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翻譯"一詞最早見于《隋書·經籍志》，當時是特指東漢以來佛教經典的漢譯活動。宋釋法云撰《翻譯名義集》（1143年）稱："夫翻譯者，謂翻梵天之語轉成漢地之言，音雖似別，義則大同。宋僧傳云：如翻錦繡，背面俱華，但左右不同耳。譯之言，易也。謂以所有，易其所無" 。隨著歷史的發展，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翻譯"早已不限于梵文佛典的漢譯活動，不僅成為中國文化在吸收外來文化或與外來文化進行交流時溝通不同的語言文化的重要途徑，同時也是世界各國在進行文化交流時的重要工具。翻譯本身是一大文化事業，而譯者就是文化的傳播者和文化的創造者。

　　相對于其他文化來說，翻譯對于日本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更加重要，因為歷史上日本正是通過外來書籍的大量引進和翻譯，積極主動地與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進行交流和學習，從而豐富和發展了富有特色的日本文化的，甚至可以說日本的文化史就是一部翻譯的文化史。在這種移植和引進外來文化的過程中，日本人是有意識并有選擇的，既汲取了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精華，又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的主體，使日本文化成為多元復合的有機統一體。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近代以后因為日語的翻譯書籍扼要地介紹了西方近代思想學說和科學技術的概要，所以19世紀下葉和20世紀初中國的翻譯家們反過來又把翻譯日語書籍當作吸收西方先進文化的捷徑。在這種再翻譯的過程中大量的日語詞匯進入了漢語，日本人合成的觀念、解說也同樣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很大影響。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日本的翻譯活動不僅對日本文化本身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波及到了中國文化。

　　二

　　日本在漢字傳來前沒有自己的固有文字，以刻木、結繩為記事方式，漢字是何時傳來、何時開始使用的已不可考。根據日本第一部書面文獻《古事記》的記載，四世紀應神天皇年間有百濟國學者王仁進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這是中國典籍進入日本的最早的記錄。在五世紀時大和朝廷就已經可以正確地使用漢文了， 478年倭王武給中國南朝宋皇帝的奏文就是熟練的漢文。

　　為了更加直接地吸取中國的先進文化，推古十五年（607年）圣德太子任命小野妹子為使者，鞍作福利為翻譯前往隋朝，并從第二次的遣隋使開始派遣留學生和學問僧隨同前往學習佛教等。630年舒明天皇首次派出了遣唐使，在以后的三百多年里先后派出了18次遣唐使，實際入唐15次，致力于輸入唐朝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并在日本普及推廣，結果中國文化對日本社會的影響日益廣泛。連朝廷官職也多模仿唐朝名稱，建筑、風俗、朝服等生活方面也是唐風盛行一時。圣德太子主持制定的的《十七條憲法》作為政治準則，深受中國政治思想的影響，而且文字上多處取材于《周易》、《尚書》、《左傳》、《論語》、《詩經》、《孝經》、《禮記》、《莊子》、《史記》、《昭明文選》等中國古典文獻。

　　留學生阿倍仲麻呂還在唐朝參加了科舉考試，得到玄宗皇帝的賞識，在唐朝作了高官。他以出色的文學藝術才能與唐朝著名文學家王維、李白、儲光羲等人展開了密切的交往。阿倍最終客死長安，他是8世紀時日本如饑似渴地攝取唐朝先進文化側面的縮影，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在隨同前來的學問僧中有著名的南淵請安和高向玄理等人，他們歸國后成為645年推翻蘇我氏豪族政權、建設以唐朝律令制為典范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政治革新運動大化改新的積極推動者。

　　歷任的遣唐大使都是國內最知名的學者，隨行的學問僧和留學生也是經過選拔的優秀人才，他們在學習中國的文物制度和先進技術之外，還帶回了諸如《唐禮》、《大衍歷經》、《樂書要錄》等大量的珍貴書籍和美術工藝作品，當時求取書籍和佛經甚至成為日本人入唐留學的主要目的。據藤原佐世編于9世紀的《日本國見在書目》記載的漢籍與《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相對照，可以統計出日本國內流傳的漢籍已經占中國文獻典籍的一半左右。

　　日本在701年設立太學，設明經、文章、明法、算學、音韻、書法六科，學生約400人，教授內容以中國儒家經典《論語》、《大學》、《中庸》、《易經》、《孟子》、《尚書》為主，并模仿唐朝也把孔子加封為文宣王。留學生吉備真備歸國后任教于太學，開始講授三史《史記》、《漢書》、《后漢書》，九世紀時又增加了漢詩寫作。人們爭相閱讀中國的古典詩文集《文選》、《白氏文集》等，以天皇為首的貴族官僚也以吟唱寫作漢詩文為時尚。在九世紀初葉僅僅十二三年的時間里就編輯了《凌云集》（814年）、《文華秀麗集》（818年）、《經國集》（827年）等多部敕選漢詩集。日本最古的漢詩集《懷風藻》編于天平勝寶三年（751年），受中國六朝文學《文選》、《玉臺新詠》的啟發和影響，文風華麗，但是以模仿為主，還未確立日本獨自的風格。

　　隨著平假名、片假名的使用，日本文學出現了日語的表現形式——和歌和物語文學，但在內容上也同樣受到中國詩文以及古小說的影響。在最古的和歌集《萬葉集》中隨處可見中國六朝詩以及唐小說《游仙窟》的痕跡，紫式部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也被指出是受白居易《長恨歌》的啟發。

　　當時日本派出遣唐使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通過中國學習佛教理論。日本雖然佛教盛行，但是受戒制度尚未確立，中國的高僧鑒真和尚為了弘傳佛法，毅然前往日本傳道。途中遭遇七十余次危難，歷時十二載，以至雙目失明，才終于抵達日本，為以天皇為首的日本信徒授戒，并開創律宗。鑒真還攜來數百卷佛經，東大寺設置了寫經司，從鑒真處借出經卷加以抄寫。鑒真受到日本人民的敬愛，直到死后一千多年的今日，日本在鑒真圓寂之日還要舉行紀念活動，可以說鑒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豐碑。

