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大學畢業，去國土地理院、繪地、地、地圖。”

　　于是，我不禁再次感嘆：世上果然有多種多樣的希望，人生目標也各所不同。我來東京后一開始便發出諸多感嘆，此其一。不錯，假若沒有幾個人對繪制地圖懷有興趣和強烈熱情——人多了怕也大可不必——那是有些不好辦。不過，想進國土地理院的卻是每說到“地圖”兩字便馬上口吃之人，也真是有些奇妙。他也不總是口吃，但一說到“地圖”一詞，便非口吃不可，百分之百。

　　“你、你學什么？”他問。

　　“戲劇。”我答說。

　　“戲劇？就是演戲？”

　　“步步，那不是的。是學習和研究戲曲。例如拉辛啦易卜生啦莎士比亞啦。”

　　他說，除了莎士比亞外都沒聽說過。其實我也半斤八兩，只記得課程介紹上這樣寫的。

　　“不管怎么說，你是喜歡的嘍？”

　　“也不是特別喜歡。”我說。

　　我這回答使他困惑起來。一困惑，口吃便更厲害了。我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件十分對不起人的事。

　　“學什么都無所謂，對我來說。”我解釋道，“民族學也罷，東洋史也罷，什么都行。連看中這戲劇，也純屬偶然，如此而已。”這番解釋，自然還是沒能使他理解。

　　“我不明白，”他真的一副不明白的臉色，“我、我嘛，因為喜歡地、地、地圖，才學地、地、地圖的。為了這個，我才讓家里寄、寄錢，特意來東京上大學。你卻不是這樣……”

　　他講的自然是正論，我不便再解釋了。隨后我們用火柴桿抽簽，決定上下床。結果他住上床，我在下床。

　　他身上的打扮，總是白襯衫黑褲子和藍毛衣。光頭，高個兒，顴骨棱角分明。去學校時，時常一身學生服。皮鞋和書包也是一色黑，看上去儼然一個右翼學生。也正因如此，周圍人才叫他是“敢死隊”。但說實話，他對政治百分之百的麻木不仁。不過是嫌選購西裝麻煩罷了。他所留心的僅限于海岸線的變化和新鐵路隧道的竣工之類。每當接觸這方面的話題，他便結結巴巴地一講一兩個小時，直到我抽身溜走或睡著才住嘴。

　　清晨6點，他隨著足可代替鬧《君之代》歌聲起床。看來那故弄玄虛的升國旗儀式也并非毫無效用。旋即穿衣，去洗臉間洗漱，洗臉時間驚人地長，我真懷疑他是不是把滿口牙一顆顆拔下來刷洗一遍。返回房間后，便“噼噼啪啪”地抖動毛巾，小心翼翼地按平皺紋后，放在暖氣片上烘干，并把牙膏和香皂放回擱物架。隨后，擰開收音機做廣播體操。

　　我晚間看書看得很晚，一覺睡到早上8點多鐘。所以即便他起來弄得簌簌作響。甚至打開收音機作廣播體操，一般我都只管大睡其覺。可是，惟獨到了廣播體操那跳躍動作部分，卻是非醒不可。不容你不醒。因為他跳躍之時——也確實跳得相當之高——便把床板震的上下顫抖。頭三天，我都忍了。聽人說集體生活是需要某種程度的忍耐的。但到第四天早上，我認識到可不能再忍下去了。

　　“對不起，廣播體操在樓頂什么地方做好么？”我開門見山，“你那么一做我就不用睡了。”

　　“可都6點半了呀！”他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

　　“那我知道，不久6點半了嗎？6點半對我是睡眠時間。原因不好解釋，反正就這習慣。”

　　“那怎么成！在樓頂做，三樓就有意見了。這是因為下面房間是貯藏室，誰都不會說三道四。”

　　“那就在院子里做，在草坪上！”

　　“也不行。我、我那收音機不是晶體管的。沒、沒電源不能用，沒音樂我又做不了操。”

　　的確，他的收音機相當原始，是交流電源式的。而我那個倒是晶體管，可又是音樂專用，只能收立體聲短波。罷了罷了，我想。

　　“讓你一步，”我說，“做體操可以，只是把跳躍動作去掉。那部分太吵了。這回總可以了吧？”

　　“跳、跳躍？”他滿臉驚異，反問道，“跳躍是什么，跳躍？”

　　“跳躍就是跳躍。就是上上下下一蹦一跳的！”

　　“沒那回事啊！”

　　我開始頭痛，沒心思再和他羅嗦下去。但轉而一想，既然話已出口就該說清楚才是。于是，我一邊哼著廣播協會那段“廣播體操第一”的曲子，一邊在地上實際蹦跳一番。

　　“看見沒有，就這個，怎么能沒有呢？”

