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思之中國北京市吳欒趙閻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北京市義派律師事務所名譽理事長、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人權專業委員會顧問、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

法律界尊為“中國律師界的榮耀和良心”的張思之致函最高人民法院一級大法官張軍稱，吳英案中其集資對象都是本地親友及放貸人，并非社會不確定公眾，資金去向，也多流入當地實業領域，屬合法經營范疇，又有重要舉報線索尚未追查，如從重對吳執行死刑，恐難服眾。

此前，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被告人吳英集資詐騙一案進行二審宣判，裁定駁回被告人吳英的上訴，維持對被告人吳英的死刑判決，依法報請最高人民法院復核。

判決引發社會熱議，萬科董事長王石、華遠地產[3.43 2.69% 股吧 研報]董事長任志強、天使投資人薛蠻子等紛紛在微博留言，認為吳英罪不該死，要求最高法院“刀下留人”。不過，財經評論人吳其倫認為，吳英赴死咎由自取，警示他人意義重大。

“查識別與判定集資項目是否詐騙，以兩種特征最為客觀：一是集資的對象，二是投資的去向。” 張思之稱，“吳英案，其集資對象都是本地親友及放貸人，并非社會不確定公眾;查其資金去向，也大多流入當地實業領域，屬合法經營范疇。換句話說，吳英未利用信息不對稱，虛構投資項目詐騙債權人。其投資眼光或可質疑批駁，其經營手段和目的不僅合情且未違法。”

張思之認為，吳英集資詐騙一案，事發于集資。而問題在于：對于民間金融、地下金融所起的市場作用，認識分歧，意見不一;對集資詐騙罪的罪狀描述，也隨著對市場經濟認識的深化而有變化。

他對吳英案的理解為，吳案犯罪構成的主客觀要件于法似均有未合，加之諸多債權人牽連案中，且對吳英鮮有指控，又有重要舉報線索尚未追查，如從重對吳執行死刑，恐難服眾。同時，此案的最終結果，將對數以千億計的民間金融產生示范效應，如何判處，需要高度的法律智慧。

以下為致函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張軍一級大法官：

辭歲聲中，聞吳英一案二審急急終結：維持原判，上報死刑復核。但細讀判詞，見案有不妥。靜夜思之，心情沉重。冒昧陳詞，幸勿鄙視。

吳英集資詐騙一案，事發于集資。而問題在于：對于民間金融、地下金融所起的市場作用，認識分歧，意見不一;對集資詐騙罪的罪狀描述，也隨著對市場經濟認識的深化而有變化。至于集資詐騙與民間借貸的分野，法律界則已取得兩點共識，明確載入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結合吳英案，略予申明——

一是使用詐騙的方法。集資詐騙罪脫胎于詐騙罪，故有詐騙罪的一切特征。查識別與判定集資項目是否詐騙，以兩種特征最為客觀：一是集資的對象，二是投資的去向。浙江省2008年出臺的《當前辦理集資類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會議紀要》就此所做的闡釋極具典型性，明確規定：“為生產經營所需，以承諾還本分紅或者付息的方法，向固定的人員(一定范圍內的人員如職工、親友等)籌集資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產經營活動，因經營虧損或者資金周轉困難未能及時兌付本息引發糾紛的，應作為民間借貸糾紛處理。”以此衡量吳英案，其集資對象都是本地親友及放貸人，并非社會不確定公眾;查其資金去向，也大多流入當地實業領域，屬合法經營范疇。換句話說，吳英未利用信息不對稱，虛構投資項目詐騙債權人。其投資眼光或可質疑批駁，其經營手段和目的不僅合情且未違法。參照上述規定，至為明顯。

二是具備非法占有的目的。集資詐騙犯罪的客體是公私財物所有權;在吳案中體現為債權人本金。也就是說，判斷吳英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應根據她的行為是否具有侵占債權人本金的惡意。許諾高額利息不能支付，屬于誠信有虧，而非刑法上的入罪理由。至于吳英是否確有此惡意，未見全部證據，不敢輕下斷語;但以常理度之，如有心設局詐騙，早會仿效國中巨貪，變賣資產卷款逃逸，豈能在當地留下大量資產?對此不難明察。