　　894年遣唐使被廢止，但是中日民間的商船往來仍然很頻繁，主要是中國船來到日本，據記載宋船僅見于史書的就有70次之多。在日本沿海的博多、敦賀等地區有很多宋朝商人居住，僅1151年中國商人居住在博多地區的就有1600余家。宋船帶來了大量的中國錦緞、藥材、瓷器、香料和書籍繪畫等商品，頻繁的日中貿易為漢籍東渡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禪宗僧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本的入宋僧來到中國朝山拜佛，并與中國僧侶進行教義上的切磋，德高望重的僧人甚至被宋朝皇帝授予大師稱號。入宋僧中稍有名氣的就多達六十多人，其中以禪僧居多，也有中國僧人來到日本傳教的。來到中國的日本禪僧多請求中國政府賜給書籍，或自行購買、搜集大量珍貴圖書，經過唐、宋、元、明、清歷代漢籍東傳，從室町時代開始日本逐漸形成了兩大著名藏書機構，一為足利學校，一為金澤文庫，所藏書籍珍本頗多，澤惠后代。

　　另一方面中國由于唐末五代之亂造成典籍散佚頗多，有些傳到日本，后來又有很多流傳到日本的古版本和佛教經典由日本入宋僧再次帶回中國，以補中國典籍之缺。例如953年吳越王錢椒曾以黃金500兩在日本訪求《天臺論疏》〈皇朝類苑〉的抄本；983年東大寺僧周然向宋太宗獻上流傳于日本的《鄭氏注孝經》一卷和《越王孝經新義》一卷，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周然歸國時又帶回一部宋太宗贈送的印本大藏經，這對于當時的宗教界來說是一個具有震撼性的消息。大藏經總共有一千多卷，是奉宋太祖之命用了12年時間才在四川刻版印刷完成的，這在世界印刷史上也可以說是一個壯舉。這部印本經書通稱為"開寶敕版大藏經"，藏于京都法成寺，后因該寺屢遭火災，大藏經可能也化為灰燼了。

　　日本與中國明朝從倭寇（秘密走私貿易階段）轉變為伴隨使節團往來的以朝貢為名的特許貿易，可以說室町時期的日本是屬于明朝的市場和交通圈的。在明朝的大約三百多年里，前往中國的日本僧人為數眾多，僅知名的就有一百多人，他們與中國文人有詩文往來唱酬，并把中國的文學藝術傳到了日本。來到日本的中國僧人多是名僧，在歸化日本后，往往在日明外交場面上擔任翻譯。著名的有明禪僧隱元隆琦東渡日本，創建黃辟宗，對日本佛教產生了重要影響。

　　明朝遺民朱舜水不食清祿，避難來到日本，并最終客死異鄉。在日本他受到了正準備編纂《大日本史》的水戶藩主德川光國的器重，在水戶藩教授中國儒家典籍《孝經》、《小學》、《大學》和《論語》等書的正確句讀以及祭孔的方法、中國的文物風俗等知識，并在建筑、農業技術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

　　近世以前日本社會雖然積極地輸入、引進中國典籍和中國先進文化，但是譯書事業并不發達，因為日本知識分子的教養以中國文化為基礎，他們用漢語吟詩屬文，抒發情懷，連政府公牘也多以漢文撰寫。當時無論是中央的大學寮還是地方的國學、私學等各級教育機關，教學內容都以中國儒學經典為主，而教授經典的方法是?" 素讀"后"講義"。素讀就是用漢音誦讀經典原文，講義是以法定注釋解說經文，不言而喻當時只有具備了相當深厚的中國語言文字修養的日本人，才能閱讀漢文的經典，這就使漢文化的傳播局限于貴族和上層知識分子的階層。

　　十四世紀初日本五山禪僧歧陽方秀、桂庵玄樹為《四書集注》作了和訓，他們創立的漢籍訓讀法成為中世以后閱讀中國文獻的新方法。其基本特點是在漢文原著上，按照每一個字的訓詁意義，標注上日文假名，這種辦法實際上是?"漢文直讀"變成"漢文譯讀"，從而使漢文程度不高的人也能大致理解原著的內容，是日本漢文化普及史上的一件大事。后來日本人教授、講解經典時多采用這種把漢文加以"訓讀"的方法，就是把漢文顛倒過來，按照日語的語序來讀，加上" "或"一、二、三、四""上、中、下""甲、乙、丙"的符號，這叫做"返 點"；訓讀的時候還要加上" "等日語的助詞，這叫做"送 假名"，"返點"和"送 假名"統稱為"訓點"。

　　如果把漢文訓讀也算做一種廣義的翻譯的話，其數量可以說是汗牛充棟。不過訓讀雖然從語序上是日語，但是詞句仍保留著漢語的形態，令現代漢文學修養不高的一般日本人頗感難解，只能算是未完全消化的半翻譯。

　　其實早在江戶時代就有日本學者認識到了漢文訓讀的局限性，古文辭學派的創立者荻生徂徠（1666——1728）就猛烈地批判訓讀雖然對于漢文化的普及有功，但讀者根據和訓者的義釋去理解文獻的意思，往往會背離原著的本意。他說："此方學者以方言讀書，號曰和訓，取諸訓詁之義，其實譯也，而人不知其為譯也……是以和訓回環之讀，雖若可通，實為牽強" 。所以他提出應該采用漢文直讀的方法來讀解中國文獻，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忠實于原著。為了提高自己的漢語水平，荻生徂徠與同好者們組成了研究中國語文和中日翻譯技巧的學術團體——譯社，定期活動，互相切磋。

