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周作人——人物介紹

周作人

周作人是魯迅（周樹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的杰出代表。

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壽（后改為奎綬），字星杓，又名啟明、、啟孟、起孟，筆名遐壽、仲密、豈明，號知堂、藥堂等。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取名作人，以名行世，一生用過90多個筆名，常用筆名有獨應、周逴、周遐壽、仲密等，紹興人。魯迅（周樹人）之弟，周建人之兄。

9歲以前在家中私塾開蒙，11歲入三味書屋，后去杭州陪侍獄中祖父并授讀一年半，遍讀史書與筆記小說。

光緒二十七年秋，進南京江南水師學堂管輪科，開始翻譯英文小說。

三十二年夏，隨魯迅東渡，先后進東京法政大學、立教大學文科學習，曾與魯迅創辦《新生》雜志，未果；合譯出版《域外小說集》，并開始創作小說和自學多種外文。

宣統元年六月，在東京與羽太信子結婚。

辛亥革命前夕歸國，先后任紹興省立第五中學英文教員、紹興教育會會長、浙江教育司視學，兼任《紹興教育會月刊》及《叒社》雜志編輯，還常在《越鐸日報》發表反封建的政論和翻譯外電通訊。在任紹興教育會長期間，著手進行教材改革并開始研究兒童文學。

在五四時期，與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參加《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編輯工作。同年10月，又任《新潮》月刊編輯主任，發表了《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著名文學論文，以及新詩《小河》、《微明》、《畫家》、《愛與憎》等優秀作品，在新文化運動中起過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五四運動后，先后在燕京大學、孔德學校、中日學院、女子學院等校任教。 1922年11月，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1924年冬，與林語堂等創辦《語絲》周刊。 1930年8月，主編《駱駝草》。

抗日戰爭開始后，滯留北平。1939年元旦，遇刺未亡，隨即出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國民政府委員和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文學院院長、東亞文化協會會長等職，又以汪偽政府要員身份訪問日本和“滿洲國”。抗戰勝利后，被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判刑10年，1949年1月被保釋出獄。

新中國成立后，在北京從事著譯工作。1950年后，曾先后翻譯了《俄羅斯民間故事》、《日本狂言選》、《希臘擬曲》、《伊索寓言》等9部，與人合譯了《阿里斯托芬喜劇集》、《歐里庇得斯悲劇集》(共3集)、《石川啄木詩歌集》、《平家物語》等6部。

一生著譯頗豐，主要著作有《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瓜豆集》、《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等。也回憶和撰寫了大量有關魯迅的圖書和文章，主要有《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里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等。1965年9月，所寫最后一部30多萬字的回憶錄《知堂回想錄》，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

執教北大

1911年從日本回中國，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視學（督學），后轉浙江省立第五高級中學教員，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學附屬國史編纂處做編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文學院）教授，擔任希臘羅馬文學史、歐洲文學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學等課程，并創辦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該系師資還有張鳳舉、徐祖正等，后來因中日戰爭爆發而停辦。

他清新淡雅，如話家常的白話文，洋溢著深厚的中國、東洋、西洋古典與近現代文化素養，轟動一時，新文化運動中更發表影響深遠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啟蒙主義理論文章。

整體而言，周作人的散文繼承了詩經、六朝和晚明文學的內蘊，充滿著平淡如水、自然如風的語言色彩。其沖淡平和的散文風格展現出空靈的人生境界，可說是中國散文的一個高峰。

周作人還廣泛參與社會活動，1919年起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與馬裕藻、朱希祖、錢玄同、劉復、胡適5位北大教員兼國語會會員在會上聯名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經大會通過后頒行全國。1922年與錢玄同、陸基、黎錦熙、楊樹達、胡適、沈兼士等會員任國語統一籌備會漢字省體委員會委員（共16人）。

1922年，在“非基督教運動”高潮中，他和錢玄同、沈士遠、沈兼士及馬裕藻發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師大風潮中，周作人支持進步學生，與魯迅、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等人連署發表《對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潮宣言》，并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會員。

中日戰爭爆發

留平教授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北京大學撤離北平，他沒有同行，成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馬裕藻、馮祖荀），受校長的委托看守校產。北大校長蔣夢麟后來在回憶錄（《西潮》和《新潮》）里談到：“抗戰的時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說，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關系比較深，不走，可以保存這個學校的一些圖書和設備。于是，他果然沒有走，后來因他在抗戰時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來關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給他一些需用的東西和錢。記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帶了封信出來，說法庭要我的證據。他對法庭說，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漢奸，是校長托他在那里照顧學校的。法庭問我有沒有這件事？我曾回信證明確有其事。結果如何，因后來我離開南京時很倉促，沒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沒有去打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