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剛伯 -簡介

沈剛伯(1896年12月4日-1977年7月31日)，湖北宜昌三斗坪人，原臺灣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歷史學家。

沈剛伯 - 生平

早年

沈剛伯在臺灣大學留影

沈剛伯，譜名大烈，字汝潛，1896年12月4日生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區三斗坪鎮暮陽村梅花人。其祖父沈達軒，宜昌名儒。父親沈明道日本弘文學院畢業，終身從事教育事業。妹妹沈汝靜比他小10歲。祖父沈達軒將小剛伯視若掌上明珠。

沈剛伯自幼受留日回國的父親沈莘庵之教誨，讀畢《左傳》、《國語》、《國策》、《國禮》、《禮記》后，于11歲入湖北方言學堂，14歲1910年畢業后，進武昌高等師范學校，1917年畢業。1924年考取官費留學，入英國倫敦大學攻讀埃及學、英國史、憲政史。

教學時期

1927年回國，經俞大維介紹，至中山大學任教，1931年到南京任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先后開設“西洋上古史”、“西洋通史”、“希臘史”、“羅馬史”、“英國史”、“俄國史”、“印度史”、“法國大革命史”、“西洋文化概論”等專門史和國別史的一系列課程。當時能在中國大學里專門講授如此繁多的世界歷史課的國內尚無第二人，實為在中國開辟世界史研究的先驅，且是一位有史學、史才、史識和史德的學者。他講課娓娓道來，如同目擊，猶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滔滔不絕卻又有條不紊。沈剛伯和地理系胡煥庸是當時中大最叫座的教授。

沈剛伯有一只裝有重要手稿的從不示人的小箱子，學生稱之為“八寶箱”，而他從不去出版專著，也不曾發表過一篇長篇的學術論文，他把精力孜孜不倦地放在教課和開設更多新課上，而他的學術業績都在受業學生的筆記上。對此，他解釋說：“學無止境，思想見解有不斷演進，對事物評價并非一成不變。但有些人少壯時以某學說一舉成名，經其余生，則全力以辨護(其)舊說;雖或自覺昨非而今是，也缺乏承認之勇氣，結果(其)學向恒無進益。所以真正代表一個人思想的，應是他身后遺留的著作。”

1942年秋，沈剛伯繼金毓黻出任中大歷史系主任，他為提倡對西北邊疆問題之研究，組織邊疆研究會，延請專家講授維吾爾文，聘韓儒林講新疆史、蒙古史，請金毓黻開“東北史”課程。所以，在國內大學的歷史系中重視邊疆史研究者，首推他主持的中大歷史系。

1944年，他到在四川三臺的東北大學任教授。1946年到南京中央政治學校(1947年改名國立政治大學)任教，仍在中大歷史系兼任教授。

在臺灣時期

沈剛伯(右一)與胡適(左1)、朱家驊(左2)、蔣夢麟(右2)等。

1948年沈剛伯應教育部長朱家驊堅請同赴臺北協辦臺灣大學，遂去臺大任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在1948—1969年主院期間，他為推進院務和提高學術水準不遺余力，設立了考古人類學系、圖書館系，加上原有的中文、外文、歷史、哲學四系，使臺大文學院有了六個系。1949年增設文科研究所，后于1956年增擴為中國文學、歷史、哲學、考古人類學4個研究所，1966年又增設外國語研究所。1967年起中國文學研究所和歷史研究所招收博士班，把歷史研究所的碩士班分為一般史學、近代史、中國藝術史三組。沈剛伯于1954年3月與在臺史學家組織成立了臺灣的中國史學會，任理事長，理事會與監事會成員中有胡適、張其昀、方豪、錢穆、李濟、姚縱吾、羅家倫、蔣廷黻、蕭一山、勞干、郭廷以、劉崇宏、張貴永、董作賓、毛學水、朱家驊、李宗侗、凌純聲等學者。

1957—1972年間，沈剛伯與李濟在臺灣共同主“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工作，主持了東亞各國漢學家與西方各國漢學家之間的許多學術活動，對臺灣的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起到了鼓勵和推進作用。1970年沈剛伯以其學貫中西、開史學新風、對中國史學及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關系的獨到見解，被遴選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病逝

沈剛伯于1965年70歲時患有肺癌，卻長年與病魔抗爭，并繼續主持文學院，1969年辭去院長后仍堅持教學與研究工作， 1977年7月31日終因心臟衰竭而病逝，享年82歲。

沈剛伯 - 紀念

沈剛伯逝世后，歷屆門人在臺灣大學溪頭風光佳勝之地，建立“沈剛伯先生紀念亭”一座，以表達“薪火相傳，懷德不忘”之情。紀念亭里，有一塊高大的《剛伯亭碑記》石刻。“亭記”最后寫道：“宋代歐陽永叔，曾有名文。若夫日出而霏開，云歸而巖穴瞑。晦明變化者，山川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蔭。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剛伯亭俯瞰山木之勝，誠屬人間幽境。后之來者，登臨此亭，追慕前哲，永念教澤。沈師之風霜高潔，寧靜淡泊，將為后世人所懷念。”

1982年10月由臺灣“《中央日報》”出版社出版了《沈剛伯先生文集》上下兩卷，每卷50余萬字，堪稱巨著。書中分歷史、哲學、文學、教育、世局、記事等多項，成為真正代表沈剛伯其人的見解與思想。

沈剛伯 - 家庭

沈剛伯的夫人是曾祥和，國立中央大學研究院文學碩士，臺灣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