　　日本現代著名漢學家竹內好、吉川幸次郎、實藤惠秀等也都曾經指出由漢文訓讀法產生的種種內容理解上的謬誤。很多日本人以為訓讀與漢文原著完全一致，因而在思想內容的理解上囫圇吞棗、含糊曖昧，也是訓讀給日本人造成的中日文化之間同文萬能的錯覺所導致的。但是漢文訓讀法在日本文化史上產生的影響之大是不容否認的。

　　江戶時代（1600——1867）不但使日本結束了連綿數百年的戰亂，而且使日本社會逐漸進入了以都市為中心的商品經濟時代。十八世紀初，日本擁有居民人口十萬以上的城市有金澤、名古屋，四十萬以上的城市有大坂和京都，而首都江戶的人口達一百萬以上，超過同時期的倫敦和巴黎。

　　由于傳統貴族社會解體，新的市民階級——以商人和手工業者為主的町人階層興起，教育逐漸普及。十八世紀初，日本有270多間地方公立"藩校"，1400多間普通程度的"私塾"，為平民子弟啟蒙而設的"寺子屋"到十九世紀中期超過一萬間。明治維新前后，能讀書寫字、具有初等教育程度的成年女子占人口15%，男子則高達40——50%，識字率與同時期工業發達的大英帝國不相上下。

　　由于新興的町人市民階層在文化口味上尋求官能的刺激，重視金錢和享樂，使小說、灘唱和浮世繪等文藝形式大為流行。中國明清白話小說也對他們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而白話小說這種俗語文學恰恰是不適宜訓讀的，非翻譯不可。中國明清俗語文學與町人讀者之間存在著許多中間媒介，最重要的就是漢語白話（俗語）翻譯的發達。

　　雖然江戶時代幕府繼續執行鎖國政策，自1633年起禁止日本人出境，也禁止外國人入境。但自1636年起，允許中國商船和荷蘭商船在長崎港靠岸進行貿易。再加上十八世紀以來的海上走私貿易，長崎成為中國文化的集散地。中國大陸由于民族、政治上的矛盾和迫害，到日本來避難的知識分子也多停留在這里。許多中國人居住在長崎以及筑前、博多，加入日本籍，精通中日語言，所以在長崎地方首先出現了專門從事把中國語口譯成日語的翻譯——唐通事這一職業群體，后來在西日本的其他地區以及京都、關東等地方也陸續出現。

　　在這種背景下，以明清小說、傳奇為代表的中國俗語文學在日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翻譯，例如《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西游記》、《肉蒲團》、《金瓶梅》、《三言二拍》、《游仙窟》等作品都在這一時期一譯再譯。其中《水滸》譯本達11種之多，并產生了大批諸如《日本水滸傳》、《女水滸傳》、《俳諧水滸傳》《忠臣水滸傳》等等的模擬作品。明代瞿佑的《剪燈新話》傳入日本后，被淺井了意翻譯改編，并據此創作出了《御伽婢子》、《狗張子》等假名草子，可以說對中國俗語文學的翻譯促進了江戶時代庶民文化與文學的繁榮。

　　逐字譯、逐句譯等特殊形式的翻譯應運而生，注釋漢文典籍的活動更加發達。不僅"訓讀"、"訓譯"、"通俗書"等半翻譯或準翻譯大行其道， 還出現了面向民眾、以普及文化為目的的"抄物"、"諺解"、"俚諺抄"、"首書"、"鰲頭""標注"、"國字解""俗語解"等翻譯形式，頗受大眾歡迎。

　　比如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在日本于1637——1714年間曾翻刻了8次，仍不能滿足廣大日本醫藥學界的閱讀需求，日本人便不斷地以"和談"、" 和名"、"倭名"等注釋加翻譯的方式出版了一批諸如《圖畫國語本草綱目》、《廣益本草大全》、《本草和名》、《本草綱目啟蒙》等"本草系列"。雖還不能稱為嚴格的翻譯，但用日語談論和介紹《本草綱目》的內容，在各種藥材品名下均附日語名稱，或附以編譯者若干解釋說明，以適應日本讀者的閱讀需要。

　　由于日本知識分子仍然以漢文為必修素養，所以在這一時期還出現了許多日本人用漢語寫作的以日本人為讀者對象的書籍，比如賴山陽的《日本外史》、丹波元堅的《傷寒廣要》、北山友松的《北山醫案》，還有普及西洋知識的岡本監輔的《西學探源》等。

　　清船帶來了大批的書籍等商品，幕府在長崎設置了書籍鑒定的專門機構，負責檢查鑒別輸入的中國書籍。幕府把輸入的書籍以官版翻刻，同時還獎勵大名翻刻。漢籍和刻事業可以追溯到八世紀，770年日本刻印了《百萬塔陀羅尼經》，成為和刻漢籍的開端。從此時起到江戶時代，漢籍和刻事業不斷發展，皇室、僧侶、學者、武士、商人等都先后參與，使中國文化通過這一途徑更加深入地滲透到日本社會。可以說近代以前的中國文化對日本社會在諸如政治、儒學、文學、醫學、藝術等各方面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 三

　　日本與西方的接觸可以追溯到足利時代，1543年（天文十二年）葡萄牙船第一次漂流到九州的種子島，為日本帶來了鐵炮；1549年西班牙宣教師帶來了天主教，在傳教的同時，施行醫術，并講授天動說時代的天文、地理知識，不過詳細內容已不可考。1590年日本少年赴歐洲學習天主教，此時西方印刷術傳到日本，日本翻譯并出版了一批天主教版書籍，有《教理問答書》、《伊索寓言》、《拉葡日對譯詞典》、《倭漢朗詠集》、《日本大文典》等宗教、文學、語言學方面近100種書籍。

　　德川幕府認為天主教有顛覆現行政權的危險性，便推行以禁教為目的的鎖國政策，于1630（寬永7年）開始禁止西方書籍、包括漢譯西書的輸入，西方的科學技術也被排斥在門外。但是由于繼續保持著與清朝和荷蘭的貿易關系， 17世紀中期以后，西方文明通過直接、間接兩種渠道進入日本，逐漸對日本社會產生影響。