概括以上兩點，吳案犯罪構成的主客觀要件于法似均有未合，加之諸多債權人牽連案中，且對吳英鮮有指控，又有重要舉報線索尚未追查，如從重對吳執行死刑，恐難服眾。

理性地站在改革開放的高度考量吳英案中反映的矛盾，縱觀金融市場呈現的復雜現實，解決之道在于開放市場，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斷無依恃死刑維系金融壟斷的道理。更何況殺人宜少應慎已成國策!少殺，是政策指向;慎殺，乃法律要求。“兩可”(可殺可不殺者不殺)方針正是二者的集中體現，因而是理應逐案遵行的圭臬，至上的標尺。吳案留人刀下，應屬入情入理。

毋庸諱言，此案的最終結果，將對數以千億計的民間金融產生示范效應。面對金融市場日趨復雜的情勢，如何判處，可能需要高度的法律智慧。最高《2011年人民法院工作要點》將死刑復核程序的改革列為重要改革任務，十分正確。蓋因這是死刑執行前的查闕補漏，守護正義與公正的最后一關，諸多環節，唯此為大。尚能明辨慎思，力避失誤，則法制幸甚;受其益者當決非吳英個案，國家甚幸!

愚者之慮，或有一得;是否有當，懇請細酌。

張思之

2012、1、25

人物信息：

張思之(1927年11月-)，中國北京市吳欒趙閻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北京市義派律師事務所名譽理事長、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人權專業委員會顧問、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曾經出任“江青四人幫兩案”辯護小組負責人。

中文名：張思之

國籍：中國

民族：漢族

出生日期：1927年

職業：律師

畢業院校：北平朝陽大學

信仰：共產主義

代表作品：《我的辯詞與夢想》

簡概

張思之，1927年生于鄭州。

職務

北京市吳欒趙閻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北京市義派律師事務所名譽理事長、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人權專業委員會顧問、北京律師協會前副會長、《中國律師》雜志創辦人、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

人物生平

早年輾轉

張思之，1927年生于鄭州。1938年，11歲時舉家逃難到四川，在綿陽上學。父親是一名醫生，很快在當地建立了名望。16歲，張思之放棄上學，參加遠征軍，入炮軍第五團，屬團部特務連，工作是發報，印度駐扎一年多，1945年4月回到昆明。后從昆明離開部隊，沿途搭“黃牛”，經兩個多月到達重慶，正好趕上八一五，抗戰勝利。后又從重慶回綿陽，入三臺國立十八中學。這時，張思之還不到18歲。

學生生涯

十八中學是東北內遷學校，1946年，學?；剡w東北。張思之隨校遷徙，但他的目標是北京，他向往這座歷史古都，想到北京就留下來上學。但到西安時，住到伯父家，被伯父強留，進入一所教會中學，上了一年高中。教會學校管理嚴格，要開除一名違背了“晚上十點后不能看書”的校規的同學，張思之帶領同學罷課，抗議成功，學校收回成命。但是，新學期開學前，學校勸張思之“轉學”。但他又轉了入一所教會學校，他的“案底”被傳到新學校，當時已經是高三下學期，正要畢業統考，學校不打算給張思之文憑。于是，張思之毅然離開學校，到了南京，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

1947年，在顛沛流離中上完中學的張思之，要以同等學力考大學了。他志向遠大，并且“學習不好，考試還行”，當時名氣不小的朝陽學院把他錄取了，他還不高興，他想學外語，將來當外交官。無奈父親聽到消息，早把學費匯入朝陽，就這樣入了朝陽學院，開始了他和法律結緣的坎坷一生。

投身革命

好不容易有個能安身讀書的地方，他決定好好讀書。憑著父親做醫生的良好家境，有足夠的錢，供他買了很多書。1948年，滿懷正義感的張思之入了地下黨，他稱為“就這樣上了船”。

學校的革命環境險惡，臥底學生甚至是帶槍的。而張思之在學校又搞海報又出壁報，十分活躍。1948年12月2日，這個日子張思之一輩子都能隨口說出來。那天晚上，他覺得似乎不妙，就去問他的“上線”(地下黨是單線聯系的)，說今晚可能要鬧事啊。上線說，都到這個時候了(兩軍對壘，陣線分明，共產黨的軍隊就要圍城了)，不會出什么事的，小心一點就是了。

事實上，這時，特務已經總動員，要抓一批人。張思之不放心，告訴他情況很危險，就走出門來，正看到自己的門前已經站了幾個特務。他立即從二樓跳下，跑去通報他的下線。路上，突然一只手把他抓住，一位同學要張思之趕快想辦法逃出校門，他在外面接應。張思之尋找出校門的機會，看到幾個特務才吃完飯的樣子，聚在校門，他立即裹著大衣臥倒在地面。慢慢向前滾，滾出了校門。在那個寒冷的冬夜，張思之就這樣“滾出了朝陽學院”，脫離了危險。