　　“啊，倒也是，倒是又的，沒、沒注意。”

　　“所以我說，”我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希望你把這部分免掉，其他的我全部忍勝吞氣了。只要你不跳，就能讓我睡個安穩覺，行嗎？”

　　“不行不行。”他說得倒也干脆，“怎么好漏掉一節呢。我是十年如一日做過來的。一旦開了頭，就、就下意識地一做到底。要是去掉一節，就、就、就全部做不出來了。”

　　我再也說不出什么，能說出什么呢？最有效的莫過于把他那個活氣死人的收音機稱他不在從窗口一甩了事。可是不用說，那一來肯定像打開地獄之門似的捅出一場騷亂。因為敢死隊這小子拿自己的東西極其注意。我啞口無言，在床邊茫然坐著。這當兒，他笑嘻嘻地安慰道：

　　“渡、渡邊君，你也一塊兒起來不久得了。”言畢，到食堂吃早餐去了。

　　講罷敢死隊和他做廣播體操的趣聞，直子“撲哧”笑出聲來。其實我并不是當笑柄講的，但結果我也笑了。看見她的笑臉——盡管稍縱即逝——實在相隔很久了。

　　我和直子在四谷站下了電車，沿鐵路邊上的土堰往市谷方向走去。這是5月中旬一個周日的午后。早上“劈里啪啦”時停時下的雨，上午就已完全止息了。低垂的陰沉沉的雨云，也似乎被南來風一掃而光似的無影無蹤，鮮綠鮮綠的櫻樹葉隨風搖曳，在陽光下閃閃爍爍。太陽光線已透出初夏的氣息。擦肩而過的人都脫去貿易和外套，有的搭在肩頭，有的挽在臂上。在周日午后溫暖陽光的愛撫下，每個人看上去都顯得分外開心。土堰對面的網球場上，小伙子脫去襯衫，穿一條短褲揮舞球拍。只有并坐在長凳上的兩個修女，依舊循規蹈矩地身著黑色冬令制服。仿佛惟獨她們四周沒有陽光降臨，但兩人還是一副心滿意足的神態，享受著曬太陽聊天的樂趣。

　　走了15分鐘，背上滲出汗來。我于是脫去棉布襯衣，只穿圓領半袖衫。她把淺灰色的運動衫的袖口挽到臂肘上。看上去洗過好多遍了，顏色褪得恰到好處。很久以前我也似乎見她穿過同樣的襯衫，但記不確切，只是覺得而已。關于直子的事，當時記得確實不很多。

　　“集體生活怎么樣？和別人朝夕相處，可有意思？”

　　“弄不太清，才一個月過一點嘛。”我說，“不過，倒也不壞，至少還沒有叫人吃不消的事。”

　　她在飲水臺前停住，喝了一小口水，從褲帶里掏出白手帕擦了擦，然后彎下腰，細心地重新系好皮鞋帶。

　　“你說，我也能過那種生活？”

　　“集體生活？”

　　“嗯。”直子說。

　　“怎么說呢，這東西主要看個人想法。傷腦筋的事說有也是有不少的。一些規定羅羅嗦嗦，無聊的家伙耀武揚威，加上同室人6點半就坐廣播體操。可是，如果想一想這類事到哪里都在所難免，也就心平氣和了。只要你心想只能在此度日，就能湊合下去。就這么回事。”

　　“呃——”她點點頭，似乎想起了什么，停了一會兒。之后就像審視什么世間珍品似的凝眸注釋我的眼睛。仔細看去，發現她的眼睛是那樣深邃和清澈，令人怦然心動，這以前我竟沒有發現她有如此晶瑩澄澈的眸子。想來，我還真沒仔細看她眼睛的機會，兩人單獨走路是第一次，說這么多話也是第一次。

　　“打算搬進寄宿宿舍？”我試著問。

　　“不不，不是那樣的。”直子說，“只是想想，想集體生活是什么樣子，我是說……”直子咬起嘴唇，搜尋合適的字眼，但終究沒有找出來。她嘆了口氣，低下頭，“我想不明白，算了。”

　　交談到此為止了。直子開始再次向東走，我留點距離隨在后面。

　　我差不多一年沒有見到直子了。這一年里，直子瘦成了另一個人。原先別具風韻的豐滿臉頰幾乎平平的了。脖頸也一下細弱好多。但她這種瘦削，看上去非常自然而嫻雅。簡直就像在某個狹長的場所待過后，體形自行纖細起來一樣。而且，直子要比我以前印象中的漂亮。我很像就這點向直子講點什么，但不如怎樣表達，結果什么也未出口。