　　首先所謂間接的渠道就是通過中國明清時代的一些關于世界史地和西洋法政的漢譯西書介紹西方的知識，如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1802年）、南懷人的《坤輿外紀》（1852）等。最值得注意的是魏源的《海國圖志》，該書成書于1842年，是記述西洋情勢的地理書，分論西洋近代各國國情，兼說近代武備、產業、外交等富國強兵之道。雖然嘉永6年以后才流傳到日本，但對于當時如饑似渴地吸收海外知識的日本人來說無異于福音書，立即受到熱烈歡迎。魏源的理論使日本幕末志士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安井息軒、橋本左內、吉田松蔭等人大為折服，在日本多次被翻譯、訓點，備受重視。

　　所謂直接的渠道是指經過被允許進入日本的荷蘭人以及荷蘭語書籍，獲得西方的學問和知識，這就是所謂"蘭學"。具體地說蘭學是在葡萄牙、西班牙之后于17世紀初來到日本、在整個鎖國時代壟斷日本對歐貿易的荷蘭所帶來的西方學問，但因為其內容包括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牛頓的學說，意味著近代歐洲的科學技術知識，所以在廣義上也屬?"洋學"范疇。"蘭學"并非僅指荷蘭的學問，而是經荷蘭移入的近代西方學問的總稱。

　　1720年（享保5年）除宗教關系以外的洋書輸入解禁，對日本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蘭學就是翻譯的學問，幕府儒官青木昆陽（1698——1769）和野呂元丈（1693——1761）受八代將軍吉宗的命令學習荷蘭語，分別撰寫和翻譯了《和蘭話譯》和《阿蘭陀本草和解》等，為此后蘭學的發展準備了語言知識基礎。后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學習荷蘭語，1783年大規玄澤著《蘭學階梯》，深受讀者歡迎，對蘭學普及起了很大作用。1785年前野良澤作《蘭日辭典》， 1798年稻村三伯等作《蘭日對譯辭書》，為荷蘭語書籍的翻譯提供了更多語言學上的幫助和條件。

　　原來蘭學書籍主要由江戶的醫生和翻譯來進行研究，屬于個人的業余愛好，學術水平低，而且缺乏系統性。直到前野良澤（1723——1803）和杉田玄白（1733——1817）等人于1774年將荷蘭語版人體解剖學著作《解剖圖譜》譯成日文，書名《解體新書》，才首次開辟了直接根據原典的自覺進行西方學術移植和研究的道路。作為第一本西書譯本（或謂應為著名蘭學大師本木良永（1735——1794）所譯《天地二球用法》，二書同出版于1774年8月），不僅通過醫學論證了西方近代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優越性，而且標志著蘭學在日本的形成。

　　繼外科的發展之后，1793年宇田川玄隨（1755——1795）翻譯出版了《西說內科撰要》，這是日本人翻譯的最早的西醫內科著作。另外醫藥學、植物學方面的譯著也相繼問世，也促進了日本近代醫學的成立和發展。由于蘭學最主要的學科是醫學，所以最初的譯作以醫學書籍為多。

　　1815年杉田玄白作〈蘭學事始〉，生動地描述了當年他翻譯荷蘭解剖學著作時的情景，并總結出三大翻譯方法論，即對譯（相當于直譯）、直譯（相當于音譯）和義譯。"對譯"就是使用漢字直接翻譯，比如腦、心、胃、血等?"直譯"就是無法用漢字直譯或意譯者使用漢字或假名來記其音，比如說，音譯作機里爾，后來被玄白弟子大規玄澤（1757——1827）意譯作濾胞，早田川玄真（1769——1834）在〈醫范提綱〉中作國字 "腺"，一直使用到今日。"義譯"就是本來沒有相應的漢語詞匯，日本人使用漢字來譯其意，比如神經、軟骨等詞。日本人還創出了很多類似的合成語，比如可以分解為骨 和膜 ，便由此造出了骨膜一詞，其他還有十二指腸等詞語。在其他學科方面還有諸如重力=重 + 力 ；焦點=燃燒 +點等詞，一直沿用到今日，在日本人發明復合語、合成語上漢語的造語能力發揮了重大作用。

　　蘭學的另一重要學科領域是天文學。本來日本以中國天文學為宗，一貫采用中國歷法。雖然在江戶時代前期曾經接觸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南蠻流天文學，但是隨著幕府對切支丹 的迫害，其學沒有流傳開來。1725年中國天文學家梅文鼎的《歷算全書》被訓譯，1798年志筑忠雄編譯了《歷象新書》，介紹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并將牛頓的力學體系介紹到日本。

　　隨著以醫學為中心的蘭學的發展，作為醫學的基礎的物理學和化學也開始被日本人所注意。他們掀起了西洋科學書籍的翻譯高潮，物理學有《氣海觀瀾》（1827），植物學有《植物啟原》（1833），化學有《舍密開宗》（1837），數學有《洋算用法》（1857）等譯著相繼問世。

　　蘭學是日本與西方文明接觸后產生的新的學術體系，蘭學奠定了醫學、天文學、數學、地理學、物理學和化學學科在日本的發展基礎。蘭學者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跳出中世紀的思想藩籬，開始打破民族的片面性與局限性，把目光轉向先進的西方近代文明，他們從傳統上以道德實踐為主的儒學者逐漸轉變為近代知識分子和科技人才。

