通知書上注明‘為省物資以促勝利千祈勿贈禮物為幸’。”

想當年，趙元任與楊步偉女士結婚時婉拒一切禮物，只在家中請好友和證婚人吃了頓飯，被報紙以《新人物之新式婚姻》為題進行了報道。他們簡單而浪漫的婚禮在知識界一時傳為美談，引得不少好友效仿。“后來新那和我結婚，我們的兩個兒子結婚，也都沒有請客。”黃培云說。

黃培云和趙新那在結婚50周年的時候去美國探親，還專門去了他們當年登記結婚的地方。黃培云感慨地說：“這么多年，我們的感情概括起來就是，志同道合、相依為命、相扶到老。”而趙新那回憶起黃培云70歲生日的情景，只記住了他說的“我從來沒有后悔回來過”這句話，“我當時一聽，就覺得我們真是志同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