　　我們也不是有什么目的才來這里的。在中央線電車里，我和直子偶然相遇。她準備一個人去看電影，我正要去神田逛書店。雙方都沒什么要緊事。直子說聲下車吧，我們就下了車，那站就是四谷站。當然，只剩下兩人后，我們也沒有任何想要暢談的話題。至于直子為什么說下車，我全然不明白。話題一開始就無從談起。

　　出得站，她也沒說去哪里就快步走起來。無奈，我便追趕似的尾隨其后。直子和我之間，大致保持1米左右的距離，，若想縮短，自然可以縮短，但我總覺得有點難為情。因此我一直跟在離直子1米遠的身后，邊走邊打量著她的背影和烏黑的頭發。她戴一個大大的茶色發卡，側臉時，可以看見白皙而小巧的耳朵。直子不時地回頭搭話。我有時應對自如，有時就不知如何回答，也有時聽不清她說了什么。但對直子，我聽見也好沒聽見也好似乎都無所謂。她說完自己想說的，便繼續向前走。也罷也罷，反正天氣不錯，散散步也好。我決定由她去了。

　　可是，就散步來說，直子那步伐又有點過于鄭重其事。到了飯田橋，她向右一拐，來到御堀端，之后穿過神保町十字路口，，登上御茶水坡路，隨即進入本鄉。又沿著都營電車線路往駒也走去。路程真長的可以。到得駒也，太陽已經落了，一個柔和溫馨的春日黃昏。

　　“這是哪兒？”直子突然察覺似的問道。

　　“駒也。”我說，“不知道？我們兜了個大圈子。”

　　“怎么到這兒來了？”

　　“你來的嘛，我只是跟著。”

　　我們走進車站附近的蕎面館，簡單吃點東西，我口渴，一個人要來啤酒。等待東西端來的時間里，我們都一句話沒說。我走得累了，有點打不起精神，她兩手放在桌面上沉思什么。電視的新聞節目里，報道說今天這個周日任何一處游樂場所都人頭攢動。我們可是從四谷步行到駒也，我想。

　　“身體真不錯啊。”我吃完蕎面說。

　　“沒想到？”

　　“嗯。”

　　“別看我這樣，初中時還是長跑選手，跑過十幾公里呢。而且，由于父親喜愛登山，我從小每到星期天就往山上爬。記得不，我家后面就是山吧？所以，腿腳就自然而然變得結實了。”

　　“真看不出來。”我說。

　　“倒也是。別人也都說我長得太嬌嫩了。不過，人可是不能貌相喲！”說罷，補充似的微微一笑。

　　“這么說你別見怪，我可是累得夠嗆。”

　　“對不起，讓你陪了一整天。”

　　“不過，能和你說話，挺高興的。以前好像兩人一次都沒單獨說過話。”說罷，我便回想說過什么沒有，但根本想不出來。

　　她下意識地反復擺弄著桌面上的煙灰缸。

　　“噯，要是可以的話——我是說要是不影響你的話——我們在見面好么？當然，我知道按理我不敢說這樣的話。”

　　“按理？”我吃了一驚，“按理是怎么回事？”

　　她臉紅了。大概我太吃驚的緣故。

　　“很難說明白。”直子辯解似的說。她把運動衫兩個袖口拉到臂肘上邊，旋即又褪回原來位置。電燈光把她細細的汗毛染成美麗的金黃色。“我沒想說按里，本來想用別的說法來著。”

　　直子把臂肘拄在桌面，久久看著墻上的掛歷，似乎想要從中找出合適的字眼，那當然是不可能的。她嘆口氣，閉上眼睛，摸了下發卡。

　　“沒關系。”我說，“你要說的好象能明白。我也不知道怎么說才合適。”

　　“表達不好。”直子說，“這些日子總是這樣。一想表達什么，想出的只是對不上號的字眼。有是對不上號，還有時完全相反。可要改嘴的時候，頭腦又混亂得找不出詞來，甚至自己最初想說什么都糊涂了。好像身體被分成兩個，相互做追逐游戲似的。而且中間有根很粗很粗的大柱子，圍著它左一圈右一圈追個沒完。而恰如其分的字眼總是由另一個我所擁有，這個我絕對追趕不上。”直子仰臉盯著我的眼睛，“這個你明白？”

　　“或多或少，誰都會有那種感覺。”我說，“誰都想表現自己，而又不能表現得確切，以至焦躁不安。”