　　幕府逐漸認識到蘭學作為科學技術的實用性，想加以利用，但又懼怕蘭學作為一種新的思想方法，會對現行政權的穩定性造成沖擊和批判，便企圖把它限制在科學技術的范圍內。1811年幕府設立蘭書翻譯局，網羅了社會上的眾多一流蘭學家，命學者翻譯了一系列有關當時國際情勢的譯著，比如根據法國切美爾編纂的百科全書荷蘭譯本翻譯成《厚生新編》等等。這標志著幕府對蘭學的統制和壟斷，把蘭學當作鞏固和加強政權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幕末的翻譯本來都是譯自荷蘭語，即使是德國或英國的書籍，也是荷蘭語的重譯，這是一大特色。但是自從1792年（寬政4年）俄國船來到日本根室要求通商以來，幕府迫于外交上的緊迫形勢，不得不令人學習俄語，翻譯有關俄國的歷史地理書籍以及反映日俄關系的外交文件。1808年（文化5年）英國船進入長崎港，挑起事端，幕府又不得不命人學習英語，可見但是的國際情勢已經發展到僅僅依靠荷蘭語已經不足以應付新的外交問題的地步了。

　　幕末時期隨著西方列強的海上挑釁，民族危機感開始籠罩日本，高唱日本至上主義的國學興起，與西方近代文明相對抗。然而清朝在鴉片戰爭中的慘敗，使日本在震驚之余，不得不尋求克服民族危機的切實有效的新對策。1853年在美國大炮的威逼下，日本被迫開國了。開國后，不僅蘭學，英、法、德、美諸國的學術和思想也涌入日本，當時總稱為"洋學"。這時的洋學已經不限于自然科學知識，也包括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社會科學和西方近代哲學。

　　1856年幕府在蘭書譯局的基礎上建立了"藩書調所"，翻譯西方書籍，研究海防所需要的知識和學問，培養對抗外壓的人才。后又改名"開成所"， 在"東洋道德加西洋藝術"的口號下，反對以往的所謂"虛學（如儒學），主張實學，即通過翻譯歐美科學技術書籍，移植并研究歐洲思想和先進技術，由此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1867年的明治維新是日本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折點，也是日本近代文明的開端。"文明開化"政策的提出、制定和全面貫徹執行，是日本長期以來蘭學、洋學和科技文明新興的必然結果，其目標是學習和趕超歐美等資本主義文明大國，以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批判、取代封建的觀念和舊習俗，從而使日本走上現代化道路。而"文明開化"的中心內容是推動近代啟蒙運動和興辦近代教育，具體步驟是派出巖倉具視使節團赴歐美實地考察，并重金聘請歐美技術專家和教師，引入和提倡西方生活方式的"現代資本主義精神"。

　　明治政府在國是《五個條誓文》中說："向世界求知識，大振皇基"，為達到文明開化，當務之急是向西方學習自然科學知識。所以明治初年的科學技術書籍大抵是外國相應學科的入門教科書的翻譯，甚至還有以兒童為對象的啟蒙書。繼著名啟蒙思想家、明治文化的先行者福澤諭吉（1835——1901）的《訓蒙窮理圖解》將天文地理、物理學等知識以通俗易懂的解說進行科學知識的普及之后，有不勝其數的"窮理"啟蒙書紛紛出籠。翻譯質量良莠不齊，有些譯作幾乎是牽強附會，尤其是科學術語的選定與統一成為最大的問題。鑒于這種情況，學術界不得不于1888年磋商出版了和英德法對譯的《物理學術語字典》等進行規范。

　　明治初期是日本全面移植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的的時期，英美書籍的翻譯介紹盛行。到了明治中期雖然繼續移植，但逐漸開始獨創的研究，并在大氣運動以及臺風理論、破傷風血清的發現等等領域取得了為世界所矚目的成就。明治后期日本產業發達，國力膨脹，明治初年成立的學士會院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加入了萬國學士院聯盟這一事件說明在科學理論研究和技術方面日本已經追趕上了世界的先進水平，日清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也表明了日本綜合國力已經發生了今非昔比的巨變。

　　可以說譯書是日本加速實現現代化的特殊手段，日本在"文明開化"進程的初期最大的動機就是富國強兵，所以所譯大多數是自然科學和應用技術方面的書籍，沒有深入到精神文化的本質方面。針對這種所謂"和魂洋才"的傾向，福澤諭吉在隨使節團出訪歐美之際，親身體會到歐美在政治、經濟、法律諸制度上的根本文化精神與日本的不同，他認為儒學的精神是絕對服從上級的，是僵化的，而歐美文化的精神強調獨立和進取。他回國后擔任幕府翻譯官，在訪歐札記《西洋事情》（1866）中說"洋籍舶來我邦日既久，其經翻譯者亦不為少，然窮理、地理、兵法、航海術等諸學日開月明，助我文明之治，補武備之缺者，其益豈不大哉。雖然余竊謂獨講窮洋外文學技藝，不詳其各國政治風俗如何，即得其學藝，以不反其經國之本，不啻無益于實用，卻將招害亦不可知。且觀各國政治風俗，莫若讀其歷史，然世人于其地理以下諸學，欲其速成，或讀之甚稀，實可謂實學欠典"。

　　《西洋事情》是簡要介紹西方文明的啟蒙書，用歸納的方法把握西方文化的共同精神，并把視點放在"經國之本"——政治上，在初編第二卷就介紹翻譯了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憲法，學習西方的范圍開始從科學技術轉向政治制度。《外編》（1868年）直接翻譯了19世紀蘇格蘭哲學家巴頓的《政治經濟學》。福澤喻吉在譯語選擇上很費思量，他從《康熙字典》里查到"汽"字，便用來翻譯以蒸汽機為動力的"汽車"、"汽船"；并因為懼怕"自由"容易從漢語字面上理解為無拘無束、放蕩無羈，而特意加上注釋。

　　1862年幕府向荷蘭派遣了津田真道、西周等留學生，津田、西周學成回國后，成為日本正式學習西方人文科學的先行者。他們歸國后成?"開成所"的教授，受命翻譯西方政治學方面的理論書籍。西周翻譯了《萬國公法》（1868），津田翻譯了《泰西國法論》（1868）。西周是西洋哲學的最初介紹者、傳播者以及日本近代哲學的開創者，是他首先將PHILOSOPHY這個詞譯為性理學、希賢學、窮理學、理學，后譯為哲學，至今仍為人們所沿用的哲學術語如主觀、客觀、理性、悟性、現象、演繹、歸納等譯名，皆出于其手。