在那位同學的幫助下，經過一夜躲藏，張思之到了“城工部”——中國共產黨華北局城市工作部。準備離開北京投身革命，但是，他被告知，“凡是共產黨員一個都不走了，傅作義就要投降了，馬上就要去接管城市”。

城市被共產黨接管了。張思之回來了。既是朝陽學院的，順理成章地就進了法院系統。

建國后

1950年7月，在中國人民大學以全優成績修完“莫斯科大學法律系主要課程”。

1956年，受命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顧問處。一年后被劃為北京律師界第一個右派分子，開始了長達15年的勞改生涯。1972年結束勞改，入北京市垂楊柳二中教書。

北京市法院有正院長和副院長所代表的“兩個反黨小集團”——你說我反黨，我說你反黨。

1953年，反高、饒集團時，黨的七屆四中全會，號召加強黨的團結，各單位都要解決團結問題。法院開了一個月會，“兩個反黨集團”坐在一起“加強團結”。一個月會期，張思之“死不開腔”。到了最后一天，領導說，你一句話沒有講，恐怕要講點。他就從七點講到十二點，整整五個小時。當場就有人“敲邊鼓”，說他“講得太好了”，馬上給市委打電話叫人來聽。“現在看起來，我當時肯定講得有過的地方”，而當時的效果是，“得罪了院長”。

1954年，反胡風。各單位都有一個學習小組，先學習各種文件，再放在自己單位學。張思之是法院的三人學習小組組長。他帶著兩個組員到茶館去開會。另兩人把他揭發了，他“光榮地成了胡風分子”。軟禁在法院地下室(里面有檔案呀材料呀，亂七八糟的東西)。幾個月后，宣布張思之不是胡風分子，放了出來。其實，張思之“不僅認不得胡風，胡風的書也根本不愛看，胡風的書很難看的”。

放出來的張思之，還想問“整了我這么長時間，總要講清楚嘛”。他哪里知道，當時要肅清內部的反革命。接下來就是審查“特務張思之”。因為他參加過遠征軍，而且是“特務連”。“特務”審了一年。結論是，“經查，張思之不是反革命。”

張思之這時還有點脾氣：“我當然不干了!你們早知道我不是反革命，還要‘經查’，這明明是陷害。”自然，不可能有人給他解釋。而猛烈的革命又接踵而至：1957年到了。

副院長在會上說，可以在院子里貼大字報，但外面不能貼。年近而立的前朝陽學院畢業生，前地下黨員張思之問道：既然院子里可以貼，要是有人貼到外面去了，甚至貼到天安門去了，你怎么辦呢。問題立即轉換為“張思之說要把大字報貼到天安門”而上傳。于是他成了右派，成為北京律師界的第一名右派。

右派共分六個級次。張思之不屬于很重，第四類：降職降級，被送去昌平縣的一個山區勞教。

從1957年到1972年，經過十五年勞教歲月，張思之戴著右派帽子來到北京垂楊柳二中做語文教師時，已經是45歲了。

他太珍惜這份工作了。他每天早晨六點騎著自行車去叫學生起來鍛煉身體，晚上九點過后才回家。他對學生滿懷熱情，他的一位學生回憶道，他給學校刻寫的蠟板，本來應該由他送去的，但張老師為了不耽誤他的時間，堅待要騎車到他家去取。

他成了北京的模范教師。

改革開放后

7年后，即1979年，張思之52歲，有關部門宣布他的“右派分子”屬錯劃。

最好的青春歲月屬于二十二年右派生涯。劃為右派之初，他甚至覺得“劃得對”：毛主席還有錯啊，肯定是我錯了嘛。到平反的時候，他不一樣了。“開什么平反座談會，我也不去。”“我一不喊萬歲，二不罵娘。”他認為他一生“最大的痛苦不是勞改，而是受愚弄”。

中國律師業早在文革之前，已在反右風暴中遭致毀滅打擊。二十多年來，新一代中國人只在電影里看到過法庭辯護的場景。中國的律師制度正待重建。1980年，張思之成為北京律協副會長，同時兼任法律顧問處主任。他亡命地工作。“一天干十五個小時，經常住辦公室。”他甚至幫別的律師修改訴狀和辯護詞，因為“我們的律師文字功夫太差了”。