　　我這么一說，直子顯得有些失望。

　　“可我和這個也不同的。”直子說，但再沒解釋什么。

　　“見面是一點也不礙事，”我說，“反正星期天我都顯得百無聊賴，再說走走對身體也好。”

　　我們乘上手山線，直子在新宿轉乘中央線。她在國分寺租了間小公寓。

　　“哦，我說話方式同以前不一樣了？”臨分手時直子問我。

　　“好像稍微有點不同。”我說，“不過哪點不同，我又說不清楚。老實說，記得那時候見面倒是不少，卻沒怎么說過話。”

　　“是啊。”她也承認，“這個星期六可以打電話給你？”

　　“可以，當然可以。我等著。”我說。

　　第一次同直子見面，是高中二年級的春天。她也是二年級，就讀于教會背景的正統女笑。正通倒是正統，但如果對學習太熱心了，便會被人指脊梁骨說成“不本分”。我有一個叫木月的要好朋友（與其說要好，不如說是我絕無僅有的唯一朋友），直子是他的戀人。木月和她幾乎是從一降生就開始的青梅竹馬之交，兩家相距不到兩百米。

　　正像其他青梅竹馬之交一樣，他們的關系非常開放，單獨相處的愿望似乎也不那么強烈。兩人時常相互去對方家里，同對方家人一起吃晚飯、打麻將。還有好幾次拉我赴四人約會。直子領過一個同班女生，四人一同去動物園，去游泳池，去看電影。但坦率地說，直子領來的女生盡管可愛，但對我太高雅了。作為我，合得來的還是公立高中那些雖然多少有些粗俗之感卻可以無拘無束地交談的女孩子。直子領來的女孩子那招人喜愛的頭腦中到底在想什么，我實在莫名其妙。估計她們對我也同樣莫名其妙。

　　由于這個原因，木月便放棄了四人約會，而只我們三人——木月、直子加我，或外出游玩或談天說地。想起來是有些不正常，但就效果而言，這樣倒最是其樂融融，相安無事。而四人相聚，氣氛總有些不太融洽。三人在一起，便儼然成了電視中的專題采訪節目：我是客串演員，木月是精明強干的主持人，直子則是助手。木月總是節目的中心，而他又干的的確得心應手。木月有一種喜歡冷笑的傾向，往往被人視為傲慢，但本質上卻是熱情公道的人。三人相聚時，對我對直子他都一視同仁，一樣地搭話，一樣地開玩笑，，注意不讓任何人受到冷落。倘若有一方長久默然不語，他就主動找話，巧妙地把對方拉入談話圈內。每見他這樣，就覺得他煞費苦心，而實際上恐也不致如此。他有那么一種能力，可以準確無誤地捕捉住氣氛的變化，，從而渾灑自如地因勢利導。另外他還有一種頗為可貴的才能，可以從對方并不甚有趣的談話中抓出有趣的部分來。因此，每次與他交談，我就覺得自己儼然是個妙趣橫生的人，在歡度妙趣橫生的人生。

　　然而他決非社交式人物。在學校里，除我以外它同誰也合不來。我總不明白，此等頭腦機敏、談吐瀟灑之人為何不向更為廣闊的世界施展才華，而對只有三個人的小天地感到滿足。至于我純屬凡夫俗子，并無引人注意之處，只喜歡獨自看書獨自聽音樂。更不具有值得木月刮目相視并主動攀談的某種出人頭地的才能。可是我們卻一拍即合地要好起來。他父親是牙科醫生，以技術高明和收入豐厚知名。

　　“這個星期天來個四人約會如何？我那個她在女校，會領些可愛的女孩兒來的。”相處后不久木月便這樣提議。

　　“好哇。”我說。就這樣我遇到了直子。

　　我和木月、直子三人不知如此歡聚了多少次但當木月暫時離開只剩下兩個人時，我和直子還是談不上三言兩語。雙方都不曉得從何談起。實際上我同直子之間也沒任何共同語言。所以，我們只好一聲不吭地喝水，或者擺弄桌面上的東西，等待木月的轉來。他一折回，談話便隨之開始。直子不怎么喜歡開口，我么，更樂意聽別人說。這樣，和直子單獨留下來，便每每覺得坐立不安。并非不對胃口，只是無話可說。

　　木月的葬禮過后大約兩周，我和直子見了次面。因有點小事，我們在一家飲食店碰頭。事完之后，便沒什么可談的了。我搜刮了幾個話題向她搭話，但總是半途而廢。而且她話里似乎帶點棱角。看上去直子好像對我有所不滿，原因我揣摸不出。從那次同直子分手，到這次在中央線電車中不期而遇，其間一年沒有見面。