　　與福澤諭吉相呼應，以成立于1873年（明治六年）的"明六社"為中心的一批啟蒙思想家以機關刊物《明六雜志》為主要陣地，介紹西方近代的思想和學問，以翻譯和宣傳西方思想家的著述和思想為主要方式進行啟蒙活動。從這個時期起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方面的譯書也逐漸增加，甚至最終超過了科學技術方面的譯著。當時由于急遽的的社會變化，需要大量的解說西方制度的書籍，語言成為重要問題。以前的日本知識分子以漢文為必須修養，現在漢語不得不讓位給西洋語言、尤其是英語了，教授英語的英學塾非常興旺發達。

　　西方人文思想在日本的傳播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明治初年到十年（1868——1878）。此時主要是英法的功利主義、實證主義和天賦人權思想在日本的傳播和吸收，主要思想家有穆勒、孔德、邊沁、斯邁爾、孟德斯鳩的著作被翻譯。英國思想家穆勒的影響尤為巨大，他的《自由論》、《議會政治論》、《經濟學原理》、《功利主義》等著作等均被譯成日文出版，并對日本社會的自由民權運動產生了很大影響。這是因為剛剛從壓抑人性的德川封建社會解放的人們，最容易對鼓吹萬民平等、獨立自主的學說產生共鳴，第二時期是明治10年代（1877——1887），啟蒙思想家的活動逐漸沉寂下來，斯賓塞的進化論哲學開始得到廣泛傳播。同時盧梭的思想對日本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在被譯成日文后，1882年日本自由民權運動家中江兆民（1847——1901）又以《民約譯解》為題，譯成漢文出版。而譯者中江兆民也以"東洋的盧梭"而聞名于世。由于盧梭的思想強調人民具有反抗權和革命權，等于為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提供了理論武器，明治專政政府懼怕這股英法思潮的傳播會威脅自身的統治，所以將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價值取向轉向了德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富蘭克林的《自傳》對明治時代有巨大影響。美國著名思想家富蘭克林在該書中反復強調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歌頌了效率、惜時、勤儉、守信、敬業等美德和觀念。1878年明治皇后翻譯了富蘭克林的"十二美德"，并改編為朗朗上口的詩文，在全國廣為流傳。

　　第三時期為明治20年代以后（1887——），以理想主義為中心的德意志近代哲學有了廣泛的傳播，黑格爾哲學吸引了很多日本青年。最后明治執政者出于鞏固專制政權的考慮，逐漸將吸收西方文化定位為德國的國家主義學說和傳統儒學道德的結合上，表現出反啟蒙主義和國家至上主義色彩。

　　明治后期社會主義思潮涌起，幸德秋水、片山潛等人組織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會，界利彥發行了社會主義研究雜志。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學說在日本得到廣泛傳播，在日本翻譯出版了大量關于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俄國革命的書籍，并且對中國革命也產生了巨大影響。

　　綜觀西方人文思想在日本的傳播過程，不僅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的主要著作都被譯成日文出版，而且日本啟蒙思想家在全面系統學習各種西方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起富有日本特色的理論和學說，社會影響極大。

　　翻譯文學也形成了輝煌，講談社、新潮社等都紛紛出版面向中小學生的世界文學名著系列，啟蒙、熏陶了一代日本人的文學感受性，為日本文學乃至思想文化提供了豐富的思想養分。1889年從德國留學歸來的森鷗外出版了譯詩集《于母影》，把翻譯的方法嚴密地區分為意譯、句譯、韻譯、調譯四個方面，森鷗外、永井荷風等人都是當時的名譯。

　　四

　　中日文化交流歷史上可以說有兩次高潮。第一次是630年——894年間的遣唐使時代，當時中國正是封建經濟與文化高度發達的盛唐時代，而日本則處于從奴隸制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當權的新貴族富有進取心，在260年間先后向中國正式派遣了18次使團，大批的留學生和學問僧隨同前來中國學習，中國的思想文化和典章制度對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的改革和建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進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建立和鞏固。

　　第二次高潮是在近代。如果說第一次高潮主要是日本向中國學習，那麼第二次高潮則主要是中國向日本學習。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擺脫了民族危機，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對當時正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的中國是一個莫大的震動和刺激。

　　甲午戰爭撮爾小國日本打敗滿清帝國，震驚了世界，也振奮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日本著名知識分子如福澤諭吉、加藤弘之、內村鑒三等人都為日本贏得一場"文明的圣戰"而歡呼，執政者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人也認為明治維新的成功標志著日本的西化成功了。但是由于俄、法、德三國聯合起來，迫使日本歸還遼東，使日本人頓悟文明的西方世界并無"正義"與"公理"，只有"強權"，許多歐化主義者、國粹主義者轉化為國家主義者。無論是明治初期的脫亞論還是此時的興亞論，都是輕視中國文化，重視西洋文化，希冀與西方再爭長短思想的產物。

　　在這種社會趨勢下，一般日本人認為漢文漢學有礙于日本對歐洲近代學科的學習，再加上從幕末時期起由于當時日本人隨意使用假名文字記錄發音，造成日語本身的混亂，在國學家中間掀起了國字改良運動。而由于漢字的繁雜難記，更由于簡便合理的羅馬字體系所代表的蘭學等西方先進文化的影響，國字改良論往往與漢字廢止、漢學排斥論聯系在一起。明治以后中國文獻已經不能吸引日本翻譯家的興趣，在1896——1911年期間日譯中書僅16種，而日譯西書達1469種，東西失衡，一目了然。

　　另一方面中國因為甲午戰敗的刺激，朝野上下痛感變法圖強之必要，認為引進泰西法政新學是先決條件，而在具體辦法中，派遣留日學生和廣譯日文書成為不爭之論。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都認為日本與中國同文同種，學習日語三月至半年即可通達，所以當時中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等國都派遣了留學生，而以日本最多。當時中國向日本學習，成為我國吸收西方資本主義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的重要途徑。