適逢黨中央正準備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法律界簡稱“兩案”)進行公審。1980年，司法部指定在北京市要四個律師，組成兩案辯護律師組，張思之被任命為組長。 在此之前，這位早年受訓于朝陽學院的學生，五十年代的老律師，只打過“一個半”官司。第一個是南斯拉夫法律代表團來訪，要求旁聽中國律師的法庭辯護，他受命“表演”了一個搶劫案的辯護。另“半個”是一樁離婚案——辦到中途，五七駭浪迎來，他被卷挾而去。

張思之先被指定為江青的律師，但在會見江青的時候，昔日的“女皇”聲稱“不要葉、鄧派來的人”，她不習慣跟人平等說話，他們一開談就是繃著的，后來不歡而散。

接著，張思之被指定為李作鵬(文革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海軍政委、政治局委員)辯護。

作為“兩案”被告的辯護律師，這是一個政治任務，張思之需要“顧全大局，服從中央統一指揮”，這一開始他心里就明白。但是，司法部告訴他，“事實已經全部清楚，定性不能涉及”，張思之說他當時就想，既然這樣，“那你還要我們干什么嘛”!司法部還規定，律師做什么，要給審判小組匯報，要經審判小組同意。

張思之說，對這個要求，他不僅“心里不安逸”，而且“我們硬是沒有執行”。最終，他們為李作鵬等人抹掉了起訴書上的七項罪名。以致李作鵬在法庭上作打油詩概括張思之的辯護，是“邊鼓敲幾聲”，但還“有聲勝無聲”。

“兩案”里張思之的表現，“令上上下下都滿意”。即便今天回頭來看，以當時的條件，“兩案”的辯護也只能做到這樣了。

“兩案”之后，張思之名滿天下，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做“我那時風光啊!”

但是，給他帶來更大名聲的，奠定更高地位的，卻是九十年代以后的官司。他在1995年，代理《民主與法制》記者董服民被訴“侵權案”;2003年他以76歲高齡代理“鄭恩寵”案;2004年代理“黎元江”案。這些案子的影響之廣，以致提起它們時不需要再添加注釋。

同時，他廣泛介入社會公共領域，積極為公共利益發表意見。他成為了一名廣受尊敬的知識分子。

作為辦理過全球矚目的“兩案”的辯護律師，張思之比誰都知道辦理這些“必輸的官司”的難度。“那是肯定打不贏的，打贏了不是翻天了?”他認為他是在履行一個律師的天職。屢敗屢戰的結果，是使他贏得了在這類官司中“從來沒有贏過一場”的特大名聲。

一連串非他莫屬的著名辯護，把張思之從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帶到了耄耋之年。

主要成就

代理的重大案件

1980年被指定為江青辯護律師;其帶領的“兩案辯護組”為姚文元、李作鵬、吳法憲等5人免去了13件罪行

1988年大興安嶺大火莊學義“玩忽職守案”

1991年王軍濤“顛覆、煽動案”

1992年鮑彤“泄露國家機密、反革命宣傳案”

1994年高瑜“泄露國家機密案”

1995年《民主與法制》記者董服民“侵權案”

1995年魏京生“陰謀顛覆政府案”

2003年“鄭恩寵案”

2004年“黎元江案”

2005年“聶樹斌冤殺案”

2006年10月 王天成等訴周葉中等剽竊案

主要著作

《中國律師制度與律師實務》、《律師實務》、《律師制度研譯》、《我的辯詞與夢想》。該著作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均有出版，大陸版本有所刪節。

榮譽

2008年，張思之獲得了該年度的佩特拉?凱利獎。海因利希?伯爾基金會11月在柏林宣布，授予張思之這一大獎是為了表彰他"為在中國保障人權和建設法制國家及律師制度做出的杰出貢獻"。佩特拉?凱利是德國綠黨的創始人之一，也是德國知名的女性政治家。1992年佩特拉?凱利去世。為了對她表示紀念，德國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從1998年開始以她的名字設立獎項，該獎每兩年頒發一次，以表彰為捍衛普世人權、非暴力解決沖突以及保護環境做出貢獻的人物。 張思之在得知獲獎消息后表示，這不是發給他“個人的獎項，而是頒發給了全體中國律師”。2008年12月2日晚，張思之先生在德國出席了頒獎儀式并發表了獲獎感言，伯爾基金會的這次頒獎，使得這位中國第一代法律專業人士的優秀代表首次走入國際視野。德國司法部長出席了頒獎儀式并致辭。

張思之先生被稱為“中國律師界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