　　直子對我心懷不滿，想必是因為同木月見最后一次面說最后一次話的，是我而不是她。我知道這樣說有些不好，但她的心情似乎可理解。可能的話，我真想由我去承受那次遭遇。但畢竟事情已經過去，再怎么想也于事無補。

　　那是5月一個令人愉快的下午。吃完午飯，木月問我能不能不上課，和他一起去打桌球。我對下午的課也不是很有興致，便出了校門，晃晃悠悠地走下坡路，往港口那邊逛去。走進桌球室，玩了四局。第一局我輕而易舉地贏了，他于是頓時認真起來，一舉贏了其余三局。我按事先講好的付了費用。玩球時間里，他一句玩笑也沒說——這是十分少有的。玩完后，我們吸了支煙，休息一會。

　　“今天怎么格外的認真？”我問。

　　“今天我可是不想輸。”木月滿意地笑著說。

　　那天夜里，他在自家車庫中死了。他把橡膠軟管接在N360車排氣管上，用塑料布封好窗縫，然后發動引擎。不知他到底花了多長時間才死去。當他父母探罷親戚的病，回來打開車庫門放車的時候，他已經死了。車上的收音機仍然開著，腳踏板夾著加油站的收據。

　　既無遺書，也沒有推想得出的動機。警察以我是同他最后見面說話的人為由，把我叫去了解了情況。我對負責問詢的警察說：根本沒有那種前兆，與平時完全一樣。警察對我對木月似乎都沒什么好印象。仿佛認為：上高中還逃學去打桌球的人，即使自殺也沒什么不可思議。報紙發了一小條報道，時間就算了結了。那臺 N360車被處理掉。教室里他用過的課桌上，一段時間里放了束百花。

　　木月死后到高中畢業前的十個月時間里，我無法確定自己在周圍世界中的位置。我結交了一個女孩子，同他睡過覺，但持續不過半年。她也從未找我算帳。我選擇了東京一所似乎不怎么用功也可考取的私立大學。考罷入了學。考中也沒使我如何欣喜。那女孩兒勸我別去東京，但我死活都要離開神戶，想在無一熟人的地方開始新的生活。

　　“你和我睡過了，所以就不拿我當回事，是不是？”她哭了。

　　“那不是的。”我說。我只不過想離開這個城市。但她想不通。隨后我們就分道揚鑣了。在去東京的新干線電車中，我回想起她的長處和優點，后悔自己干了一件十分虧心的事。可是已經追悔莫及了。我決定把她忘掉。

　　到得東京，住進寄宿宿舍開始新生活時，我要做的僅有一件事，那就是對任何事物都不想的過于深刻，對任何事物都保持一定距離。什么敷有綠絨墊的桌球臺呀，，紅色的N360車呀，課桌上的白花呀，我決定一股腦兒把它們丟到腦后。還有火葬場高大煙囪中騰起的煙，警察署問詢室中呆頭呆腦的鎮紙，也統統一掃而光。起始幾天，進行的似乎還算順利。但不管我怎么努力忘卻，仍有恍如一團薄霧狀的東西殘留不走。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霧團狀東西開始以清楚而簡練的輪廓呈現出來。那輪廓我可以訴諸語言，就是：

　　死并非生的對立面，而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

　　訴諸語言之后確很平凡，但當時的我并不是將其作為語言，而是作為一團薄霧樣的東西來用整個身心感受的。無論鎮紙中，還是桌球臺上排列的紅白四個球體里，都存在著死。并且我們每個人都在活著的同時像吸入細小灰塵似的將其吸入肺中。

　　在此以前，我是將死作為完全游離于生之外的獨立存在來把握的。就是說：“死遲早會將我們俘獲在手。但反言之，在死俘獲我們之前，我們并未被死俘獲。”在我看來，這種想法是天經地義、無懈可擊的。生在此側，死在彼側。我在此側，不在彼側。

　　然而，以木月死去那個晚間為界，我再也不能如此單純地把握死（或生）了。死不是生的對立面。死本來就已經包含在“我”這一存在之中。我們無論怎樣力圖忘掉它都歸于徒勞這點便是實證。因為在17歲那年5月一個夜晚俘獲了木月的死，同時也俘獲了我。

　　我在切身感受那一團薄霧樣的東西的朝朝暮暮里送走了18歲的春天，同時努力使自己避免陷入深刻。我隱約感覺到，深刻未必是接近真實的同義語。但無論我怎樣認為，死都是深刻的事實。在這令人窒息般的悖反性當中，我重復著這種用永不休止的圓周式思考。如今想來，那真是奇特的日日夜夜。在活得好端端的青春時代，居然凡事都以死為軸心旋轉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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