　　中日戰爭結束后的第二年（1896年），經過選拔考試，最早的十三名中國留學生來到了日本。其中最小的13歲，全都留著辮子，就讀于東京高等師范學校（現在的東京教育大學），學習日語和中學程度的數學、物理、化學等學科。從此以后不但在中國掀起了留日熱潮，在日本也相應地出現了一批從事留學生教育的私立學校，如弘文學院、日華學堂、成城學校、東京同文書院、實踐女學校（秋瑾畢業于此）等。到1906年，在日中國留學生達到了1萬人左右，并出現了象魯迅與藤野先生那樣的感人佳話。

　　翻譯日文西書成為吸收西方文明和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張之洞在《勸學篇· 廣譯》中指出："各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以譯之，我取經于東洋，力省效速。……譯西書不如譯東書。"康有為于1887年編成《日本書目志》，在序文中?" 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因此翻譯日本書就是"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而要書畢集矣"。

　　1896年京師同文館增設東文館，正式著手培養譯材。翌年康有為、梁啟超在上海創辦大同譯書局，其翻譯對象"以東文為主，而輔以西文；以政學為先，而次以藝學" 。各地紛紛開設東文學堂，并重金禮聘日本教習，1900——1911年間僅有姓名可考的日本教習就有430人左右，其中不乏飽學之士。20世紀初年來華受聘充任中國各地軍事、外交、法政、農業、教育等各方面顧問的日本專家也為中國翻譯了相關書籍，如"修訂法律館"顧問小河滋太郎就協助中方翻譯了德文《獨逸監獄法》。在清末翻譯人才缺乏的情況下，他們對于中國的翻譯事業也有所貢獻。

　　在甲午戰爭之前，中國只翻譯了一冊日本經濟方面的書籍。而甲午戰爭之后，為了學習西方近代文明和文化，大量的日文書受到翻譯，內容涉及哲學、法律、文學、教育、地理歷史、自然科學、軍事、醫學等等領域。清末自然科學方面的教科書幾乎全是日文譯本，如《物理譯解》、《分析化學》、《動物學新論》、《微分積分學綱要》等。甚至可以說近代中國人的新知識大部分是通過日本書籍得到的。

　　這個時代日本人撰寫的關于中國文學、史學、哲學等方面的日文學術研究著作也被大量翻譯，如青木正兒的《中國近世戲曲史》、鹽谷溫的《中國文學概論》、鈴木虎雄的《中國古代文藝論史》、宇野哲人的《中國哲學概論》、本田成之的《中國經學史》、內藤虎次郎的《先秦經籍考》等無不以客觀嚴謹的科學研究態度和廣博、確鑿的論證方法受到中國學術界的很高評價。

　　十九世紀中葉先后發生了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中日之間在政治上處于不幸狀態，但民間交往不斷，在1920——1930年間的中日文化交流當中，日本是以先行者的姿態出現的，當時中國革命志士當中的很多人是通過日文書籍吸收了如法國大革命、盧梭的民約論等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學說，從而滋生了革命思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潮也是經由日本傳來的，中國幾乎翻譯了日本這方面的所有重要著作。李達翻譯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礎理論》、薩孟武翻譯了《馬克思十二講》，對于中國了解和傳播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以及唯物主義思想有很大的幫助。日本的杉山榮、山川均、界利彥、河上肇等人的著作一譯再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李大釗就曾經受到河上肇的影響和啟發。

　　日本的幸德秋水認為繼俄國十月革命之后，中國革命和朝鮮獨立運動，才有日本的革命，所以他期待著中國革命，翻譯了孫中山的《革命潮》，刊登在《平民新聞》上，還與中國革命同盟會的章炳麟、張繼等人來往密切。宮崎滔天等人對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民族革命提供了贊助，中國革命受到日本人的重要影響。

　　其中日本社科書籍的漢譯對中國影響最大，中國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很多學術術語如近代化、工業化、生理學、封建主義、共產主義、可能性、創造性、心理作用、精神作用、緊張感、優越感、經濟學、社會學等等名詞都是從日本傳來的。在翻譯西方著作時，日本人以漢字的中國造語法來翻譯、創造了許多漢語原本沒有的新詞語，方法上有形容詞加動詞，如哲學、物理；或是副詞加動詞，如獨占、獨裁、反動；還有動詞加目的語，如共產、無機、總動員等等，所以中國人也好理解，以至于日本制的新詞充斥于中國譯本，最終成為漢語的一部分。

　　1912年中國辛亥革命成功，日本感到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的理解很重要，開始重視中國社科書籍的翻譯。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書籍開始使用口語，使日本人逐漸感到閱讀困難；另一方面是由于明治以來日本人的漢文讀解能力普遍下降。

　　一戰使日本人對西方文明本質的疑慮加深，社會開始回歸傳統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古代文化，希圖從中尋求匡世救時的秘方。在此種時代背景下，日本社會對佛學的興趣提高，所以1912年以后的日譯漢書，以佛教經典為大宗。

　　中國文學的翻譯也是重要一環。不少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在此時期第一次被譯成日語，如《聊齋志異》、《剪燈新話》等。規模龐大的《國譯漢文大成》（1921 年），收錄了數十種中國古典以及俗語文學作品，1926年出版的《支那文學大觀》規模更大，專收古典戲曲和白話小說。有些日本文學大家如龍澤馬琴、幸田露伴、芥川龍之介、佐藤春夫、谷崎潤一郎、川端康成等有深厚的漢學修養，在翻譯事業方面也發揮了不同凡響的水平。

　　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運動也吸引了日本學者的興趣。1937年七大卷本的《大魯迅全集》出版，是中國現代文學在日本被翻譯介紹的一大里程碑。日本新進的青年知識分子們成立?"中國文學研究會"，積極從事中國文化和新文學的譯介工作，短短幾年時間就把數十位新文學作家如林語堂、周作人、魯迅、沈從文、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矛盾、丁玲等人的作品譯成了日文。

　　社會科學方面除了文學名著，近代中國黨政要人的作品被翻譯的也很多，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蔣介石的《抗日論》等。中國共產黨和青年黨人的作品也有翻譯，比如周恩來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問題資料》等。還有中華民國各種重要法律規定，幾乎全有日譯本。有關中國社會經濟產業的譯書還有陶希圣的《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等。譯者除著名學者外，多為日本官方或半官方機構，如外務省文化事業部、東亞調查局、滿鐵調查科、大連商業會議所等，這反映日本對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的關注不純是學術上的需要，更有制訂國策上的參考目的，這在戰爭期間表現得更加明顯。

　　明治維新以后，中國、日本都最重視對方的政治經濟，其次日本人重視中國的文學、哲學，而中國則偏重于科學技術方面。中國翻譯日本書籍是為了通過日本觀察西方和世界，接受西方的知識學說；相反日本翻譯中國書籍是為了發掘中國國情，為其侵略目的服務。單純就翻譯事業來看，當時日本汲汲于吸收西方文明，視中國為落伍者，翻譯的整體趨勢是輕中重西的，日譯中書的成績，在質和量上都比不上以東京研究社和白水社為代表的英法文著作的翻譯。

　　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宣告日本近代天皇制、法西斯軍國主義的破產，也宣告其在思想文化上的失敗。美軍單獨占領了日本，以美國文化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全面涌入日本，日本迎來了第二次文明開化的高潮。

　　當時在科學技術和生活方式上日本與美國有天壤之別，日本努力地攝取美國文化，而翻譯事業推動了日本全面吸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的現代化進程。日本在鋼鐵工業、化學工業、發酵工業技術、電氣通信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家用電器工業技術、機械工業技術、原子能發電技術、空間科學技術等領域努力引進歐美先進技術，并不斷地進行獨創的革新和開發。198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提出了"科技立國"的政策和方針，經過十年的奮斗，日本已經成為科技大國，在超級計算機、航空超導、軟件生產、太陽能發電、新陶瓷材料、智能機器人等領域接近甚至超過了美國的水平，在世界處于領先地位。

　　同時在美國的指導下，日本在政治、經濟、教育、科學研究等領域進行了民主化改革。特別是日本吸取過去偏重自然科學，因而阻礙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導致社會畸形發展的教訓，重視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從美國引進了科學邏輯學、心理學、人文地理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教育學、語言學等學科。在這里僅從翻譯對日本文學的影響這一角度做一個詳細介紹。

　　由于戰敗，傳統價值觀破滅，日本社會普遍陷入悲觀失望之中，感到自我之外的一切都是毫無價值的，只有自我才可信，自我的存在成為最大的和唯一的問題。于是存在主義哲學家尼采和薩特的全集、選集、專著都被譯成日文出版，薩特的影響更擴展到文藝界和其他社會科學學術界。

　　戰后1946年，以翻譯出版《墻》單行本為契機，薩特主張"介入文學"的思想對戰后日本文學產生很大影響，主要表現在日本的存在主義作家們紛紛嘗試以存在主義理論來表現和反映戰后社會的整體危機意識。日本存在主義文學的基本內容是探討戰爭對人性的扭曲、人的存在的荒謬性和反省人的存在的價值。在批判戰爭的基礎上，強調尊重人和人性。大江健三郎是新生一代的存在主義作家，他通過描述個人所體驗的現代人面臨的核危機、殘疾危機、性危機來尋求日本現代社會的定勢，從而形成大江式的存在主義文學。他成功地將存在主義理論日本化，并于199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這標志著日本文學繼川端康成之后再一次走向世界。

　　同時戰后中國文獻的翻譯也出現了新的局面。古典文學方面大部頭的叢書紛紛問世，有平凡社的《中國古典文學大系》50余卷，《中國古典文學全集》30余卷，筑摩書房的《世界文學大系》收入《中國古典詩集》2卷及《中國散文選》，讓中國古典文學在世界文學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國現代文學的翻譯也有長足的進步，魯迅譯本多達80余種，郭沫若達50余種，老舍也有30多種，連趙樹理、高玉寶、浩然的作品也被翻譯，成為世界翻譯文學的罕見現象。大型叢書有河出書房的《現代中國文學全集》、平凡社的《中國之革命與文學》、東方書店的《現代中國革命文學集》等。以《毛澤東選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著作也被翻譯介紹到日本。

　　還有一批關于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教育、歷史地理的文獻如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等首次被翻譯，中國史乘有關日本的記載紛紛被翻譯，顯示長期以來受皇國史觀禁錮的日本史學的全面解禁，并表明日本學者對于中國歷史整體的發展產生了興趣，大多數日本譯者對中國的態度和翻譯的動機在戰前和戰后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前是把中國作為"被動的""無機的"參考資料，或一種情報上的知識；而現在是作為"思想上的知識"、是"世界性的、主動的、有機的"資料，與日本本身息息相關的，是日本讀者必須正視的現象，這無疑促使戰后的翻譯在質和量上都有很大提高。

　　綜觀日本文化的發展歷程，可以說對外來文化的借鑒是日本歷史的一個重要內容，而翻譯是文化交流和文化借鑒的一個重要而有效的手段。日本主動地有選擇地引進和移植中國和西方的先進文化，自覺地進行一系列的社會改革，并帶動了新的生產方式和政治經濟體制的誕生，使日本社會相對穩定地步入了一個又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這種日本型發展模式中，可以看到翻譯事業對文化的貢獻和作用是巨大的，翻譯帶來了新觀念、新思想，它在人們的頭腦中完成了不流血的革命，并促使人們在社會變革中去實踐他們的主張，翻譯對于日本社會和日本文化的發展可謂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